象棋文化中的科学意蕴

作为中华民族优秀文化遗产的象棋，自古即为广大民众喜闻乐见，在训练人的思维方式上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数十年来，本人反复思考的的课题是，如何使象棋活动对思维的积极作用由“隐”渐“显”，以更多地发挥它对人们日常生活以及科学研究中的启迪作用。该文亦可视作个人数十年来研究成果的概括与总结。

一、  象棋中的科学元素

象棋虽自古被视为一门技艺或艺术，其实它也有上升为一门科学的内在潜力。说象棋能够成为一门科学，这首先是因为象棋中含有丰富的科学元素（或称基因）。

以下拟将象棋所含的科学元素，概括为四个方面。

（一）象棋以游戏的形式满足着人的探索本能

人类之所以能够从动物界超越出来，这与人自身理性的不断发展息息相关。“超越已知，探求未知”即是人类在理性驱使下的探索本能。弈之趣，正在于以其特定的方式满足着人的探索本能。弈者作为“局中人”，扮演着“考官”与“受试者”的双重角色。

落坐棋枰，犹入 “考场”， “这步棋该如何走”乃双方共同面对的“考题”，须轮流作答。在寻求答案的过程中，棋手的思维经历着“由现象到本质”，“由初级本质到二级本质”的循环往复过程。就此而言，下棋与科学研究中的思维程序类似。

有历史学家曾说： “历史研究就像做拼图游戏，那些零散的构件就是史料，而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对这些丰富多彩、混杂重叠、真真假假、虚虚实实以及不断增加的构件反复进行鉴别、筛选、去伪存真、去粗取精，再按照自己的认知、经验和逻辑把它们拼装在一起，形成一幅图像——也就是历史学家眼中的历史故事。”下棋的思维运作也莫过如此。

初临棋枰，满盘棋子犹如各自孤立的 “碎片”，棋手的任务，是先要在头脑中构思出一个“拼装”后的图形，即棋局未来的“画面”。对弈须由双方棋手共同来完成，且双方追求的目标又具有对抗性特点。对弈双方的竞争，其实是在争夺“拼装” 未来 “画面”（即棋局）的主导权而已。在这争夺的过程中，为了使自己能够成为主导方，就得小心翼翼地去考察各个“碎片”间的各种联系，在纵横交错的复杂联系中细察各种可能的变化趋势，再在未来可能出现的种种“画面”中权衡有利与不利因素，并以此为基础作出正确的选择，制定预想中合理的 “拼装”方案。以上也可理解为是以“已知”（棋盘上呈现出的表象） 为前提探求“未知”（棋子之间的种种复杂关联并确定 “如何走”）的过程。由于棋子间的联系常常是彼此重叠且又相互掩盖，因此要想真正做到由此及彼、由表入里决非易事。

（二） “妙手”出自关联

“棋中自有妙手在”。 从主观方面讲，“妙”者，是在不同凡响处显示 “美好”与 “神奇”，并从中获得一种精神上的享受。妙手得益于弈者的“神机妙算”，但在这背后，却倾注着棋手的智慧与辛劳。就客观方面讲，妙手又须以特定的形势为前提，缺少了必要的客观前提条件，再高明的棋手也会陷入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的无奈之中。这里所谓 “客观条件”，乃是指棋子间存在着多重的复杂关联。这种小棋盘上的“时势”，也同样为 “英雄”提供着“用武之地”。从这意义上讲，（妙）“棋”是从“结”中生出来的。

弈林中的 “妙手”，与科学研究中的新发现有相通之处吗？回答是肯定的，因为二者都建立在对 “整体”深刻洞察的基础之上。

我们不妨将棋与“元素周期律”作个比较。 “元素周期律”在化学发展史中具有里程碑意义，科学家们正是从对自然界的这种整体理解出发，在许多新的元素尚未被发现之前，就预言过这些新的个体的存在（玻尔对第72号元素铪的预见便是其中一例）。下棋要能走出妙手，同样也须以对局势的“整体”的理解为前提与基础！棋手们正是凭着这种对“整体”的理解而发现某一“个体”之妙用的（即走动某个棋子后所产生的妙用），并让人分享到其中的“美好”与“神奇”。科学家们能够探究出新的 “个体”，大多是为解释某种“异常”现象而预先作出的预测（如通过对天王星在特定位置上出现 “位移”现象的探究，认为是由于另有一星体对其产生的引力所致，由此而测算出了海王星的位置并被观测证实）。

就哲学的一般意义上讲，这种新发现是通过对新发现的“功能”而探秘到了一种新的实体性“要素”的存在。象棋中的妙手，则是从整体需要补充某种新“功能”作为出发点，循此而研发出某棋子之“妙用”。

