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语于隅
摊开地图，如果足够详备的话，会发现以“桥头”命名的地方，不在少数。这实在是一个再普通不过的地名，足够幸运的话，假借着西湖断桥或者旁的什么蜚声中外的名桥，或许还能够带有那么一点点的诗情画意，再或者，出个名人或者发生惊天动地、震彻寰宇的大事件，也能产生一定的效应，但是都没有，所以，也就仅仅只是一个地点的模糊的方位指代而已。
桥头街，是这些文字的中心，所特指的，是云南省保山市腾冲市界头镇桥头社区村委会桥头街。不妨做这样的假想：万一哪一天云南也成为了直辖市——再联系上网上曾经报道过，有这么一个乡镇因为经济社会发展得太好或者别的什么缘故，提出申请升格为镇级市——又放纵想象力，到了不知道什么时候，村级市也成为可能的话，再让我填写家庭住址的话，就得这么写了：云南市保山市腾冲市界头市桥头市桥头街了。
高黎贡山西麓，有一个狭长的坝子，龙川江从中而过，在其东岸，有一个小集镇，这就是桥头街了。
桥头街按照从北向南的顺序，划分为：上街，中街和下街。这也是腾冲绝大多数的农村集镇的惯例，从县城下去，都是经下街、过中街、到上街，唯独猴桥是个例外，与之截然相反，从县城下去，是经上街、过中街、到下街。
扯远了。
桥头街，充其量不过是农村的一个小集镇罢了，可桥头街的人多多少少还是有点自高自大的意思，往往以“街上人”自居，把周边村寨统称为“乡下”，那里的人，自然也被称为“乡下人”了，这也并不只是桥头街人所特有的，包括很多农村小集镇上居住的人都是这样。
按照从西向东的顺序，划分为：老街子，后街和新街子。
原来的桥头街，仅仅包括上街、中街和下街三个小组，后来，随着本地人口的增长和外来人口的迁入，桥头街也扩容扩围，曾家寨也成为桥头街的一部分了。可以想见，随着一些项目的实施和推进，周边的朱家寨、余家寨和下沙也将被桥头街囊括其中，更加上将来附近两个村的集体迁入，桥头街隐隐有成为界头第一大集镇的趋势。真到了那个时候，和北京是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心、上海是中国的经济中心一样，界头街将是界头的政治文化中心、而桥头街则将是界头的经济中心。
桥头街坐落在周边十多个行政村东来西去、南出北进的十字口上，是人流和物流的集散地，颇有点咽喉要津的味道，这也成就了一个农村小集镇的小繁华。
桥头街的发展和壮大，似乎可以把其中的白族人家作为一个缩影。这些白族人家，追根溯源，都来自于大理云龙千年白族村——诺邓。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播出后，诺邓火腿和诺邓有了一定知名度，都知道了诺邓的井盐。而正是这井盐，促成了这些白族人家翻越高黎贡山来到桥头，而后将盐流散往界头、腾冲的其他地方，慢慢的，开始有人定居下来，并不断繁衍，现在桥头街的白族，以杨姓居多，自称为“大（dài）理子”，每当哪道菜里的盐放得重了，他们就会这样自嘲：么么，主人家，把大理子都打死在菜里头了。
老街子周边
我的家，就在老街子。
虽然现在即使是街子天，也已经很清静了，和周边的哪个小村寨没什么两样，然而，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以前，这里才是主街，也有过曾经的小辉煌和小繁华。
孩提时候，绝大多数是人家都是临街开门，厢房和院子都放在正房后面，都是一层的瓦房，有个四合院的、或者有两层木楼的，除了村公所、学校、供销社等等这些所谓“公家的”，就属于那些先富起来的人家，很是令人羡慕嫉妒恨，家里的小孩在同伴之中，仿佛天然的就会有一种超出别人一等的优越感。
