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想写一写伦敦，却又不知道该如何写起。Samuel Johnson曾说过一句很著名的话：“你如果厌倦了伦敦，便是厌倦了生活。”
深以为然。伦敦真是太过博大也太过丰富了。它可以是一个抽象的概念，甚至可以被浓缩为一个最简单的符号。也可以是具体的、灵动的、有生命的，不但有颜色、有形状，更有属于它的声音。
提起伦敦的声音，最有名的莫过于阿狄生笔下的伦敦叫卖声。几乎每个作家写到伦敦，总免不了提一句阿狄生，还有他笔下的那个伦敦。
阿狄生是《旁观者》的主编，他说自己正如这刊名一般，会站在外人的角度上，始终做个看客。于是他便用着看客的眼光，记录下了伦敦，那个由声音组成的，至今仍被人念念不忘的伦敦。
“伦敦的市声可以分为声乐、器乐两大类……在伦敦，救火员是有特权的人物，他可以敲打着一直铜壶，或者一口煎锅，接连着一个钟头不停，把整整一条街的人全都惊动起来。更夫半夜敲梆，把我们从梦中惊醒，好像屋子里突然闯进了一个贼。阉猪匠的号角声倒还有点悦耳，可惜在市区里难得听见……
卖牛奶的人所采用的音调一般都在E调la以上，声音又特别尖细，听起来瘆得我牙痒痒。扫烟囱的人音调不受什么固定限制，有时候用最深沉的低音，有时候又用最尖锐的高音来吐露自己的心意，在全音阶中从最高音到最低音都可以。”
看，这是多么生动的伦敦，所有的音调一应俱全。救火员在发声，更夫在发声，卖牛奶的在发声，甚至还有扫烟囱的人。这所有人所组成的乐声，恐怕比贝多芬的《命运》交响乐更带有震撼人心的生命律动吧。
十八世纪的人总喜欢在文中提到扫烟囱的人。这和当时英国人普遍烧煤有着很大的关系，而扫烟囱也成为了必需，还成就了一项职业。
而靠扫烟囱为生的多是孩子。据说他们5-6岁就上岗了，到10岁便不得不退休。正因为他们身材瘦小，所以才能灵活地钻进烟囱里去打扫，而当个子长高了，也就难了。当这些小小的孩童们钻到烟囱里去的时候，自然会吸进大量的煤灰，工作的强度和对身体的伤害也不言自喻。
一说到这些扫烟囱的孩子们，就不得不提到诗人威廉·布莱克为他们写过的歌。布莱克曾经模拟着孩子们的口吻，写下了《天真之歌》和《经验之歌》。这两本诗集，现在只能在伦敦书店的儿童部里找到。但它们并不是写给孩子的书。
在《天真之歌》里，扫烟囱的孩子唱着自己凄惨的命运。母亲死了，被父亲卖给了别人。不得不一早起床去扫烟囱，就像被“锁进了黑棺材”里。然而，在诗歌的最后，孩子却唱道：
“大清早尽管冷，托姆的心里可温暖；
这叫做：各尽本分，就不怕灾难。”
不畏生活的艰辛，勇敢地面对苦难。这些孩子们用歌声让我们看到了一颗颗坚强而又刚毅的心。
而在《经验之歌》里，扫烟囱孩子却唱出了另一番景象。这首歌中有个“他们”，教他在冬天里唱歌跳舞，表面的欢愉却包含着截然相反的内涵：
“因为我显得快活，还唱歌，还跳舞，
他们就以为并没有把我害苦，
就跑去赞美了上帝，教士和国王，
夸他们拿我们苦难造成了天堂。”
在这里，不能不让人联想到狄更斯笔下的伦敦。狄更斯就像个矛盾体，用着维多利亚时期最华丽的笔触，描写着工业化进程当中那个最不堪的伦敦。
狄更斯在《老古玩店》里也写过一段伦敦的声音，这是一段伦敦的脚步声：
“孩子和大人的脚步声，褴褛的乞丐和脚蹬长靴的公子王孙的脚步声，闲逛的和疾走的脚步声，无家可归的流浪汉的沉重步履和一心指望寻欢作乐的得意步伐。”
“那种嗡嗡的闹声和喧嚣声无时无刻不渗透他那清醒的自我意识，那生命的川流不息地关注在他那惊魂不定的睡梦之中，仿佛他深思而不是去知觉，注定要躺在乱哄哄的教堂公墓里，永远别指望有宁静的一天！”
听，这样令人揪心的脚步声，能够很轻易地勾画出一幅贫民窟的图景。在那东一条、西一条横插在城市中心的街道上奔跑着小偷、流浪汉、教唆犯……他们在伦敦浓重的雾霾下为了生存而苦苦地挣扎着，却又生动而不屈地存在着。
好了，关于那个灰暗的伦敦，我们好像听到了太多。那个需要小孩子去扫烟囱的时代，也太过遥远了。至少现在，伦敦没有了雾霾，也已然冲破了工业化最初级的阶段，坐拥着丰厚的历史，享受蓝天白云和工业文明的馈赠。
伦敦最明媚的那一面，可以到2012年的伦敦申奥宣传片里找寻，那里有伦敦的昂扬、伦敦的律动，还有伦敦鲜为人知的激情。
关于伦敦的激情，著名作家Nick Hornby在他的代表作Fever Pitch里曾有过相当精彩的描绘。Nick Hornby是个地地道道的伦敦人，一个音乐迷，一个球迷，准确说，一个阿森纳队的球迷。