为了说明对作事物整体理解的重要性，以下再举一例。

2013年诺贝尔物理奖获得者之一彼得·希格斯，为解释物质的质量之迷，曾在1964年提出“粒子场”存在的整体设想，从这种整体设想出发，他预言有一种能吸引其他粒子进而产生质量的玻色子的存在，这种玻色子特殊个体在2012年大型强子对撞机对撞实验中被探测到。这种被探测到的新“个体”，只因所显示出的是科学研究中的“整体思想”之威力，所以此奖项只授给了“整体思想”揭示者，而不是实验中的探寻者。以是观之，象棋中的“妙手”，虽仅仅只是一个棋子的走动，但该子之动所显现出的，却是整体构思之“妙”！

由上所述我们不难看到，妙手之于棋局，于个体与整体之间起到了“巧嫁接”的功效。从中，不仅可回味个体与整体间的相激相荡之功，更能欣赏到二者的相映成趣之美，这也正是象棋受人青睐的关键所在。

（三）显现与遮蔽——“当局者迷”与“互补原理”

欣赏棋中妙手令人流连忘返，棋中漏招则让人追悔莫及。妙手与漏招，都与棋子间联系的复杂多样性相关。在棋子间的诸多联系中，“隐” 常被“显”所遮蔽，这就使人容易产生思考时的片面性。

对棋局漏招之评说，观者多以“当局者迷”来解释。但无论生活中还是科学研究中，“当局者迷”均具有相当的普遍性，更有人立足于哲学的高度予以探讨。

玻尔作为量子力学领域的一位世界著名的科学家，在一段时期内曾受困于该领域普遍存在的“波粒二象性”（微观粒子的波动性与粒子性不可能在同一次实验中被测量到）。在历经较长时间的思考之后，玻尔在上世纪二十年代的一次科学会议上，以《量子公设和原子理论的晚近发展》为题作演讲，第一次提出了“互补原理”。玻尔指出：“一些经典概念的应用不可避免的排除另一些经典概念的应用，而这‘另一些经典概念’在另一条件下又是描述现象不可或缺的；必须而且只需将所有这些既互斥又互补的概念汇集在一起，才能而且定能形成对现象的详尽无遗的描述”。

玻尔的上述论述，因其上升到了哲学的高度（超越了他所从事的微观科学研究领域），从而对上述现象赋予了普遍性内涵，被一些科学界人士视作“概括自然界中一些不能组合成单一图景的基本规律之解释的一种足够广阔的构架。”

在玻尔看来，无论是在自然界还是在人类社会，由于普遍存在“无法去验证一种特性的同时保证另一种特性不受到干扰或破坏”的情况，以至有时候科学家们承认了客观事物的一些侧面就不得不放弃它的另一些侧面，这也正是 “互补原理”提出的原由所在。它所凸显的，是具有“横看成岭侧成峰”意味的客观事物的复杂多样性。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指出，显现的同时就有遮蔽。显现和遮蔽是同一事情的两个方面。由于认识上“遮蔽”情况存在的普遍性，致使中国古代哲学家荀子曾以“解蔽”为题作过专门论述。

将“当局者迷”与玻尔提出的 “互补原理”联系起来思索，更易使人看到，临局之人其思维容易深深陷入某一局部或片断，或者当其为某种情绪所笼罩支配之时，便会妨碍从客观的立场上看待各种事物现象，于是也就陷入了 “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之中。

古人云：“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下棋时易出错漏的事实给人的启发在于：从多侧面多角度思考问题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四）“手谈”启迪思维，激发智慧之光

“辩证法”一词，原含“对话”、“辩论”之意。下棋也属原本意义的“辩证法”，区别仅在于所使用的“工具”不同：“手”谈而已。“手谈”中既能在互斥中弥补思维中的欠缺与不足，激发思想之光，且能助人透过盘内 “小世界”，进而领悟盘外大世界！比如当你在“小世界”中为贪吃一子而后悔之余，或许在“如何走好自己的人生路”上能有更多的思索进而获得更多的领悟。

象棋以“象”作棋名富含深意，其“始发站”当属《周易》。往后的诸多典藉及中华医学中，言象者甚多。《道德经》中就曾有过“大象无形” 之说。何谓 “大象”？所 “象征”之物太多太广也。因其既多又广，故趋之 “无形”，以至通 “道”。当今棋坛著名棋手许银川一幅题字中讲得颇为精当——“半壁河山半攻守，半争成败半悟道。”

