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刺客列传》记载了春秋战国时代曹沫、专诸、豫让、聂政和荆轲五位著名刺客的事迹。其中豫让与另外四人有很大不同，别人要么一击成功，要么失败成仁，都是一锤子买卖，而豫让则前后刺杀赵襄子两次；别人跟仇家是你死我活，赵襄子却释放了豫让一次，对豫让甚是相知，还让其刺衣，以此来成全豫让，豫让跟仇家赵襄子的关系有点复杂。正因如此，豫让的刺杀行为显得隐晦不明，甚至有人产生了豫让是沽名钓誉之辈的误解。
太过巧合的两次失败暗杀
豫让曾经为范氏和中行氏两个贵族家效力，后跟随智伯，很受智伯器重。智伯被杀，豫让挺身而出，要刺杀赵襄子为智伯报仇。他进行了两次暗杀行为：第一次豫让改换名姓，伪装成被判刑服役的罪人，到赵襄子的宫中去装修厕所，身上暗藏匕首，专等着赵襄子上厕所的时候刺杀他。豫让的这个计谋，不得不说太绝妙了！贵族在上厕所的时候，是不会让很多人跟着的，而且是一个人警惕心理最松懈的时候，更重要的是，这时候一个人防御能力大大降低，这正是刺杀赵襄子最好的时机。但是，这个计划偏偏失败了：赵襄子上厕所的时候内心忽然一阵悸动，就派人把装修厕所的人抓了起来，豫让就这么被捕了。赵襄子内心早不动晚不动，为何偏偏这时候悸动？为何内心悸动就抓装修厕所的人？从赵襄子内心悸动到喊人前来，手执利刃的豫让分分钟就可以上前结束赵襄子的性命，为什么偏偏不采取任何措施，而是傻傻坐等被捕？总之，这次暗杀行动失败疑点太多，让人费解。
被赵襄子放回后，豫让精心准备了第二次刺杀活动。这一次豫让漆身吞炭，改变了自己的相貌和声音，以致自己的妻子都辨认不出，然后埋伏在赵襄子出门要经过的桥下，希图给赵襄子致命一击。但这次暗杀又是以失败告终——赵襄子来到桥头，忽然马惊了，赵襄子马上猜到是豫让，结果豫让就被围了起来。赵襄子的马是有心理感应吗？早不惊晚不惊，偏偏在经过豫让埋伏的桥下时受惊，不能不说，跟上次赵襄子在厕所内心悸动一样，太过巧合了。
事情发生一次，可以称为巧合，但类似的事情一再出现，就不能再用简单的巧合二字来解释了。那么，这两件事情的真相到底是怎样的呢？
豫让想不想杀赵襄子
要解决上述两次暗杀失败的真相，必须要先解决一个问题——豫让想杀赵襄子吗？很多人看到这个问题估计就笑了，这么简单的问题还用问吗，豫让遭了那么多罪，当然是想杀赵襄子为智伯报仇了。但是有的时候，问题看上去越简单，真相往往越不是表面那样，事情的真相应该是豫让根本就不想杀赵襄子。
一个一心复仇的人往往是在生活中失去了其他的乐趣，并且为了复仇不择手段的。豫让完全可以采用他的朋友说的策略，委身侍奉赵襄子，取得他的信任后轻易就可以结束赵襄子的性命。如果说豫让看不起这种行为，不屑于这种勾当，那么他后面的两次暗杀行为如上所述，总是疑点重重，唯一能说得过去的解释就是——豫让根本不想杀赵襄子。因此，在两次刺杀过程中，根本看不到别的刺客传记里的刀光剑影，鲜血死亡，甚至连像样的打斗场面都没有。这也可以解释上述的两次巧合了：豫让在厕所肯定是故意泄露自己的意图，赵襄子因此心惊并召唤随从抓捕了豫让；第二次也是豫让故意让赵襄子的马受惊，从而暴露自己。更加重要的是，第一次暗杀失败后，豫让失去了继续刺杀赵襄子的理由，这一点，我们在后面再说。
豫让和赵襄子的双簧表演
豫让在厕所的行为，使赵襄子明白他对自己是无害的，所以赵襄子并没有诛杀他，而是大大地夸奖了一番，称赞他是“义人”、“贤人”，最后把他放了。第二次豫让故意让赵襄子的马受到惊吓，赵襄子一下子就猜到是豫让，双方又上演了一出脱衣刺衣的好戏。这两次是豫让和赵襄子自发的表演，是事前没有沟通过的但是双方一下子就领会到对方意图并积极配合的表演。
刺杀者和被刺杀对象为什么不你死我活地争斗，反而会默契地相互配合演出？因为双方都得到了自己想得到的东西。豫让得到了美名，正如赵襄子所说，豫让为智伯所做的这些事情，已经可以名扬后世了；赵襄子则也得到了知人和宽厚的美名，双方各得其所。
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赵襄子第二次会杀豫让。双方都得到了美名，没有必要再无穷尽地纠缠下去了，而且，谁能保证哪天豫让不假戏真做呢？还是及早收场的好。
