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都说她的女儿长的不如她好看，她母亲每次听到这话就很生气，说，好看有什么用，安安稳稳比什么都强。 公允地说，她的女儿并不难看，尤其是，她才两岁多，正是天真活泼的小孩子，能难看到哪里。我没有抱过这孩子，仔仔细细地看，也不过一两次，在路口，她缠着她的姥姥买零食，撒娇时的无理与直拗和别的孩子没有分别。
我和她认识的时候也就是像她女儿现在的年龄吧，我们常在一棵大柳树下玩过家家，她每次都要当妈妈，要主持家里的一切大事，我的布娃娃也得交给她抱着，她很认真地哄娃娃睡觉，训斥我们太吵，惊醒了小妹妹。于是，我们一哄而散，跑到别的地方去玩，把她一个人晾在那儿，她站着站着就委屈地哭起来。
那棵大柳树早就没有了，她的家也搬过好几次，我们俩最亲密的时候就住一前一后。她家院门的合页不大好，睡觉锁院门时必要用力使劲向上顶，夜晚，就显得声音很大，还会伴随着她父亲低沉的咳嗽声。
她家里有种特殊的味道，其实每家都有特殊的味道，有的是发潮的饼干味，有的是衣橱的木头味，有的是家具散发出的干油漆味。她家也有特殊的味道，是因为后窗户被高墙挡住，总不见阳光，而产生的阴凉的味道。阴凉是有味道的，不同于潮湿的霉味，而是干净、简单，丝毫不夹杂腐败的气息。
直到再次搬家，她有了自己的房间，她家的这种特殊味道没有了。她的房间很明亮，有一扇大窗户，并且朝南，阳光透过玻璃完完全全地铺在她床上，那条水红色的被子，在太阳照射下喧气腾腾，映在人脸上也觉得像火烧。
她站在镜子前面卷刘海儿，用她母亲的塑料发卷，卷了再用吹风机吹，结果头发就像一小条面包卷横在额头，我笑起来，她也笑了，赶忙又把它往直里拉。她的头发是褐色的，不太多，很柔顺，用一枚红色发卡别着，她不敢让她母亲看到她卷头发，会挨骂。
我们玩的游戏依然还是单调无趣的，一遍一遍翻看夹在书本里的玻璃糖纸，把它们放在手心里，看它们慢慢卷起来，成了一个圆桶，在手心里滚来滚去。我们还用医院废弃的塑料输液管，编各种钥匙扣，也在里面灌上油和细碎的彩色小亮片，做个手镯戴在手腕上，看上去是五彩斑斓的，玩几天也就丢开了。
有人说她是被人宠坏的，这样说没什么道理，她的父母并没有怎样地娇惯她，他们都是普普通通、踏踏实实过日子的人。她根本不需要别人的娇纵，她明明白白地清楚自己是讨人喜欢的，这是一种特权，与生俱来，不用费力迎合什么。因而她冲人撒娇使性都是自然而然的，即使她和别的孩子一样，要做家务，大家仍然觉得她是娇生惯养的。
她喜欢到街口的小店里买杏干，一次就买一小袋儿，也就四五个，含在嘴里，吃了杏儿，核儿也要噙半天，腮帮子鼓起一小块儿，和人说话时，就有了点儿顽皮的意思。遇见她的人都喜欢逗她，和她开玩笑，她有时欢喜，有时根本不理，有人就说她是狗脾气，喜怒无常。
她吃着杏干，慢悠悠往家走，傍晚和她嘴里的杏干是同样的味道，淡淡地，有回味。她随意地看着路边嬉闹的小孩儿，看着忙碌的主妇的身影，看着树叶经过一天的喧闹慢慢变得平静。她知道有人也在看她，那是哪家的男孩儿，不认识，总站在自己的阳台上，看她从他的眼前走过。他注视她很久了，仿佛很熟悉她每天路过的时间，他静静地站在那儿，手抄在口袋里，很像个雕塑，不怎么动。她对我说起的时候，总是叫他石膏像，说他过于古怪，没准儿有什么心理问题。她从没说他可能喜欢自己，提到他时也总是有些鄙夷的神情，生怕被他喜欢是件倒霉的事。