狭窄的街道，鹅卵石铺就的路面，农闲时候还不嫌拥挤，到了翻晒谷物的黄金时段，临街的人家都会支起一排栏杆，上面放着垫笆、簸箕之类的晾晒工具，街道也就只留下仅容得下一头驮着驮子的骡子可以通过的空间。
一条原始的排水沟穿街道而过，两边人家的生活污水、猪牛圈里面排出来的牲畜粪便就都通过这条沟排到了龙川江里。晴天倒也罢了，虽然空气里面随时都弥漫着让人不舒服的臭味，但好在还不至于影响到人们的出行，到了下雨的时候，排水沟水位暴涨，加上一些没有公德心且又懒惰的人家甚至把人的粪便也借机会排出，常常有水漫街道的情形，家家户户几乎到了寸步难行、足不出户的境地，此起彼伏的，是对老天爷、对那些人家的恶毒的咒骂声。
盛夏的晴日傍晚，很多人都围坐在水井边乘凉，老的说的热闹，小的吵的热闹。
那个时候，这条街道上有着两眼水井，是附近所有人家的饮水之源，早晚挑水、淘米洗菜的时候，都要热闹上一阵。无意间，这水井也就成为了人们聚会的地方，社长挨家挨户通知开会：
“在哪呢开会？”
“水井边。”
“哦。”
人们是很珍惜这水井的，很多人都会为保持它的洁净特意留着一份心思，杜绝不懂事的小孩或者外来的人往里面扔脏东西，一旦有这样不道德的人出现，那就是触了众怒了，左邻右舍的唾沫星子真的可以把他给淹了的，需要背负少则半年多则几代人的舆论压力。
每年小年的第二天，大家齐上阵，清洁水井，这项集体活动，被称为“换井”，目的是为了把井底一年来沉淀的淤泥、杂垢、渣滓等清理干净。这一天以前，家家户户都自觉的把家里的水缸、水桶蓄满水，因为换井后的几天里，水井里的水会浑浊一些。
到了换井的这一天，每家都出一个壮劳力，每人带着一只用长长的绳子拴着的水桶——被称为“扯水桶”，先七上八下的把井里的水排干，然后由不惧寒冷的壮小伙子下到井里，把井底沉淀的淤泥、杂垢、渣滓等往扯水桶里装，往井外清运，大半天的工夫过去，已经见到了岩石的井底，仔细、均匀的撒上一层生石灰粉，换井的工作，也就宣告结束了。所有的人争先恐后、你推我挤的往井底下看，看井水从泉眼里咕嘟嘟往外冒，井里的水位一分一分往上涨，最终甘甜清洌的井水又蓄满了水井。
一年一度的换井，宣告着春节的到来。
为了保证饮水安全，为了防备万一之中的万一有人投毒，大年三十这天，在水井边弄鱼的人，都会从三牲鱼里面挑出一条来扔进井里，这鱼的大小、数量都是有讲究的：不能多，多了，腥味太重，这井水就不能喝了；不能少，太少了，鱼钻到了石缝之间，不易于观察；要三到五寸的小鱼，小了，肉眼难以观察，大了，抗毒性也就强了，饮水的安全系数也就随之降低了。
这两眼水井，是饮水的井。
沿着街道往北，穿过狭长的巷道，走不多远，就到了“水井脚”，这个水井在河东岸的坡脚，一上一下两个池子，上边的池子洗菜，下面的池子洗衣服、洗农具等等。
后来，换井也不用人力了，改用抽水机了。
再后来，这水井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硬邦邦的水泥路面，和家家户户的自来水。
即使这水井还在，水也不能喝了，因为很多人家都建了化粪池，地下水都被污染了。
虽然紧依龙川江而居，但桥头街人是不饮用河水的，因为田里的水、河两岸人家的生活污水、牲畜粪便都是直接往河里排放的。
“水井脚”往西，是一个河滩，称之为“大河边”。枯水季节，鹅卵石星罗棋布，绿如碧翠的龙川江水曲曲折折往南而去。
河西岸，是壁立的岩石，绿树、藤蔓、芦苇错落有致，到了春夏之交，映山红、清明花和那些不知名的花团团簇簇、如火如霞，到了秋冬季节，芦苇花白似雪，和风吹过，苇絮漫天飞舞。
