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续杯中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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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年前写的，有不足的地方还请大家指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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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一直在努力想过和我爸不一样的人生，但每个人都想知道杀人犯的儿子是怎么面对他父亲的那些罪过的。”

对于林旭来说，2012年农历8月15日是他人生中最黑暗的一天。

这天是团聚的日子。吃完团圆饭，父亲照例出门和村里人打牌，林旭和母亲坐在院子里聊天，谈对以后的向往。他郑重地对母亲说：“我要考最好的学校，做最有出息的人，让村里所有人都羡慕我们。”回应他的是母亲欣慰的笑。而此时的他不会想到，两个多小时之后，他的梦想就很难再实现了。

“杀人了！死人了！”伴随着惊恐的呼声，几个村民涌进他家，以往这些进了他家会称赞家里的整洁，或者询问他成绩的人，现在却已经无暇顾及其他。他们拽着林旭的母亲就往外走：“你快过去，林成把老刘给捅了！老刘那口子已经报警了，你也别太急……”后面的话林旭已经记不清了，他只记得自己脑子一片空白，机械地跟着母亲和村民们往外走，当终于看到手里拿着水果刀呆站在血泊中的父亲时，他“不争气”地晕了过去。那是他见到父亲的最后一面。

“我很后悔（当时晕倒了），我该跟他说些话的，但我还是怨他。”林旭说。他今年20岁了，不高，皮肤黝黑，穿着初中的校裤和黑色运动上衣。说这些话的时候，他的表情很平静：“我的人生都变了，但是我能怨谁呢？我没法怨社会，杀人偿命天经地义的事，我只能怨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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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打了杀人犯的儿子”

在山东农村长大的林旭，从小就显得有些格格不入，他觉得他的想法和周围的人有点不太一样。

“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农耕生活给整片区域的人都染上了标志性的特色。与村子里的很多不拘小节、一心想混个初中文凭到了年纪就去县里打工的男生不同，林旭的志向很高远：“我得出去看看，不能一辈子呆在一个小村子里。首先就得把成绩保持好。”他还很注重自己的外表，初中时，每天出门前都会从里到外打扮一番。在一群“黑小子”中间，他显得有些“扎眼”。这让他受到了一些男生的排挤，但因为他学习好，家庭条件也算村子里的中上水平，使得这些人的排挤勉强控制在了“说坏话”的范围内。

但是在林旭的父亲杀人被抓之后，情况发生了变化。一些男生开始散布谣言，说林旭的父亲杀人是因为发现妻子和被害人有染，造谣者在被林旭打了一拳之后沉默了，但这没有止住谣言的传播，林旭也因为打架被通报批评。另一个传言也在学校里、在村子里不胫而走：“杀人的基因是会遗传的，杀人犯的儿子也不会是什么好东西。”这句话让学生们、村民们深信不疑。“也有相信我的、安慰我的朋友，但是我不想他们也被排挤，这太难受了。”林旭拒绝了一些同学的好意，同时告诫他们离自己远一点。

谣言愈演愈烈，林旭一己之力堵不住悠悠众口，他在学校的日子越来越艰难,回到家里，母亲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

事情还是朝着最坏的方向发展了。那年，《古惑仔》和《热血高校》还是初中男生心中不朽的传奇，电影中的帮会情节也让孩子们纷纷效仿，三五成群拉帮结伙，林旭的同学也不例外。而林旭，俨然被他们当作了反派，想要“除之而后快”。

那天早晨他把写好的作业放进书包，穿上洗干净的校服，做好了心理建设去学校，打开教室门的一刹那，一盆透心凉的水从天而降，他和落汤鸡一般站在原地，黑板上大大地写着：“杀人犯的儿子滚出学校！”林旭隐约听到全班同学洪水般的嘲笑声向他袭来，脑袋嗡嗡地响，他试图跑出教室，却被几个男生拖到厕所拳打脚踢，失去意识之前，他听到那些人说: “我们打了杀人犯的儿子，我们这是为民除害。”

缓过来之后，林旭去找了校长，说明了自己的情况，而校长让他理解学校的为难之处。

——“他们都怕你。”

——“怕我还会这样打我吗？”

——“家长和学生们都不希望你再留在学校了，我们压力也很大。”

——“校长，这些都是我的错吗？”

回应他的是长久的沉默。

这些都是林旭的陈述。我去问了当年的校长，他已经记不清有这个学生了。当年的学生如今大多在外打工，唯独还在村子里的几个人，也对当年的事情决口不提。“他自己嫌丢人才转学的。”一个抱着孩子的女人不耐烦地说。她是林旭当年的同桌。