Fever Pitch回顾了他追随阿森纳队的全部历程，那更是他个人的人生回忆录。在他最初开始看球的时候，英格兰的顶级联赛只是英甲，那时候还没有英超。当时也没有豪华现代的酋长球场，阿森纳还蜗居在海布利球场里。甚至，当时的球场里还卖着站票。（直到后来希尔斯堡惨案发生以后，英国出于安全的考虑，才拆除了所有的站台，强令所有的球场全部改为坐席。）
在英国，足球多与工人阶级相联系着。踢球的是他们，还在拿着周薪（wage），不管有多高，因为只有白领才会领月薪(salary)。阿森纳的英文是Arsenal，指的是军工厂。球队最起始的时候，便是由武器制造所的工人们成立的。因此阿森纳队的背景和历史同斯坦福桥那支代表着更加富裕阶层的切尔西队有着很大的差别。
就在那样的地方，几万人簇拥在一起，站在潜藏着安全隐患的看台上，发出了他们特有的声音：
“一种势不可挡的属于男人的感觉——雪茄、烟枪、粗俗的语言（那些我以前很抵触的语言，我从来没有听大人们说过，也从没有听他们用那样大的音量说过）。”
“给我最深印象的是，我周围的大部分人，有多么，确实是有多么讨厌在那里待着。整整一个下午，没有人是享受的。自从比赛的一开始，愤怒便爆发了（“你真丢人，古尔德。他真是太丢人了！”“一周一百英镑？一百英镑的周薪！他们该付给我这个数的工钱来看你踢球。”）；随着比赛的进行，这种愤怒愈演愈烈，而后凝结成愤懑却又无声的不满。我在海布利还能期待些什么呢？当我去了切尔西、托特纳姆和流浪者队的主场时，我看到了同样的东西：那才是球迷的真正状态，一种深切的失望，不管比分是多少。”
不能不说，对于一个球迷来说，这样的文字很入心。我的一个朋友是托特纳姆队的拥趸，也就是阿森纳队的死敌，但她在读完Fever Pitch后也承认，Nick道出了球迷们普遍的心声。
都说足球是现代文明社会里人们发泄心中各种暴力和负面情绪的渠道。而球场里的这些人们，他们声音中所蕴含的失望、紧张，尽数在看球的这一刻得到了爆发和释放。
不过，Nick还描绘了球场里除了谩骂声和沉闷情绪之外的另一种声音：
“半场休息时提供的仍然是大都会警察乐队主唱、一级警员阿莱士·摩根的歌曲。摩根警员唱的是轻歌剧或者好莱坞音乐剧的精彩片断：我的德比比赛赛程表上介绍说他那个下午演唱的是弗朗兹·莱哈尔的《女孩天生要被爱，要被吻》。
这真是一个奇异的仪式。在比赛开场之前他会用一个特别的高音来达到表演的高潮：在他身后的东看台下层，观众们会站起来，同时北看台会发出一阵口哨和倒彩试图淹没他的声音。”
是的，还有音乐。球场里不只有情绪的发泄，还有狂欢。音乐是伦敦球场里重要的东西。比如足总杯决赛前的例行奏乐。温布利大球场在经历了承包人携款潜逃等一系列肥皂剧之后，终于重修一新，再又承担起了足总杯决赛场地的使命。虽然已经没有了标志性的双塔，但用著名足球评论员莱因克尔的话说，也彻底解决了部分观众看不到球场全貌的问题。当然，重建后的新球场也破除了谁抽到南更衣室谁输球的魔咒。
而足总杯仍然是足总杯，是老百姓最喜闻乐见、最积极参与的盛事。无论是不是哪一方的球迷，都会在一个明媚的午后，带着自己的孩子，和朋友一道坐在绿油油的球场里晒晒太阳，吃吃三明治，再喝上一杯咖啡，享受一个半小时甚至更长的quality time。再之后，比赛也许是高潮迭起的，也许是平淡无奇的，但问问这些到场的观众们，他们也许在走出球场的时候就已经把全部都忘记了。但如果很执意地去问问他们的感受的话，那么回答很可能是：“嗯，不错，开场前的那段音乐挺不错的。”
是的，球场里的音乐，成为了一种标志，也成为了一种仪式。在足总杯开赛前，都会由皇家军乐团来演奏上一段音乐，哪怕球场从温布利挪到过加的夫，赛前的奏乐却是这项有着百年历史的赛事从未被改变过的传统。
听，这就是来自伦敦的声音。它不是来自Royal Opera House的古典乐声，也不是来自Royal Albert Hall的音乐剧声，甚至不是来自海德公园里逍遥音乐会最浪漫欢快的曲声。但这些却是属于伦敦的最真实的声音。而这些声音的制造者们，都是地地道道的伦敦人，他们说着最纯正的伦敦话，却与我们心目中的英音全然无关。他们来自伦敦的最底层，是最低端的人口。无论在遥远年代里扫烟囱的孩子，还是在现代球场里释放着情绪也享受着quality time的工人们，他们发出的声音不一定很美妙，但却真实而又生动，最直接地触及着人们的心灵，也是伦敦这座城市里发出来的无法被磨灭更无法被忽略的强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