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每日电讯》2017年12月11日第5版，以《搜证南京大屠杀：“以为是国史，原来也是家史”》为题，报道了美籍华人鲁照宁13年无偿捐赠2000余件南京大屠杀文物史料的事迹。
鲁照宁祖籍南京，1980年随父母离开南京移民美国时，对生活了16年的这座城市知之甚少，竟然不知道“南京大屠杀”。
1997年，鲁照宁读到美籍华人张纯如的著作《南京大屠杀：被二战遗忘的浩劫》，这部作品让他重新审视自己的家乡，开始有意识地搜集南京大屠杀方面的资料。
随着对历史的了解，原本自认为与这段历史毫无关系的鲁照宁，却从中打捞出越来越多的家族过往。
在漫长的日本侵华期间，鲁照宁的爷爷、二爷、太奶、大姑奶、老姑奶、堂叔先后死于日军之手。他的姑奶鲁美音，是4296名中外抗日航空英烈中唯一一位女烈士。
看罢这篇报道，让我想起了我参与《抗日战争期间财产损失和人口伤亡》调查工作的一段往事。
200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在全国开展“抗日战争期间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调查，我有幸参与并亲自组织了本地区的调查工作。
在调查期间，我同各县区党史同仁到辽宁省档案馆、大连市档案馆查阅了大量资料。在本地走村串户，寻访了数十名那段历史的亲历者和见证者。
在那些当事人及其后人娓娓道来的讲述中，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慢慢浮现在我的眼前：大獾子洞惨案、高家粉房惨案、警务联络委员会屠杀事件、广玉讨伐队屠杀惨案……
在深入挖掘日本军国主义者侵华期间给本地造成的人口伤亡和财产损失的过程中，我无意间发现我的家族曾深受其害的历史。
在日伪统治时期，日本军国主义研究、制造和使用细菌武器，在哈尔滨成立“731”部队，并在我市陶赖昭设立实验场。加之当时医疗、卫生条件极差，致使我市境内爆发大面积人间鼠疫。
1945年8、9月间，仅据10处疫区统计，发病147人，全部死亡。鼠疫余害影响深远，我市境内光复后连续三年鼠疫大流行。
得知我正在进行鼠疫情况调查，我的老母亲给我讲述了两件她所知道的真实事件。
一件是我的3位至亲因患鼠疫死亡的事情。我的父亲出生于1939年，他6岁丧母，和他的母亲同时死去的还有他的两个姐姐。也就是说，1945年，我的奶奶和两个姑姑在同一天死于瘟疫。
妈妈告诉我，我父亲的姥姥家姓任，当时是大家族，很多人住在一个大院。那一天任家大院死了7口，我们家死了3口。
妈妈同时又讲述了一个几乎是笑话的故事。
妈妈说她有个舅舅，据说有点缺心眼，当时在新安镇（日伪时期是一个区）给地主扛活。有一天东家死了一个兄弟，让他去城里买棺材。
到了棺材铺，选好了棺材，我这位舅姥爷想为东家省点钱，就问能不能便宜点儿。棺材铺的老板头一次遇到买棺材讲价的，气不打一处来，就答复他买两个大的搭一个小的。
舅姥爷一琢磨，合适！于是一下子买了两大一小三口棺材。
没想到棺材拉回去没够用，短短几天，舅姥爷的东家一家瘟死了四口。
这个故事听起来是一个笑话，像是在嘲笑办事的伙计缺心眼，因为贪图小便宜，买棺材都要讨价还价。但从另一个侧面反应了当时鼠疫爆发的情况是怎样惨烈的一种局面。
现在想来，当时生活窘迫，医疗条件有限，鼠疫发生后不能得到及时治疗，这是我的三位亲人离世的直接原因。但是，鼠疫大规模爆发于日本侵略东北期间，发生在日本细菌实验地附近，不能不说日本军国主义者才是真正的罪魁祸手。
那段历史已经离我们远去，一次调研，让国史也成为了我的家史。看着调研报告上一串串数字，想着我的亲人长眠在那段历史里，我的心仿佛在流血，我仿佛看到一个六岁的孤儿跪倒在三具尸身旁，在哀嚎，在痛哭。
写下这些文字的时候，正值南京大屠杀80周年纪念日，也是第四个国家公祭日。全国多地举行悼念活动，其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举行了国家公祭仪式。
这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应该永远铭记的日子。不忘历史，是为了更加珍惜和平，而勇于正视历史，真正懂得反省，才能获得人们的原谅，才能卸下肩头那副历史的十字架。
仅以此文，献给我的奶奶、姑姑，以及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300000同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