赵襄子杀豫让还有一个重要原因：赵襄子的宗法观念很强，他是赵简子的庶子，被立为太子，后即位为君，是不符合宗法习惯的，赵襄子对此一直很不安，十分注重维护自己的权威。智伯分别向魏桓子和韩康子要了土地，当他要求赵襄子割地时，遭到了其严厉拒绝。智伯非常恼怒，联合韩、魏两家，围困晋阳。赵襄子的家臣张孟谈献上离间计并亲自潜入韩、魏营中，说服了韩康子和魏桓子，三家联合消灭了智伯，其后赵襄子赏赐群臣，以高共为首，超过了张孟谈。在整个战役中，高共并没有什么奇谋功勋，对此有人提出异议，赵襄子的解释是：“方晋阳急，群臣皆懈，惟共不敢失人臣礼，是以先之。”如果一次次地这样释放，以后有人仿效，不断冒犯自己的权威，自己又该当如何呢？从这个角度出发，虽然赵襄子很敬佩豫让的“义”与“贤”，但还是要杀掉他的。
豫让为什么这么做？
豫让要亮明自己的身份，暴露自己的意图，不去真的刺杀赵襄子呢？
要解决这个问题，先要说说豫让为什么要刺杀赵襄子。豫让曾经侍奉过范氏和中行氏，但都没有受到重用。这两个家族都是被智伯灭掉的，豫让不去杀智伯为两家报仇，不是不能，而是不为。智伯不同于范氏和中行氏，对豫让有知遇之恩，“国士待之”，现在智伯死了，无子，死后还受到了严重的侮辱，头骨被最恨他的赵襄子涂上漆制成了“饮器”。所谓的“饮器”，一说为饮酒时拿出显摆的器具，主要是为了“示恨深也”；一说为“亵器”，就是大小便所用的器皿，《吕氏春秋》上说是觞器，不管是哪种，在死者为大的观念观照下都是很过分的。智伯生前十分狂妄，动不动就随意要求别人割地给他，结局却这般悲惨。被智伯知遇的豫让如果没有任何的表示，是说不过去的，这是其一；其二，从《史记》里面田光报燕太子丹和侯赢报信陵君的事迹就可以知道“士为知己者死，女乐悦己者容”的观念在当时是多么深入人心了，豫让此时不出头，是绝配不上士的称号的，更不用提“国士”了，只会让天下人耻笑，是没有颜面活在世上的。因此，豫让必须要为智伯报仇，这才是被知遇的士应该做的。
那么，为什么经历了千辛万苦，遭了那么多的罪，却不去真的刺杀赵襄子呢？主要有两个原因：一，先说发生在一个豫让之前的故事，可以说明这个问题：
晋灵公不君。……宣子骤谏，公患之。使锄麑贼之。晨往，寝门辟矣。盛服将朝。尚早，坐而假寐。麑退，叹而言曰：“不忘恭敬，民之主也。贼民之主，不忠；弃君之命，不信。有一于此，不如死也。”触槐而死。
《春秋左传正义》卷二十一
晋灵公讨厌赵盾动不动跑过来进谏，就派锄麑刺杀赵盾。锄麑去后看到赵盾恭敬敬业的一幕后深受感动，陷入忠信两难的境地，最后只好触槐自杀。这说明春秋战国时期的刺客并不总是一味只知杀人，而是要看刺杀的对象，讲究具体问题具体分析的。如果刺杀的对象是向赵盾这样一心为国、德高望重的人，他们宁可自己去死，也不会滥杀这类人的。
一般刺客尚且如此，更何况“国士”级别的豫让。智伯是一个骄横恣肆，睚眦必报的人，而赵襄子在当时是有着仁德称号：
赵襄子派新稚穆子攻打翟国，攻下了两座城池。新稚穆子派使者回来报告襄子，襄子正在吃饭，听了以后，脸上现出忧愁的神色。身边的人说：“一下子攻下两座城，这是人们感到高兴的事，现在您却忧愁，这是为什么呢？”襄子说：“长江黄河涨水，不超过三天就会退落，疾风暴雨不能整天刮整天下。现在我们赵氏的品行，没有丰厚的蓄积，一下子攻下两座城，灭亡恐怕要让我赶上了！”在春秋无义战的背景下，赵襄子能有这样的觉悟，已经是很不错的了，孔子听到这件事以后也感叹说：“赵氏大概要昌盛了吧！”
同时，赵襄子还知人善任。他用任登当中牟令。任登向襄子推荐胆胥己，襄子召见胆胥己以后让他当中大夫。相国说：“我料想您对这个人只是耳闻，尚未亲眼见到其为人如何吧！当中大夫，竟是这样容易吗？这不是晋国的成法。”襄子说：“我提拔任登时，已经耳闻并且亲眼见到他的情况了。任登所举荐的人，我如果还要耳闻并且亲眼见到这人的实际情况，这样，用耳朵听、用眼睛观察人就始终没有完了。”于是就不再询问，而让胆胥己当了中大夫。对此，《吕氏春秋》此条内容的写作者评论道：“襄子何为？任人，则贤者毕力。”襄子还需做什么呢？他只是任用人，那么贤德的人就把力量全部献出来了。
为了智伯去杀这样的赵襄子，显然是不符合天下大义的。
二，豫让第一次被放回后，就陷入了一个无法再杀赵襄子的悖论——赵襄子称他是“义人”、“贤人”，并且饶恕了他的性命，这不也是知遇吗？按照“士为知己者死”的观念，豫让当以死来报答赵襄子，怎能再去刺杀呢？
那么，豫让只剩下了一条路——刺而不杀，自己求死。
某教授把豫让看成一个沽名钓誉之人，这是有失公允的。豫让报仇，是情势使然，他用自己的智谋而不是蛮力做出了自己的选择。豫让的选择可谓高明，一箭三雕——既为旧主智伯挽回了一些尊严，也成全了自己士为知己者死的美名，同时也成就了贤主赵襄子的清誉。能做到这三点，豫让哪里是一个普通的刺客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