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末，天下大乱，雄豪并起，而袁绍虎视四州，强盛莫敌。太祖运筹演谋，鞭挞宇内，揽申、商之法术，该韩、白之奇策，官方授材，各因其器，矫情任算，不念旧恶，终能总御皇机，克成洪业者，惟其明略最优也。抑可谓非常之人，超世之杰矣 。                                                                ——《三国志》陈寿

        曹操作为一个性格极其复杂的人物，在历史上的评价也是众说纷纭，一提曹操，我们可能会下意识地想到一个词：奸。我们知道曹操是魏国政权的奠定者，那么他是如何治国的呢？难道是靠奸？

          从政治上来讲，曹操的策略是“奉天子以令不臣”，但到了其他诸侯的嘴里缺变成了“挟天子以令诸侯”，正是因为这个策略，使曹操背上了“篡汉奸臣”这一称号，在很多人眼里，无论是“奉天子”也好，“挟天子”也罢，都是一种不臣之举。

        如果以此来判定曹操的忠奸，是不客观的。曹操所处的是什么年代？乱世。乱世是没有正义可言的，因为改朝换代是历史上无法避免的趋势，在乱世中，每个人都想尽办法强大自己，从而实现统一大业，汉室已经衰弱，那么就需要由新的强者、新的统治者出现，给人民带来好处。而曹操就有这样的报复，因此他抢占了先机，抢占了政治优势。这是他实现理想的一种计谋，一种方式。

          他在进入京城后，难道屠杀百姓了,还是做了什么不臣之事？不过是为了离统一更进一步而已。他不仅没有为朝廷带来混乱，反而做出了很多贡献，治理了国家。首先，“曹操在许，谋迎天子”，把皇帝接到许，荀彧认为 “自天子蒙尘，将军首唱义兵，徒以山东扰乱，未遑远赴。今銮驾旋轸，东京榛芜，义士有存本之思，兆民怀感旧之哀。诚因此时，奉主上以从人望，大顺也；秉至公以服天下，大略也；扶弘义以致英俊，大德也。四方虽有逆节，其何能为？”曹操的举动是合乎“大顺”“大略”“大德”的。也就是说这一举动，是在维持汉朝的存在；其次，为广纳天下人才，曹操在《求贤令》中说：“今天下尚未定，此特求贤之急时也……二三子其佐我明扬仄陋，唯才是举，吾得而用之。”他主张 “唯才是举”，当“陈群非嘉不治行检，数廷诉嘉，嘉意自若”时，曹操却“愈益重之”，他看中的是郭嘉的才华，不计较郭嘉的行为。非常时期需要有非常的措施，因此曹操打破了传统的用人制度，为朝廷吸纳了一大批人才（曹操的唯才是举不是说不注重道德品行，而是把才放在第一位）；最后，他提出“夫治定之化，以礼为首。拔乱之政，以刑为先”的观点，主张法治与德治结合，使社会风气得到了很大的扭转。这都是曹操的政治措施。

          如果这都算奸臣，那么何为忠？

          政治是离不开军事的支持的。曹操的一生基本是在征战中度过的，南征北战，剿灭袁绍，平定北方,这是他不可否认的军事战绩。

        军事结果会被很多因素影响，那曹操是如何取得如此大的功绩的呢？主要是靠他的用人。每次打仗部署时，他更多的是谦虚听取谋臣的建议，而不是武断地决定。曹操打仗前说得最多的话是：“计将安出？”建安五年，曹操在官渡与袁绍对峙，时曹操粮少，与荀彧书，想要还许。彧以为“绍悉众聚官渡，欲与公决胜败。公以至弱当至强，若不能制，必为所乘，是天下之大机也。且绍，布衣之雄耳，能聚人而不能用。夫以公之神武明哲而辅以大顺，何向而不济”曹操从之，后果然大胜。曹操难道自己没有判断的能力吗？不，他有。但是他为什么每次都要问手下的建议，就是相信人才的力量，而不是高估自己，与自己看法一致的欣赏，与自己看法不一致的也欣赏，并且能在战前战后分析自己的不足之处，论功归于手下，论过归于自己。这就是他的取胜之道。奸诈之人岂会如此行事？

          最后再看文化。曹操在文学方面的成就也是功不可没，兴起了建安文学，他的诗无一不是慷慨悲凉，大气磅礴，豪情壮志。

        有人说曹操奸险，不修道德。但我认为曹操是个注重道德的人，只不过在生活中比较随性。建安八年，曹操感叹说“后生者不见人义礼让之风，吾甚伤之”，随即令郡国各修文学，大力治学，这表现出的是曹操对仁义道德的重视；建安十年，曹操听闻冀州风俗，慷慨言辞 ，并整顿当地不良风俗，这表现出的是曹操对正义的重视：建安二十五年，曹操死前，要求一切从简，按照他的身份，大礼必然是少不了的，但是他却要求“未得遵古”，因为“天下尚未安定”。这表现的是曹操的简朴随性。

          奸险之人岂会治学、整顿风俗、葬时一切从简？

          这是曹操的治国之道。也是曹操被称为英雄的原因之一。

          如果一定要说曹操奸的话，那么他的奸都是给他的雄心壮志服务，为了在乱世中施展才华，为了建功立业，为了让百姓安康，若此为奸，那让身处乱世的曹操如何自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