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福特和弗雷德里克.泰勒是管理思想和实践领域初期对不能不一并提起的人物。两人之间的联系异常明确而强烈,但他们却是两个不同的角色,生活和思想都自成家。他们所走的道路都是别人难以仿效的强者之路。他们都任性、有强迫症,偶尔招人反感。
他们的方法有着不容置疑的影响力。确切地说,他们都在全球有着巨大的影响力。在制造业,从1907年到1917年,效率运动使每单位劳动力的产出每年提高33%,而此前的1900年到1907年,每年的平均增长率仅是9.9%。
泰勒的思想和福特的实践,都催生了大量的仿效者和追随者。成绩最突出的是吉尔布雷思夫妇:弗兰克.吉尔布雷思( Frank Gilbreths)和莉莲.吉尔布雷思( Lilian Gllbreths )。吉尔布雷思夫妇对科学管理投人了虔诚信徒般的热忱,推动它向前发展。他们把生命奉献给了效率运动。他们连度蜜月都不忘拜访圣路易斯举办的世界博览会,考察那儿的建筑技术。他们创造了自已的效率帝国跟管理大师史蒂芬.柯维(StephenCovey)的现代企业帝国差不多。他们是领先时代几十年、“自我救助”的祖师爷。
吉尔布雷思夫妇、亨利.福特及其他人的工作,把管理带上了正途,在世界各地得到了推广。在欧洲,林德尔.厄威克( Lyndall Urwick )热切地接过了科学管理的大旗。法国战争部长下令研究和应用科学管理。日本也很快抓住了这一新思想。松下幸之助极大地受到了亨利.福特的启发,以他为自己的榜样。松下幸之助基于类似的原则创建了自己的商业帝国:提高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松下幸之助甚至提出理论:成功的产品就是比竞争对手的质量好上三成,价格便宜三成。
松下幸之助和亨利.福特之间最关键的区别是,松下看出了商业中强大的道德伦理元素公 司不是单纯的生产工具,还是社会和个人福祉的载体。光有利润还不够。“制造商的使命,应该是克服贫困,把社会整个地从贫困中拯救出来,为它带去财富。”松下说。1929年, 他首次确认了自己的“基本管理目标,”他说,“要认识到我们身为工业家的责任,通过商业活动,将自己投身于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当中,改善人民的福利,提高整个世界的生活质量。”
不光只有松下幸之助一个人发现了管理的漏洞。1914 年,泰勒在纽约做了一场讲演,出人意料地吸引来了69 000名听众。科学管理对整个世界都产生了影响。管理绝对算是那时候的摇滚乐,比猫王还早了40年呢。一位日本工程师翻译了《科学管理原理》(该书的日文译名变成了《消除无效工作和提高产量的奥秘》),旋即在日本成了畅销书这 预示日本有着强烈的意愿接受最新西方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