烟缘——我的戒烟故事
作者：阿孩
六七十年代人们收入低，多数家庭经济水平仅在温饱线上，但对抽烟者来说，一般不会因为收入问题而戒烟，只是量入为出。囊中羞涩的，抽八分钱一包的“经济”或“电车”香烟；一般收入的抽“丰收”，家庭经济稍好的抽“椰树”或红“囍”。我的中学老师是高级教师，每月工资过百，是一般人工资的两倍多，养活一家五口，还能抽上大“前门”或红“牡丹”，日子过的悠哉悠哉。
我曾问过一位经常买烟的邻居阿叔，为什么咳嗽了还抽。他叼着烟，深吸了一口，烟头一扑一闪的，似乎告诉我，对他而言，抽烟是刚需，是在工作压力与生活枯燥中挣扎的慰藉。他在码头当搬运工，养活一家几口，实在不容易。
八十年代初，我家开了一家烟酒店，当时洋烟泛滥，很多年轻人艳羡电视广告中策马扬鞭的西部牛仔，抽起了“万宝路”。因家族一向禁烟，所以无论刚需或艳羡都与我无关，同住的外公，偶尔还会嗅嗅舅舅们的衣服气味或翻翻口袋有无烟屑。开店后，吸烟的条件、理由、机会都比别人多，仍然洁身自爱。
不曾想到，我不抽烟的好习惯却沦陷于呼啸而来经济大潮中。自从事五金批发生意后，去全国各地采购成家常便饭。一次在杭州，去一个进出口公司采购外贸积压处理货源，上门求人总得递根烟。当时遍寻烟店竟没有卖洋烟的，原来洋烟是走私品，在此地禁卖。有人悄悄告诉我：“往前不远有一条横街，三三二二站着无所事事的人就是卖私烟的”。当我买到几包洋烟往回走时，忽然身后转来一阵“踢踢踏踏”的急促脚步声。我听见一声大喝：“往哪跑！站住！”只见几个像便衣警察样的人追了过去，吓得那些背挎包的烟贩子惊慌四处逃散。我很惊愕，同是走私烟，广州烟店是明目张胆卖，真是百里不同风，千里不同俗呀。
下午，我到武林门坐公交车到闻堰镇，还记得是22路车总站，人流熙熙攘攘的，一两百号人排成长蛇阵翘首以望。站里空空如也，无一辆公共汽车停放。没多久，来了一辆空的公共汽车，还没停稳，前面几十人已把前后上下客的两个车门堵得密不透风，几个想加塞的人面面相觑。我也干着急，心想，就算轮到我挤上车后，到达目的地，工厂早已下班。看来这份紧俏货的订货合同是签不成了。
这时，“扑哧”一声，车门打开了，这次开的是驾驶室的门。紧张中，我无意中摸到口袋里的加长过滤嘴健牌香烟。我急中生智，立即往司机下车方向迎了过去，像熟人似的向他打招呼，再递上一根烟。他瞥过一眼，接过香烟，悠然地夹在耳后，然后假装关上车门，往洗手间方向走去。我试着拉车门，嘿，门没锁！我顺势上车找位置坐了下来。他回来开车，好像什么事情都没发生过。
香烟开路的事举一反三，当时火车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似的，我曾用一包希尔顿香烟换了一个卧铺。另一次从上海回广州，在上海工作的老邻居将一个装满东西的人革旅行袋托我带回广州。当时火车站刚实施治安新规定，每件行李必须开包检查。邻居托带的包加了锁头且没有钥匙，我顿时挠头。我问检查员可有工具提供撬开，检查员太忙了没有回复。列车启动的时刻临近了，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留下包保管上车走人，可这如何向邻居交代？二是改票第二天再走。那些年，火车票金贵，退了就买不上，又没能力买黄牛党手中的高价票，取舍两难，大冷天的，急的我出了一身汗。就在这时，我看见一个斜挎皮革工具袋的电工正疾步走过来，我如遇见救星伸手便拦，递了一根“万宝路”过去，殷勤地点上火后才说：“兄弟辛苦！能否借工具一用？”须臾之间，我用钳子螺丝刀撬开了锁头，顺利上车。于是，香烟在不知不觉中成了我的刚需品，但是在应酬场合，光递给别人自己不抽的人很另类，自己也半推半就抽上了。我安慰自己，少抽，要上瘾。刚开始一个月抽不了两包烟，有时从抽屉拿出的烟都有了霉味。