二、象棋步入科学之林须遵循科学的一般规律

大千世界中当一些现象尚未得到解释的时候，必会激起人们探究的兴趣。科学历史主义认为，“科学发现不是一种新的客体或新现象的发现，而是寻求一种新的解释，一种对分散的零乱的经验材料做出新的系统化或整体化解释”。人类对科学的不懈追求，重要目的之一便在于求得 “对经验材料的系统化解释”。爱因斯坦曾说，“科学的目的，一方面是尽可能完备地理解全部感觉经验之间的关系，另一方面是通过最少个数的原始概念和原始关系的使用来达到这个目的”。可见对科学理论的探求，源之于获得一种“解释模式”，使人由仅仅“知其然”上升到“知其所以然”。科学需要有自己的“概念模式”，惟其如此才能使芜杂繁多、令人头晕目眩的众多现象被“统领”起来，使以前看似杂乱无章的东西，变得井然有序起来。所以 “寻求概念模式”，“充分体现了科学解释的科学发现本质。”

象棋中内含科学元素，这是它能升华为科学的前提条件，但象棋并非天然就是科学。要使象棋真正成为科学，就得遵循科学的一般规律及规范性要求。其中最重要的是要为“象棋科学”确立必备的基本概念体系。有了这些基本的概念体系方能“以简驭繁”，将象棋中众多现象层面的东西统领起来。这些基本的概念量少而抽象程度高、涵盖面广、可解释的范围大。

若是想要真正求到这些基本概念，就不能局限于象棋本身，而须将眼光放开。科学史上任何一门新科学的诞生，几乎都包含着对其他领域成果的借用或借鉴。象棋要成为科学，一是要对科学及哲学发展的长河有所了解，了解各门科学形成、发展的一般特征；二是要善于“借用”。即要善于将哲学与科学发展中可资借鉴的新成果，经创造性转化后移植到象棋科学体系中来，这不妨比之为“借水行舟”。 “水”， 一是指当代系统理论发展成果之“水”，二是指中国古代传统文化中的系统理论之“水”（笔者认为《周易》乃是集中国古代系统思想之大成）。借助这两股“水”，将保证我们在寻求象棋科学体系的过程中能有一个正确的方向。

除以上两“借”之外，笔者以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棋科学研究亦很有借鉴与启发意义，二者的相似之处实乃甚多。

语言科学的创始人，瑞士著名的语言学家索绪尔在《普通语言学教程》中说，“在我们所能设想的一切比拟中，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把语言的运行比之于下棋。”虽然“每下一着棋只移动一个棋子”，但“每着棋都会对整个系统有所反响，下棋的人不可能准确地预见到这效果的界限。由此引起的价值上的变化，有的是零，有的很严重，有的具有中等的重要性。各视情况而不同。一着棋可能使整盘棋局发生剧变，甚至对暂时没有关系的棋子也有影响。” “下棋的状态与语言的状态相当。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它各要素的对立才有它的价值。” “正如下棋的玩艺完全是在于各种棋子的组合一样，语言的特征就在于它是一种完全以具体单位的对立为基础的系统。”

索绪尔历经长期、艰苦的探索之后，在人生晚年终于使语言的研究上升成了一门科学。英国语言学家罗宾斯在评价索绪尔研究成果时说：“索绪尔对20世纪语言学的影响是无与伦比的，可以说，是他开创了20世纪的语言学。” 而另一位英国学者莱昂斯也指出：“如果有谁称得上现代语言学的奠基人的话，那么他就是伟大的瑞士学者索绪尔……现时可分出许多不同的语言学流派，这些流派都直接或间接地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的影响。”索绪尔在创立语言科学上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对建立象棋科学的启发意义在于：他在创建语言科学的过程中所使用的正是系统方法。有人统计，《普通语言学教程》中“系统”一词的使用达138次之多。索绪尔在语言学研究中选择系统方法的根本原因在于，“语言学的实际情况使我们无论从哪一方面去进行研究，都找不到简单的东西，随时随地都是这样互相制约的各项要素的复杂平衡。”

笔者以为，索绪尔语言学的伟大成就对象棋科学研究的借鉴、启发与鼓舞，至少有以下三点。

其一，索绪尔使语言学研究上升成一门科学，这在某种程度上得益于他从下棋中所受到的启发。既然如此，那象棋对其他门类的科学研究也同样具有启发作用。

其二，语言，有多个不同的研究层面与角度，既可从语言艺术的角度去探讨，也可从语言科学的角度去研究。我们不必以一个语言艺术家的标准去对一个语言科学研究者提出相同的要求；同样，我们也勿须以一个象棋实战高手的标准，去苛求一个象棋科学研究者。象棋技艺方面的研究与象棋科学的研究既不等同，但又能互补，二者是一种若即若离的关系。