被打后的第二天，林旭选择了退学，由于整个镇只有这一所初中，家里的钱也全部赔给了受害者，母亲已经没有经济能力供他去更远的地方读书了。从此林旭再也没上过学。

“你是大学生，懂的多，那你知不知道，法律保护所有人，为啥不保护我呢？”林旭说自己事情的时候习惯性地低着头，问问题的时候终于抬起眼睛来看我，表情还是一贯的平静。我却有些回答不上来，颇有些支支吾吾，“法律只会惩戒凶手，不会惩罚他们的家人的。但是关于校园暴力的法规确实需要完善……”没等我说完，他就短促地笑了一下，说：“法律确实没惩罚我，但也没管别人有没有惩罚我不是？”说完又摇了摇头，“不过也对，法律也管不住人心啊。”我突然觉得，他没有继续上学，真的很可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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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城市会接受我这种人吗？我不敢去。”

林旭的性子很倔，他不认命。意识到自己不能继续上学之后，初中学历的他决定去当兵，当天，他骑着自行车去了县里，这是他第一次走出生活了十四年的小镇。对当兵事项一无所知的他碰了不少壁，问了五六个行人之后，林旭终于来到了到了县武装部报名，然而又被告知年龄不够，接待他的小哥笑着对他说：“等满十八岁再报名吧，得先在镇上填表。再说了，报名时间早就过了，以后可要了解清楚再来。”可是林旭却笑不出来。他又骑了三个小时自行车回去，把自己关在了屋子里，入夜后，他拿了一根以前藏起来没敢抽的红塔山，在自家院子里蹲了一夜。第二天一大早，他对母亲说：“妈，我要出去打工，等挣够钱了再继续上学。”

几天后，林旭拿着借来的三百块钱，踏上了开往山东莱州的火车。那年恰逢莱州大建开发区，工地急缺人，村子里的半数男性村民都去莱州做了建筑工人。林旭虽然想去大城市看看，但也明白他的经济情况和年龄都不允许自己去北上广打拼。连他自己也不愿意承认，他是恐慌的，他渴望离开村子，又怕去往截然不同的世界，“万一大城市也不欢迎我怎么办？他们愿意让我这种人去吗？”一直显得若无其事的林旭，还是表现出了长期被欺压后的畏缩。

到了莱州后，林旭马不停蹄地去找工作，但因为年龄原因屡屡造拒。一天晚上，他又一次被拒绝，没舍得买晚饭吃，准备去公园凑合住一晚。经过一所便利店的时候，看到窗口贴着的招聘信息，便不抱希望地想最后试一试。店里只有一个中年女人，坐在柜台后面边听戏便跟着哼唱，在他说明了来意之后叹了口气说：“造孽啊，这么小怎么就出来打工了，家长都是怎么当的啊。”说完进屋给他煮了碗泡面。林旭当然还是没有被录用，他捧着那桶有些坨了的泡面，在父亲入狱以来第一次哭了，从默默流泪到嚎啕大哭，哭完把泡面汤喝了个精光，把泡面碗扔进了垃圾桶。

正常应聘没办法找到工作，林旭最终联系了同村的赵叔，经他介绍进了建筑工地。进工地的第一天，赵叔把他介绍给工友：“这孩子命苦，他爹犯了点事儿，他也没法上学了才出来打工的，大家多照顾照顾他。”大家纷纷答应，但是林旭分明看到，“他们在听到我爸在监狱的时候眼神就变了。”

工地的生活很累，每天十六个小时的工作时间，让林旭身心俱疲，在其他工友的眼里，他“话不多，但是特别勤奋”“干起活来像不要命了”，他们也表示，林旭虽然沉默寡言，但心地不错，谁身体不舒服了会帮着干活。但是他非常忌讳别人谈论他的身世，父亲的入狱还是在他心里埋下了一根刺，即使是普通的询问，他也会警惕地回一句“关你什么事。”晚上睡觉是大通铺，结束了一天忙碌工作的建筑工人们会闲聊一番，一个工友开玩笑说道：“小林啊，你爸这种情况，你以后可咋娶媳妇儿啊？要不就说你爸生病死了，以后挣了钱，就带你妈跑远点儿。”回应他的是林旭愤怒的拳头。