远远近近、层层叠叠的群山，四季常青，村寨点缀其间，晨昏时节，炊烟袅袅，鸡鸣狗叫、牛马撒欢，其音此起彼伏。
最引人的，是那一棵傲立绝壁上、几十年来丰茂依旧的红豆树，合围的躯干在太阳底下发着幽幽的白色光芒，更显出繁枝茂叶的葱葱郁郁，停落的露丝，为它的静谧平添了一份灵动。
有的人家，孩子难养活，便会让孩子拜祭来到红豆树，点燃香烛，给红豆树挂一道红布，抱着孩子三跪九叩磕三个头，鸣一挂鞭炮，烧一些黄纸，然后由家里的长者给孩子取个诸如“木芝”、“木兰”、“木果”之类带木字的乳名。说也奇怪，都是女孩，而且拜祭后，孩子还真的就好养活了。
每次看到这棵红豆树，我都会默诵这首诗：
红豆生南国，春来发几枝。
愿君多采撷，此物最相思。
怀念起在红豆熟落的季节，在树下的岩壁上忽上忽下，绕着红豆树左转右转，在树下的草窠里翻来捡去，只为拾取更多的红豆，串更长的项链挂在胸前，在同伴面前炫耀，其实，那个时候，每一个同伴知道这再寻常不过的小豆子便是充满了诗情画意的相思豆。
从曾家寨往西，是界明桥。
这桥，原先是钢架桥，稀稀疏疏的楸木板，经历了多年的风吹日晒，已经逐渐糟朽，行走其上，必得小心翼翼，必得如履薄冰。
一个雨季，老爸老妈吵得厉害，终于有一天，老妈拔身就往外婆家跑去。
于是，老妈在前面跑，老爸在后面追，姐姐也追，我也追。
老爸老妈和姐姐已经过了桥，而我到了桥当中就不敢再往前走了，看着桥下滚滚南去的洪水，除了害怕除了哭，也就没有什么办法了。
老妈停下来看着我，犹豫了很久，终于回过身来抱起我回家了。
之后，直到现在，老妈不止一次的跟我说，如果不是当时我在桥上，她肯定不会回来，肯定要和老爸离婚。
后来，一座火山石的拱桥，取代了钢架桥。
而在我的记忆里，界明桥一直都是那座钢架桥，而且固执的认为它本该就是钢架桥。
界明桥南边，是宽阔的河漫滩。
小学四年级的时候，桥头街一帮小屁孩无聊至极，就想着成立一个帮派，于是凑了零花钱，买了鞭炮、纸钱、香火、蜡烛和酒，来到这里。
点燃蜡烛，烧了香插着，按年龄大小一溜排开跪好，义结金兰，说了些“不求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求同年同月同日死”的胡话，磕了头，喝了酒，烧了纸钱，放了鞭炮，每个人的小脸蛋都激动的通红通红的。
还决定成立“飞鹰帮”，打架最厉害的人自然是帮主，学习成绩最好的、当着学习委员的人自然就是狗头军师了。
小孩子的事情，也是一阵风的事情，后来，大家要么忙着帮家里做农活，要么忙着读书学习，很快也就忘得一干二净了。
后来，因为河道改造，这个河漫滩也就不存在了。
很怀念儿时的桥头街，时常会想起这样的画面：几乎清一色的黑瓦房，都是土墼（jī）墙，鹅卵石的路面，傍晚时分，红霞满天飞，家家户户炊烟袅袅……
浓浓的乡土气息，浓浓的诗情画意，浓浓的乡愁。
正如我们再也回不到儿时，桥头街再也回不到二十年前的风貌，这些年来，几百户人家的房屋几乎都已经全被翻修了一遍，楼高了，街道宽了，只是越来越陌生，距离儿时的桥头街、距离记忆力的桥头街越来越远。
故乡，不但在身在异乡的人心中，也在长居故乡的人的记忆中。
乡愁，不但在身在异乡的人有，长居故乡的人也有。
桥头街流传的关于明光人的笑话
仍然记得，我家门前的那段街道，是卖米的地方，来赶桥头街的明光人，大多都来这里拴马、喂马料、饮马，同时就地交易。
从气候上来说，界头比明光要温润一些。那些年，杂交稻的推广，界头要先一步于明光，同时，因为交通还相对闭塞和大棚栽培蔬菜还没有兴起等的缘故，界头的农作物产出、包括蔬菜的种类和数量相较于明光来说都要多一些。