其三，既然语言学研究中所获得的巨大成功得益于它所采用的系统方法，那象棋科学的研究，也应取同样的系统研究方法。

三、“象棋科学”基本概念的探讨

就象棋科学研究本身来讲，须从两个层面上予以关注：一是横向关系，二是纵向过程。

（一）“横向关系”研究（亦称“共时性”研究）

从横向关系层面研究象棋，首先须以一般系统论理论中的“结构—功能”这对范畴作为研究的观照系。这一方面，笔者在《象棋系统论》中已有较多论述（主要体现于该书第二章 “棋子的功能（上）”、第三章 “棋子的功能（下）”；以及第四章 “擒王系统的结构、任务、机制分析”和第五章“得子系统的类型及其特点”）。

“横向关系”研究之一——子性与子能

在传统象棋理论中，只有“棋子性能”（简称“子性”）概念，没有“棋子功能”（ 简称“子能”）的概念。

“子性”指的是象棋中各兵种的走法以及吃子的规则，这是由象棋规则“先天”定下来的。比如车的“性能”优于马或炮的“性能”，这源于象棋规则赋予了车走动时的灵活、迅速、可选择的点最多，吃子时显露的威力最大，所以子性价值也最大。但“子能”（“棋子功能”）却是“后天”的。它是单个棋子在某种棋形结构中特定作用的表现，可视作单个棋子进入“棋局社会”时所扮演的“角色”。为满足不同“整体”的需要，棋子所扮演的“角色”也是经常变换的，同一个棋子，在结构A与在结构B中的作用常常不同。除了扮演“正面角色”（为我所用）外，有时又扮演“负面角色”（为敌所用）；或同时扮演多个“角色”，如“马配炮”的杀棋中，马既控制着对方将（帅）的走动（具有“控子功能”），又作“炮架”用（具有“占位助（炮）攻”功能）。“占位功能”的一大特点是不易被“吃”掉，如我用马作炮架“将军”，此时你虽可用自己的棋子吃掉这只马，但吃掉后也不过是换了一个子作 “炮架”而已。《象棋系统论》将单个棋子的功能划分为七大类，即吃子功能，控位功能，控子功能，引位功能，引离功能，占位功能，离位功能。“子能”作为象棋科学的基本概念或范畴，在象棋科学-理论体系中实际起着“铺路石”的作用，有了“子能”这一概念，才有可能对“擒王系统”与“得子系统”两大类整体功能作出结构上的分析。

“子能”不同于“子性”之处在于，“子性”看到的只是个体的“先天”规定性，未从 “后天环境”及整体中去进一步考察这个体，未注意到系统理论所揭示的“组织系统的性质影响并改变其部件的特性”这一重要特点。著名科学哲学家、复杂性理论奠基人之一的埃德加·莫兰指出：“一个有组织有系统的东西，对它的解释不仅藏在它的基本成分的性质中，而且也藏在它组织系统的性质中，组织系统的性质影响并改变其部件的特性。”

象棋高手中不乏文化素养较高的棋手，如贾题韬、黄少龙、刘殿中、董齐亮、程明松、徐天利、徐家亮、陈孝坤等均是具有大学学历的老一辈知名棋手（较年轻棋手中的高学历者更多，不一一例举），他们重视象棋理论的研究与探讨。其中贾题韬（1909—1994年）在象棋理论研究方面与本人的研究思路较为接近。贾题韬先生早在四十年代就曾在多所大学讲授逻辑学及道家哲学，不仅棋艺高超，且更重视象棋理论研究。在1982年出版的《象棋残局新论（上）》中贾题韬先生对棋局中整体与个体的关系给予了高度的关注，提出过“形”的概念。他说：“决定一局的胜负，不能单靠个别子力的随意行动而主要在于所有子力能否在攻防需要上配合得适当。子力通过组织，配合得恰到好处，必然呈为一定的‘形’。‘形’是有格局规律的，可以识别作为构思行子的依据的。随着战斗的推移，由较小的局部的形，逐渐发展为较大的关系全局的形。它的形成是由整体原则出发，调动各种子力辐辏于一定的攻防目标之下，达到互相配合，各起作用，统一行动的战斗组合。具备了这样条件的‘形’，对全局胜负就起了决定作用。……因此从‘形’未组成到‘形’的组成，从‘形’的组成到‘形’的展开，每一个子力的活动必须以个体服从整体，即必须从使之配合成‘形’以整体带动个体出发，无论进退攻守，拼杀兑换，留子舍子，绝不可醉心于孤军作战，偏师进攻，贪图一子一着乃至局部的小利，以致遗误大局。”“各种子力性能的表现，绝对离不开子力的配合和双方彼此制约的关系，即离不开一定的‘形’”。

贾题韬先生并且进一步将 “形”展开为 “组形” 与“展形”，又再区分为 “基形”与“复形”、“正形”与“变形”，以及“限形”、“破形”、“捣形”等等。这对象棋科学的形成与发展无疑具有积极的意义。不足之处在于，贾题韬先生在提出 “形”的诸概念时，缺乏更高层次的理论观照。由于未能以现代系统论的 “结构”、 “功能”等概念对 “形”作更深入的论述，因此理论层次上毕竟是有所欠缺（贾题韬先生出版《象棋残局新论（上）》时，已是七十三岁高龄）。

