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教学生学课文。三年级人教版上册的课文——《大青树下的小学》。
"当，当当!当，当当!"大青树上的铜钟敲响了。读到这一句，我觉得很美。声音清脆。古老的铜钟，挂在大青树粗壮的枝干上。凤尾竹的影子，在洁白的粉墙上摇晃…读到这一句，我也觉得很美。画面感强。
我觉得这些句子，是写我小时候。我在这样的学校里念过书，听到过“当当，当当”的铃声。不同的是，学校里没有大青树，只有一棵大槐树。树上，挂着的不是铜铃，而是一块生铁。大槐树年纪不大。依靠在黑瓦红墙的教学楼边，不算粗壮，但也有些冠盖如云的气势，绿叶团团，枝丫丛生。五月槐树开花，一片朦胧的淡蓝，如氤氲的雾，浮动在红墙黑瓦之上，有一些说不出的神秘和美丽。槐树的一枝树桠，旁逸斜出，不高不矮，挂上一块生铁，端来一个小板凳，踩上，毋需弯腰或者扬脖，恰好能用铁棒敲到这块生铁。这块生铁来之不易，据说，是老校长从亲自从拖拉机的底盘上拆下来的，二十多斤的生铁，驮在自行车上，“哐当哐当”推到了学校。这块生铁，挂在大槐树上，已经有数十年的历史。生铁中央，在铁棍的敲击之下，变得埕亮埕亮。
敲铃是校长的专属职务。是不是显气派，不得而知。知道的是，敲铃需要对时间，估摸着打铃是不行的。整个校园，唯独校长手腕上有一块表，唯独他知道精准的时间，这打铃之事，也只能校长莫属了。校长打铃，颇有一些意思，抬手腕，看时间，搬木凳，拿铁棒，一气呵成，然后，熟练地踩上木凳，抡起胳膊，用力地敲起生铁。一边敲，一边喊。当当当——“上课了，上课了。”当当当，当当当——“大家回班，大家赶紧回班了！”两个“了”字，被校长浑厚的男中音拖得长长的，颇有一些京剧的味道。于是，满操场踢毽子、捉小鸡、跑步跳远翻单杠的孩子，忙不迭地起身、拍灰、转身，一边嬉笑，一边朝着教室的方向奔去，场面壮观。喧闹的学校，变得安静起来。朗朗的读书声，从一间一间的教室，传了出来，在学校里萦绕，在山坡上飘荡，飘荡……唯独那一棵高大的槐树，立在教学楼的红墙之下，静穆无声。
校长也担课。我初一时的数学课，就是他担任的。打完铃，就小碎步地跑到教室上数学课。来到教室门口，有些微微的气喘，一张微胖的脸，带着一些红晕。第一次数学课，上了一大段时间，瞥见他频繁地看手表。起始，我们还疑惑：难道校长也急着下课、放学？后来总算闹明白了，他惦记着打铃，这学校，能打铃的可只有他一个。“同学们，把黑板上的练习做一做！”估摸是下课时间到了。他给我们布置了一些作业，转身，就小碎步地跑出了教室，打铃去了。久了，什么时候要下课，我们都不需听铃声，光看校长看手表的动作，光听校长马上布置作业，光瞥校长的转身，就知道整个学校的下课铃，即将打响了。他上我们的数学课，严肃，不苟言笑，我们都很惧怕，但也觉得幸运，至少，咱们比别的班级早下课一两分钟，也晚上课一两分钟。这，对于孩子来说，是天大的福分了。
只是，我们一直揣测：校长的手表难道也走得准么？手表么，肯定有走得慢的时候，也有走得快的时候？这学校的上课下课的铃声，就真的会一直准确下去么？真的有一天，铃声乱了套。校长正在课室里上课，讲完了一个知识点，他抬起手腕，看了看表。我们松了一口气，以为下课了。等着他布置作业，然后转身，小碎步地跑出教室。没料，他并没有，而是继续让我们翻开书，继续地讲解下一个知识点来。这一节课，漫长而让人焦躁，半个教室的同学，都在扭动脖子，都将眼睛投到了窗外，都魂不守舍、坐立不安。一位尿急的同学解救了我们——“校长，我尿急，想上厕所。”“尿急，下课再上，没两分钟了。”校长抬起了手腕，仔细地看了看表，才知道，手表坏了，大半个小时，一格也没有转动。
