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来到临床之后，问老师的问题得到最多的回应就像“妹妹，你真的太理想化了”“中国的国情和人口素质就是这样”“你只能去适应现实，而不是它来适应你。”

身为被如此回复的妹妹我虽感意料之中，但也感受到不可言说的伤痛…因为这不是客观环境的问题，这本质上是关乎自身定位的发问。护理到底是什么，护士在干些什么，我们应该做些什么。

当一个个面色惶惑疲倦的病人站在备药室和护士站的走廊通道口的时候，在手心握出汗渍的抽血单和登记卡，拥挤嘈杂的排队人群和不断“等一等”的护士，我们思考过无菌操作环境和病人的疾病体验和心理状态吗？

当手术完的病人虚弱无比躺在那里，面临对凌晨三点打印欠款单第二天就停药不满的家属，难得我们只会固守自己的“遵规打印”的传统，然后口头上说说“三个小时就来药，放心三个小时死不了，我们有急救车”吗？

当被护士执行了三四次的PICC（经外周置入的中心静脉导管）的癌症病人次日手臂发热，红肿胀痛，我们除了之前不耐烦的抱怨其血管的糟糕程度“给你一个人插我都能给三个人插管了”，之后让老两口顶着大太阳去药店买一堆抗生素简单换个敷料，能有更专业的处理方式吗？

当我们呼唤病人“八床，来抽血了”得到的回应是“我不叫八床，我叫雷小英”的时候；当我们一天之内给同一个病人换药反复地问“叫什么名字啊？”病人指了指手腕带不想再说话的时候；当我们就坐在护士站血压计旁边，面对等待已久的病人的询问只会说“我不是量血压的”的时候…

我们有没有对自己的言行和推己及人的他者、朝夕相处的器物有过深入的思考，真正做的是“护理”应该做的事？面对每一个对他们来说意义独特的疾病状态下的人，面对这自我意识和价值早应该得到正视的人，我们是否有资质真正让“护理人”和“被护理人”真正成为人？面对自身朝夕相处的所谓护理模式的经验：专业角度下的血管评估和并发症处理，患者家属沟通的信息告知和健康宣教，护士自身角色任务合作与定位，难道没有任何改进的思考和尝试吗？

当对硬性环境条件，物理区划，医院规定，病人特质，甚至是更重要的软性传统经验，自身精力，社会认知，我们都倍感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要的改变，不可能是大张旗鼓的变革，却可能是润雨无声蚁穴于堤般的星星之火。

我们能做的，或许就在每一个我们尚未意识到的细节，比如告知，我们就多说那么几句话“医药费用一定要保证充足，不然会停药，楼下缴费的地方扫码可以随时查看费用。”“我来给您核对一下，姓名要您自己说出口是我们的核对要求”或者就多说几个词“雷阿姨”“王奶奶”，就能避免很多潜在的麻烦与不适；比如评估，建议用药和执行侵入性操作的之前严格评估，根据患者状况与医生建议、处理经验再推荐用药而不是像个手足无措的家长动辄买一大堆抗生素。如果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有几个人排队等待做侵入性高难度置管操作，是不是首先就应该进行详细评估，合理分流，有序分配。这样岂不是能让口中盲目的“我忙不赢”变成在效率中的人力资源再生产。

忙碌与重复是现状，但其不应该成为现状下人们理所当然拒绝思考的借口。不仅是宏观构建，更重要的是细微的努力和尝试做出的改变。护理是什么，护理应该做什么又怎么做，这个每一个护理人最应该回答的问题，成为了最难回答并放弃回答的问题。我又一次感到悲哀，不是“我们走了太远，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出发；我们做了太久，忘记了自己到底在做什么。”的状态，而是我们对其感到理所当然并为之辩护。

“你看不见我在忙吗”“你问的都是些什么问题”“你太理想化，临床就是这样的。”“我们一直都是这么做的，这么做也没有什么问题啊”。不知道“从来如此”的逻辑，活埋了多少“理想化”的人头，然后前来者还要扬起一铲子“我以前也是这样的”的土灰直浇其面。

如果我打算放弃争辩“理想化”对自己的形容，那我更愿意把它看成联系主体与客体的理解与向往，不是浮在空中遥远而不可实现的“理想国”；看成人之所以为人而非现实和资本器具的依据，而非愤世嫉俗的炮灰或犬儒主义的盔甲。真正的理想化，是对现实的热切渴望，源源不断地推翻改造更新，但这种磅礴的欲望质地反而是温和的，耐心的，对待它就像对待和自己孩子一样的，包含着对一切可能的温度，弹力与韧性。也许被嘲笑一次次仓皇倒地，心中仍期待着这荒漠里，有一天它抽芽生长，绿意葱茏。

“妹妹，你真的太理想化了。”

“老师，我想看见一片绿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