《象棋系统论》正由于提出了“棋子的功能”概念，从而使对 “形”的研究有所依托。由于《象棋残局新论（上）》只有“子力性能”概念没有 “棋子功能” 的概念，从而使论述中描述性成分较多而理论成分不足。

如前所述，“棋子的性能”乃是下棋中的“先天”规定，而“棋子的功能”却为棋手 “后天”所造。由于棋子的功能是单个棋子在“后天”环境（或称“棋局社会”）中特定作用的表现。故“子性”相同的棋子在不同的整体形势中，所发挥的功能可完全不同（比如它有时可用来绊马腿，有时可作炮架，有时可吃子，有时可控制住一定的“地盘”等等），这都可用 “同体异用”概括；反之，“子性”不同的棋子亦可起到相同的作用（如无论什么棋子都可用来绊马腿、塞象眼、作炮架，以及控制地盘等等），这又可概括为“异体同用”（“体用”关系在中国哲学史上有过热烈的讨论，象棋科学则有助于加深我们的认识）。

贾题韬先生指出：“为了‘形’的组成和展开，对己方的子力虽以保持为原则，但在必要时须不惜牺牲；对‘敌’方的子力虽以消灭为原则，但在必要时须予以保留。当然，总的战略方针——‘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是不变的。但为了完成这一最终目的，在特殊情况下，战术上却须以牺牲自己以保存自己，以保留‘敌人’消灭‘敌人’。”言之所及无疑是充满了辩证法的思想，不足之处则在未上升到“概念”的层面上来。比如“牺牲自己”，它有时是为了把对方的棋子引到特定的位置上来，若出现此种情况，我们可用“弃子引位功能”（“棋子功能”中的一种）来统摄；再比如“保留‘敌人’”，有的时候是为了让 “敌人”充当我的“炮架”用，使其产生“占位助（敌炮）攻”负功能；而另一些时候的“保留‘敌人’”，又是为了造成敌方阵营中子力的拥堵，此又属于 “占位阻己”负功能。

综上所述， “子性”（如炮怎么走，怎么吃对方的子等等）是棋规赋予、固定不变的；“子能”却依整体形势的不同而呈多变之态，从而有赖于棋手根据特定形势之需求作出恰到好处的把握，而且正因为如此，象棋才显示出诸多引人入胜之处。

有中华文化的“大道之源”之称的《周易》，其实与象棋也有很深的内在关联。《周易》中，既有“开物成务”之说，也有“体用”之论。

“开物成务” 中的 “开物”，是指开发利用潜藏在事物本身的功能；“成务”，则指在开发出单个事物功能的基础上，再予以巧妙的综合利用，使各事物之功能达到有效组合后形成整体功能，进而完成某项事业或工程（比如玻璃纤维，在讯号传导方面有着极高的功效）

《周易》将现成之物界定为“体”，与“体”对应的则是 “用” ， “体”显露于外，“用”深藏于内。所谓“显诸仁，藏诸用”，转换成现代话语，意思是说万物的存在（“体”）是显而易见的，功用（“用”）却是看不见摸不着的。只有“精义入神”，方可达 “以致用也”，进而“成天下之务”。

对 “体”与“用”这对范畴，唐代易学家崔憬指出：“体者即形质也。用者即形质之妙用也。”可见 “体用”乃“道器”的延伸——体为器，用为道，前者属“形而下”，后者属“形而上”。

“体用”范畴对建立高层次的象棋理论体系也颇有指导意义，一盘棋从始至终，棋手考虑的无非是如何开发利用单个棋子的功能，并与其他棋子配合，形成整体功能。所谓“妙手”，其实是发现了某个棋子非同寻常的“妙用”而已。但从理论层面上讲，却是长期只见“棋子的性能”之说，未曾有过“棋子的功能”之论。其实“子性”与“子能”相比， “子能”才是棋子价值的真正体现，“子性”只是“子能”的客观依据与实体基础。 “子能”只有在棋子之间发生一定的关系时才能有所体现，体现出所具有的价值。

2、“横向关系”研究之二——单子功能与整体功能

前面所述，只是单个棋子的功能，单个棋子的功能只有达到相互耦合，才能形成整体功能。比如一方将死另一方，须有多个棋子的相互配合才能完成。进一步说，“将死”局面须由2-3个子系统组成，一是“照将”子系统，二是“控位”子系统（控制住对方将（帅）的逃路），三是“控子”子系统（当受将的一方尚有其他棋子可解除 “将军”的情况下，由于主攻方又另有其他棋子控制住了这个子，使这个子一动就会导致别的棋子的“将军”）。对“将死”局面的系统整体分析，在《象棋系统论》的第四章也有过详细的分析，此不多述。