“当当当，当当当”，校长终于敲响了大槐树挂着的铁块。“当当当，当当当”，被无数的尿意憋得心烦意乱的同学，第一时间，便向了厕所奔去。只是，很多同学并不知道，这节漫长的课，这累积的尿意，只是一只无辜的手表，一只停摆的手表而制造的。那天的课间休息也特别长，校长特意将下课时间延长了十分钟。上完厕所，我们有足够的时间，在操场上、山坡上奔跑、玩闹。一群群的孩子，像过节似的，玩着、闹着、追逐着，快乐幸福无比！但谁也不知道，这也是一只停摆的手表所赐予的。
敲钟的铁棍，一直都放在槐树的下面。两头，被磨得透亮。中间，呈天然的铁锈色。我无数次地想端望着他，幻想着自己能做一回敲钟人，敲响挂在槐树上的生铁片，看着在铃声的指挥之下，我的同学一位位慌不择路地奔向教室，或者兴高采烈地奔向操场。这一片生铁片和这一根敲钟的铁棍，在我的心中，有着某种神奇地力量，它指挥着我的同学，号召着我的同学，有些神圣，甚至，成为了一种对我的诱惑、向往。一次体育课，我终究拿起过这一根铁棍。周遭没有人，同学们都在离老槐树很远的地方，我上完厕所，经过这里。天赐良机，我搬来放在槐树下的小木凳，捡起了靠在槐树上的铁棍，正准备轻轻敲一敲这块生铁片。这时，体育老师走了过来。“你这是干嘛？”我急中生智，扯了一个谎。“喔，喔，是是校长让我把这凳子搬过来的！”我匆忙地跳下了凳子，偷偷地将铁棍放了回去。然后，低着头，面红耳赤地跑开了。我边跑边想：体育老师应该是知道我想敲铃的，只是，他没有点破而已。或许，我是托了父亲的福，父亲在学校里，曾做过代课老师，这位老师，就是他曾经的同事。
学校搬教学仪器，点名几位同学周末过来帮忙。我也在这几位同学之中。忙活了半天，我们在老槐树下休息。校园静悄悄的，老槐树也静悄悄的，清晨的阳光撒下来，在那一块生铁片上，镀上一层金灿灿的光影。或许是光影诱惑了大家的眼睛，或许是我们一直都对这发出“当当”声响的“生铁片”充满好奇，我们瞪大眼睛，瞧着闪亮的生铁片。“诶！你们说，除了校长，谁还敲过铃？”一位同学突然发问，打破了我们的静寂。“没见过！除了校长，谁还敢敲？”大家七嘴八舌起来。“要不，我们试一试？”隔壁村的小胖怂恿道。“要敲，你敲吧？”“就是，看你敢敲不？”大家七嘴八舌，小胖被这些半带嘲讽的话语，憋得面红耳赤。“敲就敲，谁怕谁？豁出去了！”小胖挺直了腰板，朝大槐树下走去。
“生铁片”发出了声音。“当”，清脆，悠远。第一声，他敲得小心翼翼，还四处张望了一番。他这是怕老师呢！叫我们回来的物理老师，就在器材室里忙碌着。“当当当”，铃声明显比第一次大了许多，依旧清脆，但多了一些“嗡嗡”的颤音。这是第一次，我们听到的除校长之外的人，敲响的铃声。没什么特别的地方，除了力度稍小一些，除了没有我的同学们如风一样奔跑到教室，除了敲铃的人，没有那么地明目张胆。见物理老师没有出来，也没人责骂，其余的同学，一个接着一个，争先恐后登上了凳子，敲响了校长才敢敲响的铃。“当当当……当当当……”铃声在空旷的校园回荡着，惊起了几只藏在校园树林中藏着的鸟雀；“当当当……当当当……”铃声在碧绿的山坡奔跑着。终于，也惊来了一直在器材室忙碌的物理老师。只是奇怪，老师没有责骂我们，他只是从窗口探出了头，朝我们摆了摆手，叮嘱了一声：“别敲得太大声了！”