林旭在工地干了两年，家里的债也还了一半。他终于不再每天面无表情，偶尔也会回应其他工人的玩笑话。14年春节，他买到了凌晨火车的站票，给母亲带了点莱州的特产，准备回家过年。在两个月前，父亲执行了死刑，林旭没有来得及去看他最后一面。在得知父亲死讯的一瞬间，林旭突然有些释然了。“就好像压在身上的担子突然变轻点了，可能这句话听着很不孝，但我当时就是这么想的。”他说完这句话，拿起木桌上的搪瓷杯子想喝口水，发现里面什么都没有后，还紧握着杯子，用力到大拇指的指甲都有些泛红了。我起身去给他倒水，屋子很小，很容易就能看到水壶在哪里。伴随着水倾倒出来的声音，我听见他低声说——仿佛这样就只能他一个人才能听到似的：“我一直把我爸当成秘密，从来都不提。后来我意识到，伤疤不能一直捂着，只有揭开它，才能好的更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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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杀人犯家属俱乐部”

除夕一早，林旭到家了。家里好像遭了小偷，门锁有被撬开过的痕迹。他有些害怕，但想到家里没什么可偷的东西时，又被自己一瞬间的想法逗笑了。他推门进去，院子里好像很久没有打扫过了，杂草丛生，林旭隐隐有些不好的预感，这一切在看到桌上的纸条时全部得到了验证。“对不起，妈妈走了。”只有这七个字，落款是在两个月前。

林旭觉得自己没有很惊讶，他甚至有点理解母亲。这个不到四十岁的女人，不想把一辈子耗在所有人都避着她的村子里，不想一辈子活在别人异样的眼光里，所以她选择了离开。他只是不明白，母亲为什么不把他带走，“是觉得他累赘吗？是觉得带着杀人犯的儿子很丢人吗？是他做错了什么吗？”这些疑问，成了林旭的噩梦，直到四年后的今天还无时无刻不在折磨着他。时隔多年，林旭已经不再埋怨母亲了，他只想要一个答案。

看到卧病在床的奶奶的那一刻，林旭就知道，他暂时没办法再走远了。他在离家不远的小型面粉厂里找了份洗麦子的工作，边工作边照顾奶奶。

我去看望林旭奶奶的时候，她正坐在床上听相声，十月份二十多度的天气，她盖了两床杯子，裹得严严实实的，她很瘦，穿着暗绿色的上衣，头发已经花白了，看到陌生人的到来有些警惕地坐直了身子，直到林旭说我是面粉厂的同事，她才慢慢放松了下来。也许是平时没什么人说话，没多久她就拉着我的手说林旭从小到大的事情了。我走之前，她拿了一包钙奶饼干塞我手里，说：“我没摊上好儿子，摊上了个好孙子，小旭从小命苦，但他是个好人，你不要排挤他。”面对着老人的请求，我心里颇不是滋味，只得连声应好，又收下了饼干好让她安心。

几年的经历让林旭学会了苦中作乐，他把自己工作的地方戏称为“杀人犯家属俱乐部”，原因是这家面粉厂的大部分职工都是杀人犯家属和曾入狱的人。可能怕引起误会，林旭又解释道“只是私下这样说，因为我喜欢看《搏击俱乐部》这部电影，不是觉得做杀人犯家属很光荣。”相较于几年前，他变得小心翼翼了许多。

我不得不承认，当林旭提出要带我去参观一下的时候，我有些犹豫了。即使我清楚地知道犯罪是个人行为，犯罪行为与他的家人无关。社会上的很多人也许清楚这些道理，但仍会选择尽量避免与罪犯乃至罪犯亲属接触，或许因为这是一种趋利避害的本能。

面粉厂空间很小，我进去的时候，几乎被呛的喘不过气来。逼仄的空间里十几个人在工作着、装卸、运输、操纵机器。和林旭一起洗麦子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女生，叫孙静。她的母亲捅死了家暴的丈夫，被判处六年有期徒刑。父亲的家人视她为仇人，母亲的家人也跟她断绝了关系。她辗转了很多地方，才在这个面粉厂安定了下来。“在这儿有种归属感，不会有人歧视我。”她说这些话的时候脸上带着笑：“我们都有要等的人，也会互相鼓励。”“可惜林旭没有要等的人了。”

虽然和面粉厂的人情况有些不同，林旭还是很受这些人喜欢。因为年龄最小，心眼又不坏，肯吃苦，所有人都把他当弟弟一样照顾。参观完之后，又多了个“林旭好朋友”头衔的我被热情地留下吃了大锅饭。临走时，我对他们说了句对不起。为我对他们恶意的揣测、为我没有说出口的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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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法律，是歧视，也是人性