“得子”是另一类型的整体功能。 棋局进程中，一方要谋得对方有战斗力的棋子，除对方弃之不顾的情况之外，通常也须有多个子力互相配合，使单个棋子的功能达到耦合方可实现。《象棋系统论》第五章将“得子系统”划分成四种基本的类型：一是“控位+捉子”导致得子；二是多捉导致得子；三是“牵制+捉子”导致得子；四是“捉重叠子导致得子”等。

（二）“纵向过程”研究（亦称“历时性”研究）

由于此部分的研究在《象棋系统论》中论述得很不够，故作以下补充。

盛行于20世纪的系统理论研究似可分作两个阶段，早期以结构与功能、整体与部分为研究的重点；20世纪60年代起，研究者则将目光更多投向了系统演化中的“自组织过程”。埃德加·莫兰称自组织过程的研究为“复杂性研究”。由于在“自组织”过程中，无序与有序的关系极其复杂，二者既互补，又相互竞争与对抗。“解体因素与重组因素是互补的、竞争的和对抗的，活组织的复杂性就是建立在它们不间断的结合上。”（23）以“过程”为重心的“复杂性研究”及“复杂性理论”、“复杂性方法”，由于凸显了系统演化的动态性、生长性特征。从而为象棋研究提供了深层次理念与方法，对象棋理论研究有重要指导意义。

1、无序与有序的相互依存与转化

象棋变化难以穷尽，各子间既存在竞争与对抗，又存在借用与互补。前部分的“结构—功能”分析侧重于棋局的横断面考察，若转向对棋局的纵向过程作动态考察，则须对无序与有序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全面的认识。

无序与有序的相互依存、相互作用与转化，是复杂性研究的核心内容。依据莫兰的观点，无序因对有序有干扰、破坏作用，因此是有序“动荡不安”的因素。但无序对有序又有补足与重建的作用，所以无序又是有序得以自我更新的积极因素。“无序”是棋局中游离于“有序”之外的那一部分棋子，因此这些棋子的独立性强，选择面宽、自由度大。

当棋局总体上处于无序状态时，由于每一兵种都有自己的走法规定与吃子规则，所以每个棋子都各有不同的“磁力”。走动中，各个棋子因自身“磁力”，以及相互间的 “碰撞”、重叠交错而产生关联（大多情况是形成一种相互牵制状态——此属“非功能型有序”），于是便形成各种不同的有序。

棋子间的不同排列组合所构成的“可能性世界”几乎无穷多个。当棋子间的关联性渐强，独立性、自由度下降，个体越来越从属于整体时，棋局也就从无序走向有序。贾题韬在《象棋残局新论（上）》中说到过“组形”与“展形”。“组形”之“组”的过程，其实就是无序向有序的演变过程。组形之后的“展形”，则是“形”所蕴藏的“势能”转化为“动能”并做“功”的过程（比如得子或擒王）。“展形”完之后，原来之形也随即解体，相关棋子又重新返回无序，此时棋局还得继续进行（ “将死”局面除外），还得再谋划下一阶段的“组形”。

“得子”与“擒王”都属“功能型有序”，棋局另外又存在“非功能型有序”之形，并且“非功能型有序”在棋局中出现的频率远高于“功能型有序”之形。所谓 “非功能型有序”之形，是指双方棋子既相互纠缠，又“力的大小相等、方向相反”，双方力量彼此抵消，均无“利”可图。所以“非功能型有序”又可称“平衡有序”，并且有可能向“功能型有序”转化。比如一方走错，或加派增援子力，均有可能导致棋局朝一方倾斜。如若双方都无所建树的话，那双方终究会各自将子力撤回，为重造新的“有序”储备“资源”。

以上即是“有序”与“无序”之间的相互依存与补充在象棋对局中的表现。也再次证明了莫兰所说的“组织若要自我组织和进行组织就必须在自身内包含有序与无序的关系”。

2、贯穿棋局全过程的基本矛盾——扬与抑

（1）“扬与抑”的对象

从“扬与抑”的对象（“扬”什么？“抑”什么？）讲，包含两个层面，一是“敌我”关系层面，二是“内部”关系层面。

A、敌我之间——扬己抑敌

从 “敌我”关系上讲，“扬与抑” 的最基本原则是“扬己抑敌”。具体包括：A、活跃（扬）己方子力，抑制对方子力；B、争夺空间（与对方争夺子力的控制范围）；C、协调己方子力，避免自相阻碍、干扰而使对方有可乘之机；D、牵制对方子力、形成制约；E、寻觅或以声东击西等手法制造对方棋形结构上的弱点、缺陷，找准目标实施攻击等等。

