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洛克潮流

今天，来聊一聊巴洛克潮流吧。

巴洛克时期，鲁本斯是杰出的巴洛克画家。

因而，以对色彩掌控为基础的色彩、光线和运动的绘画新概念，在彼得·保罗·鲁本斯(1577-1640年)的人物绘画中得到最高体现。

沃尔夫林认为，鲁本斯的画作融合了定义巴洛克式美学的五个特征:第一，开放的形式，打破了文艺复兴时期人物形象的向心力和柔和主义，将其与环境融合在一起;第二，构成深刻，空中视野得到充分体现;第三，构成开放，所有要素似乎由内力推动着向画外延展;第四，构成统一，与要素的并置相反;第五，构波昏暗，通过各种形式的交互作用，产生形式上的摩擦感。

此后，为了构建这种新的感官话语，鲁本斯尝试了不同的绘画技巧，把他对上个世纪艺术家们的钦佩与自己的表达需求结合起来，同时完善了本人的文化和科学修养。

他为安特卫普大教堂创作的《下十字架三面画)(1612年)中所展现出来的个性特点，使他赢得了知名度和认可。

由于基督身体的有力对角线和其他人物的曲线共生，场景呈现出一种内在的运动。

与此同时，从那时起，他接到的委托纷至沓来，创作了许多关于虔诚事项的画作，例如《上十字架》(1610年)、《最后的审判》(1615年)、《坠入地狱的罪人》(1620年)、《两个小偷之间的基督》(1620年)和《圣伊尔德丰索三面画》(1630年)。

*他的世俗精神使他在以神话为主题的画布上自由发挥:(喝醉的西勒努斯》(1616-1618年)、《劫夺留西帕的女儿)(1616-1618年)、《亚马逊之战》(1619年)、《美惠三女神》(1630年)和《帕里斯的评判》(1638一1639年)。

另外，他的画像仅仅显示了外观和身体。

而且，他还培育了风景画，他的《爱之园》成为瓦托“游乐画”的起源。

鲁本斯的绘画是政治宣传的极好工具，因为他的绘画出色地表现了客户想要绘制的图像。

加上他作为外交官出使西班牙、法国和英国等国的经历，使他执行了更重要的委托，例如巴黎的卢森堡宫玛丽·德·美迪西斯画廊的作品，由菲利普四世委托他为“帕拉达塔”创作的系列绘画。

当然有许多助手参加了这一庞大的计划，其中包括约尔丹斯。

鲁本斯弟子中位于前列的是安东尼·凡·戴克(1599一1641年)，他是为贵族绘画的画家。

如果说鲁本斯的绘画彰显了人的生物学特征，那么，凡·戴克本人则从社会方面对人进行评价。

为此，他以突出表现服装的方式，描绘优雅而娇嫩、仪态特殊的模特。

模特们纤细而修长的双手异常独特，无力地垂下来，强化了人物女性化的特质。

他经常使用灰色，导致色彩失去了光亮。

作为卡洛斯一世的御用画家，他在英国度过了人生最后的几年。

他创作了君主骑在马上的画像，画中的国王像是穿过凯旋门的罗马皇帝。

但最有名的画作还是表现国王全身和马的前四分之一的那张肖像画，画作把君主表现为一个人，而不是世界的统治者(1635年)。

他的众多门徒延续了他这个具有特色的风格。

1630年前后，反改革的精神教会被胜利的教会所取代，教会在政治上得到巩固，并成为天主教基督教超越地域的中枢。

这个权力教会不再仅仅是说教的，而是试图通过造型的形式实现自我肯定。

而艺术品则开始寻求一种节日的和充满活力的美学，以符合其对赞美和典礼仪式的渴望。

对胜利的渴求使建筑物的屋顶画满了湿壁画，这些壁画形成了整体结构，以完全的巴洛克式观念为主导。

乔凡尼·兰弗兰科(1581-1647年)在罗马的圣安德烈大教堂和那不勒斯大教堂开始了这种风格的绘画。

这个时期，彼得罗·达·料尔托纳(1596-1669年)在罗马开办了一所采用巴洛克美学的装饰学校。

他装饰了罗马的巴贝利尼宫、佛罗伦萨的皮蒂官和瓦利拉的圣玛利亚大教堂的屋顶。

那不勒斯人卢卡·乔丹奴(1632-1705年)继承了他的风格、用轻巧的技艺高速地绘画。

他最重要的湿壁画是在马德里为埃尔·斯科里亚尔的楼梯和教堂、布恩·雷蒂罗卡的房屋绘制的。

魔术师般的绘画表达了统治无限空间的巴洛克式梦想，这要归功于耶稣会士安德烈亚·德尔波佐(1642-1709年)在圣伊格纳西奥教堂，以及巴琪亚奇(1639-1709年)在耶稣堂穹顶上令人印象深刻的装饰。

