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去看望八十岁的姑夫，勾起我许多关于看电影的记忆。因为姑夫是当年送电影票给我们的人。正因为有了姑夫，我们在童年和少年期间，看了许多场难以忘记的电影，还有几件难忘的趣事，想想忍不住笑，笑着笑着，眼泪又流下来了。那时的日子真苦！那时的情最真，那时的电影真好看！

那是上世界七八十年代，电视机还不普及，看电影也是奢侈的事情。买票看电影，那是想都不敢想，一角钱一张电影票，在家境好的人家那里不算啥，可在我们家能买两块豆腐，够我们一餐的菜。

我爹去世得早。我五岁那年，爹从拖拉机上摔下来，落下了病根，不久就去世了。我母亲一个人拉扯我们五个孩子，家里上无片瓦下无寸土，母亲是个要强的人，无论日子怎么苦，她坚持要让我们上学，这样，家里的光景就更难了，她一个妇道人家，生得个子小巧，却去建筑工地上担砖挑沙，做着男人的活。有时，我们一天只吃两餐饭，像看电影这么奢侈的事情，只能在心里想想、在梦里看看。

还有一个盼，就是每年秋收过后，或正月，县城附近的村庄会放电影，那是免费看的，就是有点远，但再远也挡不住我们想看电影的热情，无论是潘家、李家、程家、金家，只要哪个村庄会放电影，一个小伙伴知道消息，就会很快地传播小半个县城。我们早早吃了饭，或有时饭也没吃，就和小伙伴们去赶场。

如果放电影的村庄较近，我们会带上一个小马扎，远的村庄就空手去。电影一般在村里的空地上放，早早地拉一块白色的幕布，放电影的机器搁在对面。空地旁边总有几棵大树，机灵的就以及树为凳。也有看着看着就下起雨来的时候，那时人们总是一哄而散。

我们还有一个看电影的盼。每年正月过后，县委县政府组织召开“三级干部大会”，晚上就会组织看电影，电影票当然是公家发。而我姑夫那时是在一个公社任工会主席，他们公社干部分到的电影票由他分发，有时电影票就会多出一两张，有时是三张。这时，姑夫就会买上两包桃酥，然后来我们家送电影票，我们全家人比过年还高兴。当然，最高兴的要数我和我哥。

记得有一次，姑夫送来两张电影票。母亲要二姐带上我哥和我去，那时我的个头还不够高，可以免票看。正月的天气还很冷，母亲怕我着凉，临出门前，取了父亲的一个棉军帽给我戴上，交待二姐带好两个弟弟。

姑夫给我们的票是第二场，8点30上映，我们仨还是兴奋地早早来到电影院。电影院检票厅挤满了人，有来候场的，还有不少小屁孩，没有票，就是来凑热闹，看能不能浑水摸鱼混进去的。那时的我七岁吧，对周围环境既好奇，又害怕。二姐怕我走散，就紧紧地拉着我的手，叫我哥跟在后面。

8：15开始检票入场，我们随着人群往检票口挤，终于进了放映大厅，我们在半明半暗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然后就焦急地等待放映。我记得那次我们看的电影是《十天》，讲的是革命年代一个小男孩充满悬念、危机四伏的十天的故事。我们很快被电影吸引，入迷地看了起来。

电影散场，我们随人流走出电影院，我突然感觉头上凉嗖嗖，一摸，我的妈呀！棉军帽不在了，不知啥时候给丢了，一定是被人给顺走了。是进场的时候还是出场的时候？或者是看电影入迷的时候？我“哇”地哭了，我们都不敢回家，怕母亲骂。哥哥和姐姐不甘心地带着我返回到检票厅寻找。搞清洁的老爷爷听我们说了情况后，好心地劝我们快回家，说帽子肯定是被人顺去了，要不戴在头上哪能没呢？

我们很忐忑地回到家，母亲得知棉帽子丢了，对我姐和我好一顿骂，对我哥好一顿打，说他半大个男人，连个帽子也守不住，以后还怎么担起这个家。从那以后，我就知道，男孩长大了是要担起一个家的。

第二年春天，姑夫给我们送来三张票，说有一个干部家里有事，开完会赶回去了，而且是第一场，位置在中间。母亲很高兴，决定晚上带我们一起去电影，我二姐、我哥、我小妹，我。小妹还抱在手里，肯定不要票，我呢，母亲说高度应该还差那么点，肯定也能进去。

吃过晚饭，收拾妥当，母亲抱上小妹，带着我们出发了。路上碰到邻居问，她颇为自得地答：“带孩子们去看电影哩。” 邻居都羡慕地看着我们，我们既兴奋又高兴。

到了检票厅，我们等了会儿，就开始检票了。二姐和哥哥都很顺利地进去了，轮到我，那个检票的中年男子瞟了一眼，很权威地说：“高了，这个高了！”

“哪里会高？你看你看，你再看！”我没提防，母亲一手把我的头按到比高的铁杠上，“嘭”地一声响，撞得我眼冒金星、呲牙裂嘴，眼泪都下来了。

“行行，大嫂你进去。”那中年男子也许是被我妈的气势给震慑住了，我妈一张票，就这样，抱一个，推一个，进了放映厅，我也忘记了头上的痛，和哥哥、姐姐一路去找我们的位置。

看电影时，母亲从口袋里掏出自家种的、自已炒的小黄豆来给我们吃。那小黄豆，特别香，后来，再没有吃到那么香的小黄豆。

那晚看的电影，现在还记忆犹新，是《铁道游击队》。

「无戒365极限挑战日更营第2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