对于高她好几个年级的孟庆祥，她就是完全不同的态度，学校许多女孩儿都暗底里喜欢孟庆祥，她知道，因此，当孟庆祥约她一块儿看电影时，她有万分得意。她也从不掩饰自己的得意，故意在人前显露，惹得太多女孩儿嫉恨，说她有浪荡气息。她抓住了一次反击的机会，当很多人的面，狠狠羞臊了一个喜欢孟庆祥的女孩儿，她大声宣扬那个女孩儿在受到拒绝后还如何纠缠，出尽洋相，最后还胆敢将自己的贴身内衣送给孟庆祥。这对于其他喜欢孟庆祥的女孩儿来说，无疑都是一次重创，她们对她的嫉恨更加深，但表面上再不愿和她发生任何摩擦。
孟庆祥被她的蛮横给迷住了，他觉得她那些冷酷的举动全都是因为她真心地喜欢他，想得到他的喜爱，这样极端的态度给了孟庆祥别样的欣喜。他们在一起成了壮举，有点儿惊世骇俗的意思，在校园里他们是显眼的一对儿，趾高气扬地走过每个教室门口，明目张胆地嬉笑打闹。好几次夜晚，他们在路边相拥接吻，被路过的邻居看到，告诉了她父母，说她还这么小，怕她吃亏。
她父亲盛怒之下第一次出手打了她，高声嚷着要给她转学，她很平静地说没这个必要，自己不会和孟庆祥再来往，跟他一开始也就是闹着玩的。她父亲听了愕然万分，她母亲则在一边哭泣，她觉得他们太小题大做，把自己想的过于幼稚。她对孟庆祥也是这么讲的，说自己确实只是玩，要和其他女孩儿比一比，结果没想到这么容易就赢了。孟庆祥觉得屈辱，甚至有些发蒙，他无法整日面对嬉笑依旧的她，很快转了学。
她开始认真学习了，突然间变成一个两耳不闻窗外事的乖学生，起初，大家都很诧异，有点儿摸不着头脑，不肯相信她就此蜕变成另外一个人了。可是，一年多过去，她真的就成了班里成绩最好的学生，只是依然是狗脾气，不和同学亲近。她的父亲去开家长会，坐在其他家长羡慕的眼光里，有些不自在，他说不出如何把女儿教育的如此成功，只好说全是她自己懂事。人们更羡慕他好福气，纷纷说她将来一定错不了，他就等着享福吧，她的父亲也隐隐地看到幸福，想想也笑起来。
她喜欢穿着一件花格呢子衣服，半长的，刚刚盖住膝盖，腰上有一根挽着蝴蝶结的带子，蝴蝶总是很配小姑娘，裤子是黑色直筒西裤，衬的腿很修长。她的装束算不得时髦，却很秀丽雅致，在她还是个学生的时候，她就显露出十足的女人味，她没把自己装扮成一个盲目的时尚追随者，而是一个绝对的淑女。她一直都是穿皮鞋，上体育课也是，体育老师拿她没办法，告到班主任那儿，最后也是不了了之。她根本不喜欢那些体育运动，说如果学校开体操课，她倒愿意好好学的。
正当她在逐渐印证着关于她前途无限的寓言时，陡然而来的变化令许多人又傻了，她要退学。那天，她起来吃过早饭，没有背起书包，而是走回自己的屋里，坐在她的床上说她不打算上学了。她的父母张皇失措，以为她不舒服，安慰她好好休息一天，便急匆匆上班去了。等他们下午回来时，她做好了晚饭，白粥、馒头、小菜，晚饭吃的很平静也很心虚，她的父母期望早上的一切都是自己听错了，而她不过是信口说说耍脾气。他们问她的身体可好些，如果不舒服就再休息一天。她只好又明白无误地说自己决定不上学了。