日子在忙碌的工作中一天天过去，林旭还是没有放弃想当兵的念头。没有人教他怎么做，他就借了面粉厂朋友的手机，用着2G的网焦急地查着，总算知道了大概的流程。他不敢在网上报名，怕被骗。2016年6月，年满十八岁的林旭去了镇上的办事处，填写了兵役登记表。进行了初审体检。接下来的好几天，他都在焦急地等待着消息，以至于工作失误，被厂长扣了一周的工资。在他看来，这是唯一能改变他命运的途径了。五天后，通知来了：体检合格，政审不合格。

林旭怎么也想不明白，自己会因为父亲犯法而当不了兵。接下来的很多天里，他每天都会去县里询问，县里的回应是：法律这样规定的，我们也没有办法。

法律确实是这样规定的。《征兵政治审查工作规定》第八条规定：家庭主要成员、直接抚养人、主要社会关系成员或者对本人影响较大的其他亲属，有被刑事处罚、开除党籍、开除公职或者有严重违法问题尚未查清，本人有包庇、报复言行的；家庭主要成员有危害国家安全犯罪行为，本人不能划清界限的，都不得征集服现役。

虽然这些规定全都有“本人不能划清界限”的限定条件，现实中的界限却比法律要严格得多。如果直系亲属触犯八大罪，你就无法过政审，也无法服兵役。士兵处在服役期间的，如果直系亲属触犯八大案，有期徒刑的，服役期满不得继续下一级服役，无期或死刑的，调离关键岗位，当年退伍。即使多年来一直有专家质疑，现代法治理念要求个人法律责任只能由自己承担，不能让其他人来承担。纠结于报名人是否有一个干净的政治出身，并因为他的亲人违法犯罪就歧视他，其实是在以政审的名义制造身份歧视。但现实中的情况并没有丝毫改变。

林旭还是不能理解、也不愿意相信自己从此与当兵无缘了。去报名当兵的前几天，林旭跟面粉厂老板请了一星期的假。距离假期过去已经半个月了，他还是没有回去上班。他跟四年前的那个晚上一样，在自家院子里蹲了一夜。第二天一早，林旭想去起诉，但他不知道能告谁。是要告法院吗？还是告征兵处？还是告他的父亲？他没办法了。他放弃了。

面粉厂的朋友和奶奶都不能理解他的执着，在他们看来，有份能挣钱的工作就很好了，为什么非要去当兵？去起诉更是无稽之谈。可对于赵勇来说，他拼命地想改变自己的生活，想逃出这个村子，就是为了摆脱“杀人犯儿子”这个头衔，为了过本来该属于自己却被一桩杀人案而改变的人生。但是没有人这样想，同学、老师、工友、亲人不管是出于好心，还是恶意，都在不停地提醒林旭他的身份。“我一直在努力追求和我爸不一样的人生，但每个人都想知道杀人犯的儿子是怎么面对他爸的那些罪过的。”说这些的时候，林旭的声音第一次出现了起伏：“我也不怪别人了，他们躲着我我也能理解，都是命。”

林旭几年来总是在做一个梦，梦到自己处在一张逃不出去的网中，他的挣扎跟努力全都是徒劳，时刻饱受煎熬却无法逃脱，只能看着自己一点点被这张网吞没。

他现在已经是面粉厂的“老人”了，换了份操纵机器的工作，稍微清闲了点。“就这样过一辈子了，也没啥好说的了。等我奶奶不在了，我就去个没人认识我的地方住。”他抬起头，露出了见到我以来的第一个笑，说准备攒点钱，明年去北京旅游。“我在电视上看到过天安门升旗，那些当兵的，步子走的真齐啊，真想亲眼去看看。”

他又问我：“哎，你住北京，北京好看不？”

我眼睛突然有点酸涩。

“好看。”我回答道。

后记：2018年11月28号，我给林旭家里打了个电话，是他奶奶接的，老人告知我林旭已经在十一月中旬去世。没有人知道为什么，他和以往一样沉默着做完饭，哄奶奶睡下以后，走进屋里，锁上房间门，喝下了白天买来的百草枯，结束了他20岁的生命。他终究没能等到今年，去看军人们把国旗抛向蓝天的那一天。

我30号上完课，又坐了一整晚的大巴去了村子里一趟。林旭没有举行葬礼，奶奶的年龄已经没有能力再为她的孙子办葬礼了。我去看了看他，给他的坟前放了朵小花。回来后思绪万千，想了很久，把题目改成了 《谁“杀死”了杀人犯的儿子》。林旭是自杀的，可他仅仅是自杀的吗？犯罪者在自己犯罪的同时也抹杀了他的亲属在社会上的存在。可能在林旭的父亲拿起水果刀捅向别人的时候，林旭也同样被抹杀了。

注：为保护隐私，文中所有人名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