后来，每当生意遇到难题，令人紧张、郁闷和烦躁时，我经常通过抽烟得到缓解，渐渐上瘾。业务忙得不可开交的时候，我左手拿电话筒右手拿笔记录，烟瘾来了，歪着脖子把话筒夹在头与肩之间，腾出左手，拿起烟盒上下一抖，嗖！一根香烟已叼到嘴上。过一会，记录完了，右手有空了，拿烟盒一抖另一根烟已在嘴里，抽了一会，我几乎跳起来，原来先前那根烟已燃到左手，食指和无名指已被烫伤。当年一天三包香烟，每天云里雾里，弄得到处是烟灰，浑身是烟味，咳嗽也照吸不误。
我第一次试图戒烟，是因为与“癌症君”擦肩而过的遭遇。每当生意繁忙，头昏脑涨，思维短路，稍休息片刻就可以生龙活虎继续工作了。十年后，我发现这方法突然失效，长期太阳穴发涨发堵，精神集中不起来，持续半年仍不见好转，在医院转诊了几个科也无法确诊。
后来转到神经外科，医生二话没说给我开了药，我着急问：“到底啥病？”答：“仍未确诊，有几种原因都可能造成。”其中一种可能，不由使我打了一个寒颤，我打小就有鼻咽炎。到了五官科，外窥检查发现有鼻咽肿物，拍X光证实后，再用纤维内窥镜取样检验。几天后，我如约到医院取检验结果，在一叠厚厚的报告单里反复寻找，竟然没有我的报告单。我急冲冲找到病理室，护士说：“你的玻璃涂片在这，医生尚未做诊断报告。”“不是约定今天可以取报告吗？”“医生不在，你等他回来再问他。”说完她低下头，用精密显微镜，转动不同放大倍数的镜头观察玻璃涂片。原来是观察组织细胞状况，再判断肿物是良性还是恶性。医生回来了，说：“检验玻璃涂片做的不好，得重做!”我想，显微镜观察，是好是歹，不是一目了然的事吗?我脑海闪出医生当发现病人患绝症，瞒住病人只告诉家属的一幕剧情，心里打了一个寒颤，不敢再往下想。医生已到点下班了，我磨蹭不走等他出门，编了一个谎话，满脸堆笑地问：“医生，检验报告未出，我明天要到外地出差一个月，能否告诉我，我患重病的几率有多大？”“医生判症如法官判案，没有证据，能随便说吗？”医生一句抢白，我脑海浮现出阎罗的判笔和过去在法院公告栏张贴布告上，院长签名旁边那个血红色的粗勾。
下班回家，太太问我检验结果如何？我如实作答，太太默然，一夜没话。我发现这两天，太太总是带着疑虑的神情观察我，我把持不住往日的冷静：“你老看我干吗？”太太顿时悲由心生，泪流满脸。本来我在人前还自信不会霉运当头，此时，一阵说不清的恐慌不由自主袭来。一连几夜，碾转反侧，难以入睡。再去医院取报告时，好友担心我经受不住打击，要陪我去。我拒绝了，我强作镇定，露出牵强的笑容与他对赌，诊断报告出来，如平安无事，我俩一起失踪两天以示庆祝。拿了诊断报告后，我们去了深圳，参加一个朋友的开店典礼活动。误会示警，本该立即戒烟，但在杯盏交错，你来我往的应酬中，经不住朋友亦真亦假的规劝和从吞云吐雾人群中飘出的熟悉气味的吸引，我下决心，从今往后，尽量少抽。第一天，我嚼了五条(25片）口香糖，省了一包烟，还得一天抽两包。当时我想，看来这辈子，烟是戒不掉了。
如此这般的日子又过了两年，我第一次到香港。出发前就知道：香港政府禁烟，违禁者罚款5000元；香港香烟很贵，是广州的十几倍；最令人难堪的是，港人很讨厌人家在他身边抽烟，会用手掌当扇子，不停地扇风抗议，让你无地自容。有故于此，我刻意只带三包烟，试图倒逼自己在一周的旅途中尽量少抽烟。出发临上大巴前，我狠狠地抽了一支烟，沿途六七个小时，随处见到“违禁抽烟者罚款5000元”的公告，可不敢造次。憋了六七个小时，在餐厅，看着的饭桌上有一个烟缸，习惯性动作伸手口袋掏烟，才发现才开封用过一根的那包香烟弄丢了。剩下两包在行李还在大巴上。烦躁不安之余又种种无奈，竟产生一种逆反心理：如此种种不便，天命如此，不抽也罢！开始连续几天忍着不抽，弄得自己昏头转向，一向反对我抽烟的太太怕我闹出病来，竟要给我买烟。我却刻意坚持，看自己有没有毅力扛过这七天。