她不上学了，她说已经厌倦了读书的枯燥，如果不是考试成绩还能给她带来一点儿新鲜和快乐，她不会支持到现在，而现在，这点儿快乐也变得索然乏味。她不爱学习，她只是爱学习背后的那么一点点虚荣，然而这虚荣太容易让人厌倦，来的也太漫长，她已经失去了耐心。如同玩腻了一件玩具，她再也提不起兴趣，孟庆祥也好，学习也好，都是如此。
她在家里呆着，无所适事也怪无聊，她父母憋气，也不问她有什么打算，故意要冷冷她的骄气。过了一阵子，她独自去了姑姑家，离我们这儿也不是很远，她在那儿住了两个月，回来后就告诉父母她准备嫁人了。
她姑姑家有个远房亲戚，台湾人，这两年在国内投资做珠宝生意，有心在国内找个人，她知道了就请姑姑给她做媒，要见见这个人，姑姑说你想好了，他在台湾是有老婆孩子的。
他们见面了，还好，他没有她想象中的老，五十岁的人看上去顶多四十刚出头，她确定他会喜欢她，所以很快就说笑自如了。他们是目的明确的两个人，交往反而变得单纯了，除去了不必要的遮掩和造作，只看相互的取悦是否能合拍。他对她是满意的，就像古书上说的她是年轻貌美、正值妙龄，性情乖巧又不失活泼。其实，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对待年轻女孩子天然就带着几分怜惜，那是一种世故沧桑对率真单纯的体恤，也是残败衰老对旺盛生命力的一种妥协。他能包容的范围足够大，她的好早已超过了他的标准，有点儿浪费，因此，他就更有几分内疚和歉意，这样的一来一往，他们双方都达到了最满意的状态。
她家里人觉得她着了魔，死死地看住，不准她再出去，他们对她的忍耐已经到了极限，再多一点点，不知道崩溃的会是谁。她仿佛也有些体谅父母，不和他们硬顶着，处处作出柔顺的样子，惹的她的母亲几次和她推心置腹、流着泪劝她千万别鬼迷心窍。她也流泪了，看着母亲鬓角的几根白发，她的心尖锐地被刺痛。
她还是离开家，去找那个台湾人了，他带着她把国内地大城市游了个遍，神仙眷侣，像度蜜月。回来后，她说还是要回家见见父母的，他同意了，说她的父母未必愿意上门看望，不如约出来吃个饭。是她回的家，敲开门就理所当然地挨了冷脸，屋里的空气也是冰冷地，她坐在床沿儿低头不语。这些天来，她父母被折磨的已经精神绝望了，他们喋喋不休地发泄着怨恨，恨铁不成钢的愤恨全转化成最恶毒的词眼儿，都是咒骂他们自己的。她默默地坐在那儿，静静地等他们说累了，声音渐渐底下去，频率慢慢缓下来。她说一切都是自己决定的，不会后悔，诚心诚意请他们去见个面，好歹是她的终身大事。
她的父母最终屈服了，他们在酒店见面，不像谈亲事像谈判，她母亲说自己的女儿太年轻，他们的婚姻也没保障。台湾人说自己在本地的投资可以做保障，她母亲气急了，质问他是不是安心就把女儿当外室。她出来打圆场说，要马上到台湾也是不可能的事，总要等等。台湾人也说，先在这儿买幢房子，生意店铺也有她的份儿，机会成熟就给她办过去。她母亲哭了，说这才像在卖女儿，不但卖，还要讨价还价。
两年后，她去了台湾，再后来生了个女儿，送回来交给她母亲带，每月都往家里寄奶粉，说这个牌子的奶粉最好。她走的时候对她姑姑讲，自己只当他是跳板，一辈子是不可能的事，如今算算，一辈子的三分之一已经过去了，不知她会怎样安排那三分之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