B、阵营内部——扬“此”或扬“彼”

就内部关系层面讲，处理好“扬与抑”的关系存在着一个在阵营内部如何选择的问题，当轮到一方走棋时,其阵营内部常常有多个可动子.在多个可动子之间，究竟选择走哪个子？是“此”还是 “彼”?该子又须走到何处？这是对弈者经常面临的问题。

临枰对弈，在“扬与抑”的关系上要做到恰到好处的选择决非易事，它有赖于棋手对得失利害的全面把握与准确权衡。比如，为发挥某子的威力（扬），攻击对方薄弱环节，常常不得不忍受让自己的其它棋子处在受“抑”地位，甚至须要作出牺牲，以图换取更大利益。下棋时，一着棋往往是利弊同在、益损共存，如何做到准确地权衡其中的利与蔽并作出正确的选择，这是对弈者经常面临的考验。谁更能洞察在先，处理时不失时机，常成为决定棋局胜负之关键。

（2）“扬”与“抑”在棋局发展不同阶段的特点

当棋局处在“无序”（各个棋子之间呈散乱状态）状态时，“扬”与“抑”主要是要善于在不同“个体”中作出选择，比如开局阶段，一般强调要尽快出车占领“制高点”，以掩护其他棋子的出动。

当棋局进到双方子力关联度较高的“有序”或 “准有序”状态时，对棋局整体结构的考察则显得尤为重要。此时思考的焦点，须由个体转向整体。由于此时之局面，双方棋子关联度高，常常是 “牵一发而动全身”。此时若仍将注意力只放在活跃某一“个体”上，对整体局面的紧迫性失察，或不懂个体须服从整体的道理，则势必会错失战机或导致全局上的窘境（围棋中所谓“急所优于大场”，道理亦同）。

棋局进至中盘，棋盘上常常会有多个局部性的相互牵制状态（或称“局域性平衡有序”），在多个“局域性平衡有序”之间，孰轻孰重？谁对全局至为重要从而须倾力相争，谁又可弃之不顾？谁可暂缓处理或须视敌之动再决定我之动？谁又“刻不容缓”而须立即处理。诸如此类的问题，无一不昭示着象棋的复杂性。

高手对弈，即在能抓住对手不起眼的“毫厘”之误，使之引起连锁反应，使不起眼的微小之误放大至“全盘皆输”。此类情况与系统理论中的“混沌现象”相符。虽然混沌现象具有随机性和不可预测性特点。但一旦 “不可预测”的初始条件出现后，其连续被放大的效应及其后果则是无法抗拒的。系统理论中的“混沌现象”所昭示的必然性与偶然性关系原理，在象棋对局中可谓屡见不鲜。

综上所述，当棋局总体上处于无序状态时，“扬与抑”的个体性色彩较浓，主要显现为“活跃子力”、“争夺空间”等方面；当棋局进到有序状态时，“扬与抑”则须从棋局整体加以把握；当整体的“扬与抑”从“非功能型有序”进到“功能型有序”时，“扬与抑”则达到了它的最高形式——“扬己灭彼”了。整个来讲，“扬与抑”是对立统一规律在棋局中的生动体现。

3、过程研究中的“子态”、“子境”、“子效”

（《象棋系统论》中提出了“子境”概念但没有提出“子态”概念）

象棋最大的特点在于它的“变”（《周易》也是专门研究“变”的书，它自古即被人称作“变经”，因此与象棋有很多的相通之处），所以我们下棋时不能仅仅只看子力的多少，只看到“体”的一面，而且更要看到棋局存在的各种各样的相互关系，要看到棋子在“用”（“功能”）上出现的各种变化。“子态” 、“子境” 与“子效”，可视作“子用”（“棋子的功能”）概念的延伸。

“子态”的涵盖面较广，包括活跃态、闭塞态、自由态、受制态、有患态（比较危险）、无患态（相对安全）、“准功能态”、“休克”态（指一方受攻杀之时，某些棋子却远处边陲无法救援，呈虽存犹亡之态，此即 “休克”态）等等。可见同样是处在“非功能”态的棋子，也彼此有别，有的离发挥功能较近，甚至可随时投入战斗，有的则须“长途跋涉”后才得以投入战斗，有的更只能是隔岸观火，望洋兴叹。所以对局中对“子态”须高度重视。

与“子态”相近的概念是“子境”，它更偏重于棋子间关系的综合考察。如棋子间是联系紧密还是松散，是相互协调还是彼此梗阻等等。（“子境”概念的提出，是由于受到语言学中“语境”概念的启发）

