县文工团的表演节目是《火车向着韶山跑》，然而没有谁见过火车——演员们用胳膊和腿模仿火车行驶，嘴里“呜——呜——”的声音便是汽笛声。
这是电影《站台》开头的情景。演出结束后，漆黑一片的班车上再次响起了年轻人的呜吼，以及被这呜吼感染出的兴奋。
从头至尾，火车都是一个隐喻。刚改革开放后的八十年代，社会上充满新鲜与变化，即使在相对闭塞的汾阳县里，年轻人已经开始追寻起流行。他们朗诵奔放热情的诗，穿改制的喇叭裤，谈自由的恋爱，一切新生事物都在彰显未来的美好，仿佛他们年轻人如何憧憬，未来便如何发生。他们顾不上父辈的不理解，即便代沟会形成阻挠，他们仍可以在放着外国电影的影院里大声地笑。年轻人的理想似乎是不可阻挡的了，至于每个人的理想究竟是什么，好像说得清又好像说不清，总之，要比现在好。在对未来的憧憬中，这不可阻挡的理想如此真实，生活的节奏终会随着它走，只有眼前的现实才会显得虚幻。
直到他们第一次听见火车。那巨大的呜吼声终于以震慑人心的力量响彻在某个不远处的地方，人们疯狂地奔跑着，跑向这个神秘的，令人产生原始好奇与兴奋的，谁都没有见过的庞然大物。然而他们只看到了火车的车尾——一个呼啸而过冷峻的背影。人们停下脚步，不再追赶，胸腔里似乎有股往外冲的力量需要呐喊，他们接二连三地呼喊起来，快速移动的黑影越来越小，除此以外，天地之间找不到其他的共鸣。那种兴奋和刺激开始掺杂落寞，一点不被等待的渺小感。火车，好像是怎么追赶都追赶不上的了。
留着长发的男青年一剪刀剪掉了自己的头发；跳《路灯下的小女孩》的两姐妹只能用卡车在路边空地搭台表演，且无人问津；心气骄傲的尹瑞娟最终和崔明亮结了婚，成了一名公务员；而崔明亮，有着充沛活力和热情的崔明亮，终于躺倒在家里的沙发上，沉沉地睡着了。十年的光阴，变化不再带给人新鲜，而是带来疲倦，因为青春，恰恰业已走了。与之有关的理想，憧憬，遥远而虚幻——不过是当时的一股念想，真实的是现实，眼前平缓沉重的现实。
因为电影《站台》，我得以窥见一点历史，那是不应遗忘的变化的八十年代，一群年轻人，一群普通人注解的历史。而历史仿佛总能置换——这个时代飞速变化，年轻人同样追着火车，然后有的不再奔跑。
难道时间要验证的是理想的虚无吗？未果的事便成了虚幻，然而产物不是存在的唯一证明，在这之前的心血和尝试，即使最终没有产物用以纪念，它的发生毋庸置疑，甚至于起初那纯意识的憧憬，一样真实可感。办公室里的尹瑞娟穿着制服，一个人静静地跳起舞来，她不必感到体制的拘束，控诉现实的乏味，只是曾经的理想触发了心底的一丝热情，她便依旧可以自在快乐地舞蹈。我们仍旧憧憬理想，敬畏理想，就像尹瑞娟抱在怀里的儿子同样迷恋烧水时水汽的声音——那像极了火车的汽笛声，那是每一代人记忆中最重要的一部分。人对世界的认知投射了太多经验，从少年到成年，即使是完全客观的事物，人所感知到的也有很大差异，但回过头去看，没有人会否定他童年世界的真实性，即便以现在的眼光看那是幼稚的，它也启发了对世界最初的好奇与热爱。理想是基于一定经验以后的好奇，人应该保有自主的憧憬，起码每一代的年轻人，尽情地去追一追火车，虽然旅途的更迭“疲倦而哀伤”，但只有每一代年轻人的追逐，才带来平凡现实的生机与喜悦。
贾樟柯把他的《站台》献给他的父亲，我想再把它献给所有的年轻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