前不久是《欢乐颂》热播，最近却又有了“丧文化”的流行。在《欢乐颂》里五位姐妹在经历了诸多的曲折和磨难之后，依旧言笑晏晏，懂得了“自爱”；而街头与案头的“丧文化”，白幡黑联，丧棒孝章，仿佛要埋葬全部生活，却又其乐融融生意火爆。
如果仅仅从赚钱角度来说，《欢乐颂》“卖笑”，丧文化“卖哭”，倒是交相辉映一时成趣。让我想起来小时候曾经有过的一个玩具“转脸娃娃”：转一下是笑脸，再转一下是哭脸；正看倒看，不同的心境。这也像极了我们的人生，前脸迎来新生命，欢欢乐乐皆大欢喜；后手送走隐化者，悲悲戚戚唇亡齿寒。活的哲学，自然经由死之诠释，才会真正领会其内在拒绝绝望的崇高。
当前之中国，正处在伟大的上升时期，奇怪的是，却出现了这种诡异的“丧文化”——一种用出丧情景来表达颓废和绝望的文化。葛优躺、丧茶、崩溃主题酒店、《感觉身体被掏空》……青年人还没有理解活着的意义，就已经开始用死亡的符号来自嘲了。
丧文化表达的是疲惫不堪和不愿意振作，是用“将要死了”的象征，表达自己要“放下一切”的情绪。什么还没有呢，就已经忙着放弃一切；一切都是刚刚好的开头，就急匆匆要结尾了。这就像是没有才气的三流作家，做起了一流作家的梦——可是，就连梦想也没有能力拼凑下去。什么东西让今天的年轻人这样沮丧不安逡巡不前？
有趣的是，在《欢乐颂》里，邱莹莹这个角色一味就知道赚钱，那种没头没脑的劲头，赚足了弹幕上厌烦的口水。一面是空空荡荡了无意义的墓碑脸，一面是痴心不改不顾一切的发财梦，看似相反的状况，实则一对孪生的姐妹：之所以觉得自己的人生了无生趣，不正是因为只知道钱财第一的头脑吗？
如果人们只知道利益的伟大，那么，就会蔑视其他的意义。这真是一个值得深思的议题：很多人觉得，我们活着，利益当先并不妨碍我们充满理想地生活。殊不知这个理想过于天真。恩格斯在《英国状况·十八世纪》文章里这样提到：“利益被升格为人类的纽带——只要利益仍然正好是主体的和纯粹利己的——就必然会造成普遍的分散状态，必然会使人们只管自己，使人类彼此隔绝，变成一堆互相排斥的原子”。
正是从《欢乐颂》里我们找到了解读“丧文化”的秘诀——《欢乐颂》之欢乐乃是一种这样的欢乐：只有懂得自己顾好自己的“自爱”，才会有人生的真正欢乐； 所以，“丧文化”就有了两个截然相反的意思：丧文化是一代新人类在利己主义的观念下没有能力创造价值感的表达，同时，也是吊诡地拒绝傻头傻脑一味只知道赚钱牟利“活法”的表达。
丧文化一面在说，“没啥值得做”，另一面也在说，“那啥我不做”。是，丧文化终究还是强烈地趋向于“不做”。
在一次南方高校的讲座中，我重提理想主义的意义；一位青年学生质疑我说，理想主义有什么用呢？殊不知，理想主义的魅力，恰恰就在于它对抗“有用没用”这种市侩主义的哲学。总觉得自己“没用”，殊不知“有用”是通过为了“有用”的心志创造出来的。所以，丧文化尽管可以流行，却终究不能传世。20世纪80年代的桀骜不驯、90年代的动物凶猛，无论怎么离经叛道，至少都还在激情四溢地行动。今天之掏空的身体与吧嗒嘴优哉游哉的吃货，少了一点动起来的力量。有些时候，做比想重要。做事情，总是做着做着就想明白了。其实，没有什么活着的意义是别人给的。等不来意义就垂头丧气，找不到价值就百无聊赖。丧文化之出现，如张口待饲的雏鸟，而不是无欲则刚的飞鹰——除了敢于飞起来，你绝不会属于天空。
本文作者周志强 南开大学文学院教授，从事文化批评与文化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