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晌午时分，玉堂夫妇来访，彼时我还以为只是再日常不过的小聚，但一小口咖啡入肚才明白过来，这里面是有文章的。因为我听到了一个名字：李小峰。
“我听说，李老板也请您去赴宴了。”玉堂夫人是这样问的。我点点头，表示肯定，但嘴里说的却是：“不过，我打算回了。”
“为什么？”玉堂不解。
“因为他请的人叫鲁迅。”
“周先生.......”
“不是周先生，是鲁迅。”我说：“没有那场纠纷，还是周先生，有了，那去的就是鲁迅。”沉默片刻后，续道：“是个炮筒子。”然后，三人相视而笑。
我所谓的纠纷要从这位李小峰说起。
李小峰是当时北新书局的老板，因为版权问题和鲁迅产生了些纠纷，甚至对簿公堂，事经达夫从中斡旋才稍是和解。
为了表示诚意，李老板决定请一些朋友吃个饭，当然，其他朋友，包括我和玉堂夫妇在内都是陪客，主要的是鲁迅。
“这饭可不好吃呀！”我说，“周先生是小性，又常论及自己的作品为心头的一块肉。想必是要给李老板一些不好看的，到时候怎么办？所以我不去，劝你们也不要去。”
“怎么行？太不合适了。”玉堂回的快，确实，和我不同，他与周先生自女大结识后素来交好，又同是《语丝》的主要撰稿人。
这种事儿，人家不请就算了，请就还是要去的。可问题是玉堂夫人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要我也去。
“这什么相干呢？”我不解。但夫人却说是自己平日里和鲁迅先生不得熟悉，吃饭间，怕说错了话。所以，想让我多少从旁提点。
话说得可谓漂亮，却是个极荒谬的逻辑。如果是从旁提点，有玉堂在，何须我这个外人，但仔细思量后，我还是应承了。
因为我知道确实有个人，是爱说错话的，是需要从旁提点的，奈何不是玉堂夫人，而是玉堂自己。
玉堂，文字上的天才，人生上的智者，可处世，却是个愣子。这些，我了然，他的林夫人更甚。
8月28日当天，李小峰把席摆在了南云楼雅间。
在此之前，我没见过这位李老板，这次见过了才知道，不愧老板二字，三两句话，就把原本尴尬的气氛搞得轻松惬意。几位朋友也是有说有笑。
这些朋友中就包括玉堂。或者说，最甚者为玉堂，上下五千年、纵横八万里，能沾上点边儿的他都要插嘴说上一句，似乎已将我席前的嘱托忘得一干二净。
好在，所论及都是些无伤大雅的，我也就不再多言，想着饭局这样结束也总可以交差。却没料到就在我以为安然的时候，有人提起道，鲁迅先生和李老板关系紧张是中间有奸人作梗。
这话乍一听没什么不妥，但稍稍细想就会衍生出一个问题，即：奸人是谁？说者没有言明，但我想起的，是张友松，而从鲁迅先生那突然铁青下来的脸色上看，如是。
张友松，鲁迅先生的门下弟子。也算个作家，但年纪尚青所以名头不大，和我们间也相识不深。只是他要开个书店，为邀请自己的老师，而请我们吃过几次饭。
席间，年轻人说话的毛病展露无疑，欠火候、欠斟酌、欠德行。总结起来两个字，欠妥。张友松欠妥的地方在于，为了拉拢老师，多少有些暗中中伤李小峰。
所以，当提到鲁迅先生和李老板的关系不好是奸人从中挑拨的时候，本能就想到了这位。
而玉堂显然不知，因为整个席间只有他面不改色，一副天真烂漫的样子依旧高谈阔论，并且不断附和着奸人一说，既不理会我提点的手势，也不理会鲁迅先生越来越铁青的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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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先生是体面人，体面人对这种事原可以不作声的。但，鲁迅先生的体面前加了‘脾气大不好’这五个字。于是，他作声了。
他拍案而起，对着正满脸堆笑，随声附和的玉堂就是一句：“我和北新的诉讼，不关张友松的事！”
