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群在北京城郊画画十年，采访间隙，闲聊，大家纷纷说起自己来北京多久。
轮到我。
“嗯，我北漂快半年了。听过那首《南方姑娘》吗，‘北方的村庄住着一个南方的姑娘’，对，我就是这南方姑娘。”
超群下意识说到：
“北京很多（这种）呀。”
这一句，提醒了我的不特别。
在以前的小地方与小圈子里，“文艺”二字好似会给人一种自诩的荣光，来北京后，最大的认知应该就是，人堆里沉默的大多数都有一个欲言又止的故事。如果没有所依，“文艺”便成了个想赶紧儿藏身的笑话。
周末阳光刺破寒冷的绸带，得闲跑去太庙看敦煌壁画展览。诺大的皇家宗庙里只有稀疏的几个观览者，穿着制服的保安不时的彼此聊天。我凑近画幅，走远再视，虽没有专业训练说不出个门道，直觉知是很喜欢这些灵动的线条的。
我没有回头，只听见背后有三两小孩嬉笑跑闹的声音，聊天的保安温柔地呵斥两句，于是孩童被父母牵在了手中，暂失了乐园。那时正巧在看一副《五百强盗》图，偶觉即使强盗来了，画里的人、兽、树丛与矮林兼是那般自在欢喜，想到不爱出门的先生，突然觉得现在的人们某种程度上少了狂野的乐趣。
秉彦老人，是观展的偶遇。离别时，他将我送到城墙脚下的出处，并留下了他的联系方式、现居所、祖籍地、离休前的单位以及我们相遇时的详细时间地点。
我大致是不明白秉彦老人一边看展一边用本子记录为何物有何用，便凑上前去问了个究竟，接下来，就懂了有时候老人就像一块粘手的糖，一旦打开了话匣子就一发不可收拾。在第一个展厅里，老人家给我讲敦煌、讲麦积山，讲他年轻时的那片油田与荒漠，话说到痛快处便一并吆喝我这个后生应趁身强体壮行走天涯。
余下应老人邀一同看完全展的过程不在话下。这一个上午的主角于我而言早不再是太庙的敦煌展。我时而专注时而呵欠声起的一路听他始终精彩的演讲，这演讲从未排练，也从未期待过观众，我只是凑巧得缘才促成了此事。老人说他也去欧洲走过一圈，看来看去还是咱自家的东西好，可惜在绝大多数后来者已然搞不懂咱自家的东西哪里好。
城门前，秉彦老人用80年代那种老一辈关心年轻人的口吻问我：
“你在北京有没有困难？”
问完，他也大笑起来。我说没有，我知道他的家在二环的胡同里，我不会去找的。他说完那句：
“过年我给你打一个电话，你不用给我打。”
没有回头的蹒跚走远。
我看着他的背影，回想起他笑眯着眼睛说他那与我同龄的外孙女得抑郁症了。
在一场疲软的对决过后，被文马拉去小河的“音乐肖像”音乐会听现场，诸如此类的独立音乐人，我知之甚少。在北方的艳阳天里寒风刺骨，寒风刺骨的夜晚奔向未知的城池，多少还有点任性的残影。
现场是这样
音乐起，在诸如舞池的松动现场，文马问我要不要来瓶啤酒，我并没有回绝。在千载难逢的寒夜里，或许会少了床裹身的棉被，房子里的旧暖气片也尽可能不太暖，喝起酒来，千篇一律的年少忧愁，都像狂吞了泻药一般倒出了肠。
就像海明威在《流动的盛宴》里写的：
“假如你有幸年轻时在巴黎生活过，那么你此后一生中不论去到哪里她都与你同在，因为巴黎是一席流动的盛宴。”
北京，也有流动的盛宴，在上演。
还好，爱情把我的青春带来了这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