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一一回首一九七七
1977年高考，距今转眼40年了。高考前后的一幕幕，犹在眼前。
当时我是阜阳县老庙公社的插队知青，77年下半年被抽调至县里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在袁寨公社参与“三大讲”的路线教育。恢复高考的文件，是10月底在人民日报上公布的，当时还没有实施细则，也不知道下放不到两年的知青，能否参加高考，所以还在农村。爸爸妈妈来信，让我快回城复习，我还在犹豫。11月初，忽然发现，袁寨公社路线教育宣传队的年轻人都不在队里了，有人说，你还在这里干什么，还不快去报名、复习。当时报名的原则是：自己报名，群众推荐，单位审查，领导批准。我愣了一下，想想，便匆忙赶回插队的公社报名，当时的生产队、大队领导都比较宽松，支持我回城复习。于是我便回到城里，抓紧復習。
此时离高考时间只有一个月了，不知高考要考些什么内容，也没有高考复习大纲和考试的书本。只有找学过的中学书本，和大弟弟正在上学的课本进行复习。阜阳一中临时组织了几位优秀教师举行大课串讲，在学校大礼堂上了几次课。听课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去听了两次便自己在家看书复习了。
中学五年，我是在阜阳一中读完的，1975年12月我高中毕业，隨即下放农村当插队知青。“农村是广阔的天地，知识青年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领袖的号召、青春的热血激励着我，插队农村期间，自己与农民打成一片，各种农活、脏活都干过，做好了长期参加“改天换地”的思想准备，没想到能很快参加高考。高中的二年，“反击右倾翻案风”，“反潮流”、“白卷英雄”等宣传风靡神州，学农学工等，上课很少，老师也无心教学。所以高中阶段学到的东西很少也不扎实，加上插队劳动两年，感觉高考没有大的信心。好在初中三年，恰逢复课闹革命后的平稳时期，阜阳一中拥有大批优秀教师。許多教師在动乱的“文革”中潜心教学，不顾被批“白专典型”等，为学生上课，我们的班主任宝洛日老师是语文老师，北大毕业。他在别人的白眼中坚持为我班学生认真上课、补课，我們的政治、数学、物理等老师都非常优秀尽责，为我们打下了良好的初中基础。
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迅速把所要考的学科内容串联、复习，列出题纲、重点，解题、看书。
12月10日，安徽开始高考，第一天考的是语文，历史地理，第二天，数学、政治，第三天是加试。我的高考地点在阜阳县插花公社插花中学。考生晚上住的宿舍是学校教室一一临时用麦秸草铺的大地铺，每个考生背个黄书包装资料。我的大弟弟特地骑自行车50多华里，从市里到插花考点来看我。他下午骑到考点后，看到整个考场我第一个出来，当时是历史地理考试，我用了一半多一点的时间答完了题目，便交卷了。有几题答不好，再想也无用。弟弟对我说，为什么不在考场里多做一会题?责怪我出考场早了，不然还能多得几分呢。之后便叮嘱我，赶快看数学书，做题，明天的数学考试一定要耐心想，细心算！一遍遍的叮嘱我，告诉我几种例题如何做，怎样列方程？怎样求复数等等。讲得我头发懵。数学是我的短板，尤其在高中阶段，老师无耐心教，我也坐晕车。随它吧！第二天的数学考试自然不理想，看着題目简单，可总也做不好。也不算出乎意外。出数学考场后，弟弟问我考的题目，说这些题目应该能考好的啊！没办法，在短短的复习时间里我拿出了最多的时间搞数学，爸爸还请了一位技术员为我䃼了几次课。我还是搞不懂那些方程和复数等。
高考结束后，自觉考得不甚理想，对于录取也不抱太大的希望。当时想，如果考的不好，我就再考，参加七八级的考试。考完试后我便回到生产队了。