在所有这些壁画中，新的寓意和神话的思想结合在一起，这些是17世纪的象征性文化，是天主教胜利的具体体现。

在西班牙，巴洛克潮流在塞维利亚和马德里拥有最高的代表。

巴尔托洛梅·埃斯特万·德·穆里略(1617-1682年)当时是天主教意识的最佳诠释者之一。

如果说之前的时期，选择的是将圣徒英雄化和颂扬过度化，那么，穆里略则通过创作将神圣人性化的感性主义绘画，拉近了宗教与人们之间的距离。

在他年轻时期的作品中，例如《小鸟的神圣家族》(约1650年)，画面以形式上的壮观、现实主义的细节和阴暗主义的温暖光亮度为特征。

但是在1658年来到王宫之后，他的画作发生了变化，具有了自己的敏感性。

1660年前后，他的画作开始表现出更丰富的色度和光线度，顺畅而具有蒸发性的笔触，令人钦佩的构图能力，以及对模特的理想化处理。

他的《圣弗朗西斯和被钉十字架》(约1668年)，将神圣之爱或与耶稣基督神秘结合的抽象思想物质化，耶稣基督用一只手臂拥抱放弃了尘世间事物的圣徒。

并且，同样的神秘主义也出现在为塞维利亚大教堂创作的《端详着孩子的圣安东尼》中。

他在主题方面最具原创性的贡献是关于孩子们的画面，这些可能源于北欧的绘画。

神圣的儿童充满温柔，在画面中非常突出，例如在《神圣的牧羊人》(1655一1660年)、《施洗礼者小圣约翰》(1660-1670年)和《壳牌的孩子》等画作中。

另外，还有那些快乐而无忧无虑的常见画面场景，如《吃甜瓜和葡萄的两个孩子》和《玩骰子的孩子们》(约 1670年)。

更甚，巴洛克的鼎盛覆盖了卡洛斯二世的统治时期。

凯旋式的装饰是为注定要失败的政治局势服务的，君主制度已摇摇欲坠。

最受称颂的巴洛克画家是塞维利亚人巴尔德斯·莱亚尔(1622-1690年)。

他的狂暴气质使他创作了一种颂扬不愉快和阴森恐怖的作品，例如在他为塞维利亚慈善医院教堂所创作的《最后时日》(1672年)中所展示的那样。

这两幅油画受到教堂规划委托人唐·米格尔·德马纳拉所作的《真理的话语》的直接启发，表现了人类悲惨生活结局的思想。

在其中的一张画布上出现了死亡，就像一副骨象一样，扑天了用一根蜡烛来表现的生命。

而另一方面，生命的虚荣体现在被蛆所腐蚀和蚕食的肉上，这些蛆代表着世界上所有的权力。

当然，他的风格也充满活力和色调，就像其他画作一样，如为塞维利亚圣耶罗尼莫修道院创作的《天使鞭打圣哲罗姆》或《对圣哲罗姆的诱惑》。

作为静物画家，除练习雕刻和蚀刻外，他还绘制了高超的《骄傲的虚空》。

在17世纪下半叶，在马德里的核心地带同样也感受到了鲁本斯和意大利巴洛克风格的戏剧性。

胡安·卡雷尼奥·德·米兰达和克劳迪奥·科埃略是卡洛斯二世的御用画家。

在卡雷尼奥·德·米兰达(1614-1685年)为幼年国王所作的《卡洛斯二世》，为女摄政王所作的《奥地利的玛丽安娜女士》《圣克鲁斯侯爵》和《帕斯特拉纳公爵》等肖像中都采用了这种强烈的技法。

因此，所有这些都表明，卡雷尼奥是西班牙凡·戴克风格的最佳模仿者。

这一时期的顶尖人物是克劳迪奥·科埃略(1642-1693年)。

在他的装饰性作品中， 最突出的是萨拉格萨圣罗克教堂的湿壁画;在有关圣坛的绘画中，为埃尔·埃斯科里亚尔修道院所作的《神圣形式的崇拜》(约1685-1688年)，因其色彩丰富，技法流畅，以及对场景效果的关注而脱颖而出。

带着完全的戏剧感，他在产生于视幻觉的空间中布置了一个肖像画廊，这种视幻觉显得将神圣王室的建筑做了延长。

因此，作品反映了17世纪西班牙所存在的强烈宗教性。

这个时期的部分现藏作品:

鲁本斯的作品:《帕里斯的评判(1600年，现藏于伦敦国家美术馆);《美惠三女神》(约1630年，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穆里略的作品:《施洗礼者小圣约翰》(约1670年，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吃甜瓜和葡萄的两个孩子》(约1645年，现藏于慕尼黑老美术馆)。

胡安·巴尔德斯·莱亚尔的作品:《转瞬之间》( 1672年，现藏于塞维利亚慈善院)。

胡安·卡雷尼奥·德·米兰达的作品:《奥地利的玛丽安娜女士》(1669年，现藏于马德里普拉多博物馆。）

PS:部分资料来自世界绘画史和美术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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