我们从没想过，敲铃的铁棍会不翼而飞。但铁棍，真的飞了。冬日的清晨，校长踱步到老槐树下，搬凳子，拿铁棍，准备照例敲响一天里的第一道铃声。凳子摆好了，却发现敲铃的铁棍不见了。校长有些束手无策，但很快就镇定了下来。他在老槐树下，寻了一块石头，爬上了木凳，敲响了生铁。用力地敲着，但毕竟不是铁棍，发出的声音，有些嘶哑、黯淡。不是清脆的“当当当”，而是低沉的“哐哐哐”。晨会上，校长的脸黑黑的。他问：是谁把敲铃的铁棍拿走了？操场里，鸦雀无声。他继续问：究竟是谁把铁棍拿走了？操场上，没有一个人吱声，除了在杨树上的喜鹊，叽叽喳喳地叫着。他没有追问第三次，只是深深地叹了一口气，说道：“算了，小孩子拿东西，还不算偷吧！我只希望，拿了铁棍的同学，明日个把铁棍放在老槐树底下，就行了！这，似乎在安慰自己，也似乎在安慰我们。
晨会开完。同学们纷纷议论、揣测，也编纂了无数离奇的故事，将这位拿走敲铃铁棍的人，臆想为侠客、小偷。一天，我们都生活在有些快意的幻想中、惊奇中。只是，那一天上下课的铃声，都让我们难受，“哐哐哐”，黯哑，是狗吠一样，让人能起一身的鸡皮疙瘩。第一次，我们才发现，以前上课催命的铃声，并不是那么讨厌，甚至还有些动听、可爱，令人怀念。我们还有有些小小的希冀：那根铁棍，还是能尽快被找回来。可惜，第二天，铁棍依旧没有老槐树下，第三天，铁棍还是没有回到老槐树下。这根握在校长手中长达数十年的铁棍，用作敲铃的铁棍，就这样不翼而飞了。它的不翼而飞，成了一个谜。成了平静校园的一个传奇、故事——校园里的每一个人，都在茶余饭后，无数次的，编撰这个故事，臆想这个故事，揣测这个故事。它的不翼而飞，也飞成了一幕幕青春年华里难以忘怀的美好、幸福和欢笑。
校长很快地带回了一根粗粗的圆钢筋，代替了敲铃的石头。“哐哐哐”的声响，又变为了清脆的“当当当”。渐渐地，不少的老师戴上了手表。在时代的奔涌前进中，时间，慢慢被普通平凡的人掌控，成为了手腕上的表，摆在书台上上的闹钟，挂在墙上的石英表。渐渐地，校长很少亲自敲铃了，学校的老师，轮班上阵。第二年，每一个教室，都牵了电线，安装上了电铃。那一年，是一九九二年。那一月，是花开荼蘼的五月。靠墙的槐树，正在开花，淡蓝色的花，开得异常地氤氲，茂盛，像浮动的烟雾。“生铁片”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彻底地被人遗忘了，虽然，他依旧挂在那弯曲的树杈上，却长满斑斑的铁锈。孤独、暗哑。第二年，红墙的教室被推倒了，学校，长出了一栋簇新的三层教学楼。
……
一晃，近三十年过去了。我依旧在学校。不过，我做老师，我教学《大青树下的小学》。"当，当当!当，当当!"大青树上的铜钟敲响了。读到这一句，我会想起我小时读书的学校，会想起那站在红墙下的槐树。古老的铜钟，挂在大青树粗壮的枝干上。凤尾竹的影子，在洁白的粉墙上摇晃…读到这一句，我会想起了挂在槐树上的“生铁片”。
当当当……我再也找不到那一棵在五月的阳光下，开花的槐树了。
当当当……槐树上挂着“生铁片”的铃铛。我再也听不到，那清脆的声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