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多小伙伴最近聊起钱穆先生的《国史大纲》，都说这部书有很强的局限性，觉得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大致就是说钱先生过于保守，在20世纪中期了，还在为封建专制和传统的那些东西作辩护。小编以前也读过《国史大纲》，从内容上看，确实有点这样的倾向。但是，小编深究起来，觉得钱先生的格局，并不像我们看到的那么简单。
读过《国史大纲》，一定对钱先生的前言印象深刻，有心的小伙伴会认为，钱先生这是在为国学摇旗呐喊。小编也摘选了前言的第一段，放在这里。
“凡读本书请先具下列诸信念：
一、当信任何一国之国民，尤其是自称知识在水平线以上之国民，对其本国已往历史，应该略有所知。否则最多只算一有知识的人，不能算一有知识的国民。
二、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略有所知者，尤必附随一种对其本国已往历史之温情与敬意。否则只算知道了一些外国史，不得云对本国史有知识。
三、所谓对其本国已往历史有一种温情与敬意者，至少不会对其本国历史抱一种偏激的虚无主义，即视本国已往历史为无一点有价值，亦无一处足以使彼满意。亦至少不会感到现在我们是站在已往历史最高之顶点，此乃一种浅薄狂妄的进化观。而将我们当身种种罪恶与弱点，一切诿卸于古人。此乃一种似是而非之文化自谴。
四、当信每一国家必待其国民具备上列诸条件者比较渐多，其国家乃再有向前发展之希望。否则其所改进，等于一个被征服国或次殖民地之改进，对其自身国家不发生关系。换言之，此种改进，无异是一种变相的文化征服，乃其文化自身之萎缩与消灭，并非其文化自身之转变与发皇。 ”
这四点，表面看是钱先生在劝国学衰微的人重拾历史研究，发现过去的好，相信未来有希望。所谓知人论世，如果这个前言加上一个战乱纷飞的时间，成书的1939年，若在往前引，那这本书的雏形，应该在1931年。1931年，九一八事变那一年，钱穆接到北京大学寄来的聘书，随即到北大历史系任教，讲授中国上古史和秦汉史。九一八事变后，南京国民政府下令将中国通史作为大学必修课。为什么要作为必修课？因为当时的局势，国将不国。日本占领东北后在东北推行日式教育，学日文，摒弃中国历史，修习日本文化和日本历史，让沦陷地的人民接受日文教育。这无疑是最高程度的文化侵略。 消灭一个国家，最关键的是消灭一个国家的文化。当文化没有人追随，这文化自然消亡了。
再往后看，到1937年之后，北平沦陷。诸多大学南迁，就有了西南联大的诞生。西南联大经历过几次搬迁，1938年，一半疆土陷入敌手。在这种情况下，钱先生怎么能不忧国。作为一个文人，笔就是最大的武器。钱先生知道，作为一个史学家，自己肩上不仅仅担负着教书育人的作用，更有责任把中国的文化留下火种。时局衰微，谁也不知道明天，明年将会是什么情况。所以，钱先生是带着一颗，写给亡国人的心，写了这部著作。而他也希望，这部著作能让人们在日本侵略者的侵略中，记得自己还是个中国人。万一哪一天被占领，还记得自己是华夏文明的继承者，能够奋起反抗，而不是被同化，被洗脑。
对于历史带着温情，是因为未来看到的是希望渺茫，当时的未来，不是按照中国史书在走，因而才有了《国史大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