传统象棋理论仅仅从“子性”的角度将棋子划分成若干等级。如车的分值定为9分，炮4·5分，马4分，士、象各2分，未过河的兵（卒）1分等等。这种区分固然有它的必要性，但仅此还不够。仅凭它，实战中的很多棋例难以得到理论上的解释。比如车在象棋诸子中价值最大，但为何有时用车去交换对方的一个价值比较小的棋子（如马，或炮、象、士等）反能获胜呢？很长时期人们都难以作出理论上的回答。而引入“子境”概念，问题就显得十分明了：以子性价值高的棋子去交换对方子性价值低的棋子之所以未必吃亏，是因为此交换中还隐藏着另一种“软实力”的交换，即“子态”或“子境”价值的交换。交换中尽管一方在“子性”价值上吃了亏（有时甚至是白白地送给对方吃掉），但若由此而造成了对方“子态”或“子境”价值的严重降低，或者引起己方其他棋子子态价值与子境价值的全面提升，便可视为补偿，至于是补偿不足或补偿有余则另当别论。以此为依据，我们对棋局中经常出现的“弃子取势”之类的情况也就能够得到理论上的说明。传统象棋理论中，由于长期为 “原子主义”的思维模式所束缚，故无法解释此类情况，只能以“妙手”二字一语带过。

“子效”是与“子能”相近又不完全等同的一个概念。比如走动某棋子时并未直接显现为某种功能，但由于是在向发挥功能的状态接近，因此也是具有“子效”的。比如开局阶段，车的走动与马的走动相比，一般情况下能更快地进到发挥功能的状态，因此走动车多数情况下比走动马的子效要大。如果棋局进至中局或残局，有时走的或许是一步“闲棋”，并无所谓向功能状态接近的问题。但此时对方受制于规则又必须走棋，如若接下来对方走出的棋必是一步负功能的棋的话，则这步“闲棋”就应称“停着”。“停着”自身的效用是零，却因接下来对方必得走出一步负效能的棋，所以从双方比较中，“停着”的效用便得到了显现。

当棋局进到“杀棋”（通常称作 “入局”）阶段时，即意味着“组形”的完成“展形”的开始。此时双方轮流各走一步看似 “平等”，但棋局进程却显示出，一方势力愈益增强，另一方却“每况愈下”。此情况产生的根源，在于双方行棋效能的不等，进一步划分可区分为四种不同情况：一是“多效对单效”（一方走的棋具有多种正效应，对方走的棋只有一种正效应）；二是“正效对逆效”（一方走的棋是正效应，对方紧接着走的棋既有正效应，又有负效应）；三是“正效对零效”（一方走的棋属正效[如小兵缓慢推进]，对方走的棋毫无意义属零效）；四是“零效对负效”（一方走的棋看似无效的“闲着”，但因接下来对方必得走出一步负效的棋，故仍具积极意义）。

结语

象棋定型至今已愈千年，可谓是历久不衰。今天世界上喜欢下象棋的人越来越多，象棋正越来越“走向世界”。国家体育总局局长助理晓敏在今年10月于广东举行的“第十三届世界象棋锦标赛”开幕前致辞中说：“象棋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以特有的中国文化元素为越来越多的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所了解和喜爱，世界象棋联合会以通过象棋活动促进各国家地区的交流与合作，增进国家地区人们和象棋爱好者之间的友谊为宗旨，开展形式多样的普及和推广活动，使象棋的影响力日渐提升。”其中“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一语用得十分到位。

喜欢下象棋的人不仅遍布世界各地，也遍布人群中的各个不同层次。对绝大多数人来讲，象棋乃是一种丰富生活的娱乐游戏，这当然也还不错。不过若能借象棋之平台，从更高层次上挖掘出象棋中的文化及科学内涵，则象棋的意义将会更大。象棋有 “技”、“艺”、“道”三个不同层次，相互间不仅并行不悖，且更能相互促进。从“道”的高度对象棋注入更多的思想、文化及科学元素，必会提升其意义与价值。

相对于科学文化素养较高的人群来讲，他们期望能从象棋中所获更多。本文前面所讲到过的语言学家索绪尔，他能开创语言科学这一新领域，应该说在一定程度上与他从下棋中获得的启发有关联（如前所引：“在我们所能设想的一切比拟中，最能说明问题的莫过于把语言的运行比之于下棋。”“下棋的状态与语言的状态相当。棋子的各自价值是由它们在棋盘上的位置决定的，同样，在语言里，每项要素都由于它同其他要素对立才有它的价值”）。

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晶”的象棋，由于既蕴含着丰富的文化元素，又具有“栩栩如生”特点，故从科学的高层次上对它作研究与开发，则必将提升其文化品位，并可望成为科学思想与优秀文化的“中转站”。

最后，笔者欲以英国诗人布雷克的一首有名的小诗结束全文：“一沙一世界，一花一天国，刹那是是永恒，掌中握无限。”

作者：阿Q_自由投资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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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源：简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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