玉堂此刻才恍然大悟，原来周先生以为自己嘴里的奸人是他的学生，赶忙起身辩解说：“是你神经过敏，我没有那个意思。”
本来不是主角，此刻却遭了周先生的殃，玉堂颇为委屈，嘴上也就不让。两人越说越急，越说越气，终于在对彼此问及了那些无辜牲口及其家属的称谓后不欢而散。
事后，我跑到玉堂家中，指着他的鼻子数落了不下两个时辰，大意六个字：你就是个愣子。可能也是把玉堂说烦了，他就当着我的面在自己的自由日记里写下来这样一段文字——
“8月，与鲁迅吵架，颇有趣，此人已神经病。”
写完，还特意将日记在我面前展了展，然后露齿，一笑。
“人生不就是有时候被别人笑笑，有时候笑笑别人。”玉堂说。
“人生不就是有时候替别人操心，有时候再替别人操心。”我说。
再替玉堂操心的时候，杨杏佛已经遇难。
杨杏佛是玉堂的同事，民盟一员，被蓝衣社暗杀。而玉堂当时正是民盟的宣传主任。
因为担心，我直接去了中国研究院探望，本打算是去家里的，可周围都是便衣警察，靠近不得。
进玉堂的办公室时，我没先见到他人，先见到的是他书案下压着的两句话：只求许我扫门雪,不管他妈瓦上霜。
我惊心，知道他是忍了，也知道他是忍无可忍了，已准备拿自己的身躯往枪口上撞。其实玉堂早不把自己当成是革命之人。
他说过，“我不做周公很久了……”
说过：“今日，文学受着政治阴影的笼罩，而作家分成两大营垒，一方面捧出法西斯主义，一方面捧出共产主义。两方面都想把自家的信仰当作医治一切社会病态的万灵药方，真正独立思考的能力或许并不比旧中国的时候强多少”。
甚至还说过：“喜欢革命，却讨厌革命之人。”
可如今，他又要把自己推到革命里去。
我并不反对，这是书生本色，真诚而猛烈。我只是想告诉他，暂避，暂避。
然而，他却一反常态，没有驳斥我，仿佛过往那个五千年、八万里都通晓的人不是他。只是笑笑，说：“这里不太平，我也不太平，小心。”就把我送了出去。不久后，他发了那篇文章——《论政治病》。
如是，我才恍然，玉堂之所以不驳斥，是已经铁了心，无驳斥之必要。
6月20日，杨杏佛的入殓仪式，我见到了鲁迅先生，想跟他说说此事，他却很生气的先开了口说：“杨杏佛的入殓仪式，玉堂没有来。”
说：“这种时候就看出人来了，其实，他去送殓又有什么危险？”
鲁迅先生错了，玉堂去了，只不过，不是6月20日的入殓仪式。是7月2日的出殡下葬仪式。而那一次，鲁迅先生没有去。
这件事，玉堂后来没解释过，而我曾经有机会替他解释，却也错过了。因为似乎的，我是有些明白玉堂了。
之后，鲁迅与玉堂不再同路，他甚至在《天生蛮性》一文中这样写：
辜鸿铭先生赞小脚；
郑孝胥先生讲王道；
林语堂先生谈性灵。
辜鸿铭是前清遗老，郑孝胥是伪满总理，把玉堂和他们相提并论，鄙夷之情可以想见。
1936年10月19日，鲁迅先生因肺结核不治而亡。4天后，玉堂写下了这样的文字：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疏离者二次，其即其离，皆出自然，非吾与鲁迅有轾轩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我喜其相知，鲁迅弃我，我亦无悔。”
至此，再念及玉堂之愣，老庄者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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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溜爸，一个拉小提琴的习武之人，一个舞文弄墨的计算机工程师，一个被山东大妞泡上的北京爷们儿。最大的理想是老婆孩子热炕头上写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