一天，表姐夫请我到市郊高档食肆吃饭，席间表哥与他姐夫忽然吵起来，你推我搡，掀翻了桌子。我两夫妻劝架一人拉走一个，饭是吃不成了，担心事情不尽快结束，可能还得上警局！我不知哪来的勇气，在这人生地不熟的地方，拖拽着这位表哥下山，直奔公路打的士回旅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第二天這位表姐夫為了表示歉意，在荃湾享和街的好彩海鮮酒楼宴請我夫妻倆，正是推杯換盞，酒酣耳熱之際，眼前竟又出現令人驚詫的一幕：一個瘦弱背微駝的中年男人，嘴裡嚷嚷著什麼，怒氣沖沖不期而至，仔細一看，竟是那位表哥，后面跟着一個身穿黑衣相貌猥琐，眼露凶光的矮个子。他手裡提著一個黑色的塑料袋里，露出半截斜插着，粗大木把手的家伙，令我联想《上海灘》的斧头帮。
那位表姐夫神色一凜，随即拿起大哥大手机报警，看惯香港警匪片的我知道下面将会发生什么，我赶紧把表哥拖拽出去，顺势往那紧跟他的黑衣人手中的黑塑料袋一瞥，咦！那袋中竟是一把木工锤，原是一场戏。
细问因由，令人可恼又可笑！如此打闹原因竟是表哥根本没有他可分的家产，只是借题发挥，因自己遭遇困境而向姐弟们提出无理诉求。双方闹得不可开交，又没解决方案，他才想出利用我访港机会，要我出面调解的招数。
清官难断家务事。我直截了当问闹事者，您的诉求毫无依据，但您强行去做，一定有原因！您不好意思说？我猜，这不是家产纠纷，你只是为了向他们要钱？！他低着头好不容易挤出一个字:“是”!我问他想要多少他不吭声。我只好找他们几姐弟、表姐夫商量：“表哥年届不惑仍未婚娶，如他结婚你们帮不帮他？他长期闲着，生活无着，他要开个小店的你们帮不帮他？"大家都说：帮！我随即问：“帮多少？”大家犹疑没马上回答。我只好再去探探表哥的胃口：“十万港币元行不行？”他勉强点点头。
记得某官员的口头禅:“钱能解决的问题不是问题！”。那就好办了！我立马召集几姐弟商量：“表哥结婚大家凑份子每人一万，他做生意时大家凑份子每人一万行不行？”这个“大家”连上我刚好五个人。“行！”大家回答很干脆但又提出一个很现实的问题：“如他两件事都没办，钱花完了怎么办？我知道，这表哥是不省油的灯，赌狗赌马，好吃懒做！ 我真挠头了。
离回广州只有一天了，他们双方谁也不相信谁，如能做到满足双方诉求，唯一的办法是用自己信用作担保，并设置付款门槛。于是，我起草了调解协议书，付款的门槛为表哥凭结婚证能拿到第一次五万元，第二次五万元只能用于支付开店时的装修费或货款。事情解决虽然不是皆大欢喜，但是我记得外交家沙祖康说过“双方不满意的程度对等，就是最大的满意”，事态就这样平息了。
本是以宽松的心情来旅游，没承想在香港戒烟，又在失魂落魄中碰到这档难缠的“官司”，自己竟然还能做了一回糊涂法官，有勇有谋地让原告拿了“没拿的钱”，让被告付了“没付出去的钱”，连当律师的朋友都竖起大拇指说，这是可以写入律政课程的典型案例。就这样，我坚定了戒烟的信心。从香港回来一个月内，我每天用烟三包，只是给人家递烟点火，就是不把香烟往自己嘴里送，硬是把欲望释放了出去。二十几年中，当欲望焚心时，我反复告诫自己，只要重抽一口（不是一支），我就会还原为一天三包的“瘾君子”。
如今，我自诩为戒烟功力已臻化境——短时能"腾云驾雾"出入烟枪齐放之地，却未有重吸香烟的非分之想。
2021年1月7日重写于广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