不记得那是哪一天了，妈妈说，高考录取发榜了，快去看看吧。当时是先发榜，（录取通知书后寄来）录取名单貼在阜阳县教育局楼外的墙上。我便约了同学一起去看，走到路上，便有人告诉我，你被录取了！录取到了安徽劳动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爸爸妈妈都很高兴，毕竟他们的大女儿可以很快从农村出来，不用吃苦了。我不太满意自己，但还是有点高兴的，当时的录取率很低，真可谓是百里挑一了。
高考第一年，填报志愿是先报志愿，没有估分。我当时填的第一志愿是北京大学中文系，第二志愿是安徽劳动大学政治经济学专业，第三志愿安徽大学政教专业，然后是服从分配。因为当时的安徽大学只有政教专业，而安徽劳动大学有政治系，下设政治经济学专业、哲学专业。我当时插队的生产队有位回乡知青叫马朝利，是安徽劳动大学75級政治经济学专业学生，他原是大队团支部书记，热情洋溢，极有号召力。大学暑、寒假回乡，他告诉我们知青，安徽劳动大学是多么的棒，许多教师会多国语言，哲学专著，政治經濟学专著和学科在全国都有影响，马克思的资本论，科学社会主义，教师讲得非常有逻辑和趣味。这位大哥的介绍，似乎为我报考安徽劳动大学埋下了伏笔。我幼年喜欢读书，深受父亲影响，关心国家大事和政治。北大学子的开放、博学精神吸引着我，上北大是我的理想。可是我也深知，自己的底子不厚，且偏科严重，直接影响我的总分。上北大，只是我的一个无法实现的梦。当高考分数出来后，爸爸妈妈不相信我的数学竟然只有21.5分，爸爸说，一定要找人查一下分，是否有错误，漏登？哈哈，如果能找回几十分，那就不一样了！当时的安徽大學，安徽劳动大学的录取分数线相当，大约是240分左右，北大的最低录取线好像是三百零几分。我的语文、政治和历史地理分数较高。假定我的数学考试能够及格，那么北大的最低录取线是可以达到的。可是，这只是假定了！
回想起来，中学的基础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每个人，对每个学科的接受程度，可能有天生的不同。我的语文学习，并没有花什么功夫，只是喜欢阅读；当时的政治課沒有现成的课本，有时学习社论、時事、毛泽东语录、毛泽东的哲學著作和老师编的讲义。有些同学说政治很难学，记不住，而我觉得，政治不需要記，他有内在的逻辑性，稍微看一看便理解了，极少部分特别的事件时间需要记下，可以和当时的历史活动背景联系起来記。历史和地理的复习，只用了很少的时间，方法很重要，我用画图和列表的方法，归納概括，觉得不难掌握。而我几位最要好的同學則是理科棒棒，解題轻松极了。让我心生羨慕。由此可見，每人各有其善于接受的东西。勉強学习可能会事倍功半。
中断12年的高考，积压了大批青年学生、工人和干部等，有許多知青插队10多年，5一6年，他們招兵、招干、招工的机会寥寥，无数青年求知欲望强烈。恢復高考即是對“文革”的具体否定，是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先行步骤。既反映了国家当时亟需人才的状况，更是拨乱反正，恢复国民经济与正常秩序的巨大转折点。我们有幸处在当代，并成为当时的“天之骄子”，也可说是幸甚至哉！
1978年2月，我接到录取通知书后，去插队的公社办转户口粮油关系等手续，得知全公社数百名报考生（回乡知青、插队知青及工作人員）仅有三名考上了大学。（77年全国有 570万人报考，27万人被錄取，高考錄取率是5%。）生产队、大队高兴地为我送行，农民说：吴敏这闺女再不用顶着日头刨土坷垃了！
（这是我大学同班同学的报到证）
麦苗青青的早春一一2月26日，我独自出远门，穿着蓝花褂罩衣的棉祆，用扁担挑上棉被、衣服等日用品，乘火车跨长江，第二天来到宣城之东的安徽劳动大学报道，开始了我人生中崭新的生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