于是，两地的人流、物流来往相对于今天而言，要频繁、热闹得多。
每逢五天一集的桥头街天，太阳刚从高黎贡山顶上露出脸来，断断续续的声音就会传播开来，成为一条街小孩子们的起床铃声，清脆、悦耳，那是骡马队的马蹄铁撞击鹅卵石发出的声音，每个人都知道：明光人到了。
那个时候，明光人带过来的东西都有：荞面，山药，玉米，板栗，核桃，瓜子，萝卜，酸果，鸡嗉果，木炭等等。
明光人到了桥头街，卸了驮子和鞍鞯，拴好骡马，歇口气，就到当地人家讨碗水或者讨杯茶，就着茶水，吃自己从家里带来的饭团、荞粑粑或者山药，或者做到小吃摊前，买一碗饵丝、米线或者凉粉，垫垫肚子，就开始忙活，尽快把带来的东西换成钱，再张罗着买米和其他时鲜蔬菜、瓜果，也有的时候，直接进行物物交易，比如以荞面、山药、玉米换大米等等。到了后半晌，急急忙忙收拾好要带回家的东西，拴成驮子，给骡马配好鞍鞯，把驮子抬到骡马身上，跟主人家告扰、话别，然后吆喝着骡马往回赶。
明光和界头，一衣带水，到了外地，两个地方的见了面，能抵半个老乡，相互之间，都流传着关于对方的笑话，这些笑话，从一个侧面反映出那个年代交通的落后和居住环境的闭塞，并无恶意中伤的因素掺杂在其中。
把我所知道的笑话分享一下吧：
棕板叶炒肉和蒜苗炒肉
有个明光人到界头亲戚家做客，吃到了一道小炒肉：猪油热锅，将切成段的干辣椒爆香，放入切成段的蒜苗，再放入切好的瘦肉片，爆炒二到三分钟，起锅。这个明光人觉得很好吃，就请教那个亲戚，这个菜怎么做。亲戚也是个爱开玩笑的人，就把这个做法原原本本的告诉了他，但是促狭的把蒜苗说成棕板叶。这个明光人也过于实诚了些，回到家，果真用棕板叶吵了这么一道菜，然而，完全不是那个味，于是，逢人就抱怨：怪球了，盖头（方言习惯把“界头”称为“盖头”）人呢棕板叶嫩妖妖呢，用它炒出来呢肉，好吃到命上，我们明光人呢棕板叶老柴柴呢，用它炒出来呢肉，边吃边吐渣，吃着是噎脖子呢。
作料单子
又有个明光人到有个明光人到界头亲戚家做客，吃到了一道小炒肉，觉得味道很好，就请教做法，还生怕忘记了，还让人写了作料清单。下午的时候，买了肉回家，到了界头和明光分界的地方——翻山处，忽然感觉内急，于是匆匆忙忙把肉挂到路边的树上，钻进路边的林子解手去了。等解好手出来，找来找去，自己挂着的肉全无踪迹，正火上房梁的时候，一转眼，看到一只乌鸦嘴里叼着自己的那块肉越飞越远，情急之下，破开大骂：背时老娃（乌鸦）呢，我老者呢还不请过呢，就着你老者请靠了，作料单子老子拿着，老子瞧你吃嘛！
洋酸茄点亮
还有个明光人到界头来，晚上就住在亲戚家里，看到白炽灯，开关线一拉，灯亮了，开关线再一拉，灯灭了，觉得很方便，同时，也觉得很神奇。回到明光后，逢人便说道：背时盖头人，怪哩十古董呢，搞一个洋酸茄挂着，扯上些细绿藤，一拉就亮，一拉就熄，蜡烛也不消点，油灯也不消烧，老子回来照原样挂得一房间呢洋酸茄，细绿藤扯得密麻不通风，一夜拉到大天亮，打死也不会亮，怪球喽！
萝卜与藕
又是个明光人到界头亲戚家里做客喝喜酒，在宴席上看到一盘素炒的藕片，吃起来又脆又甜，不知道是什么东西，但是碍于面子，也没好意思问。回到明光后，逢人便说道：背时盖头人，怪有那种心肠呢，好好呢萝卜，切成片么就得了，还要一片一片呢戳出十来个洞来，也不嫌啰嗦！
大荸荠
有个明光人到桥头街赶集，返途中，在翻山处歇气，捡到个大荸荠，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捡起来用袖子擦一擦，也就吃了，觉得味道还不错，以为是附近的大树上掉下来的，满山坡绕着大树翻找了一阵，毫无结果，只得怏怏而归。之后，见到人就抱怨：克到翻山处，拾得一个小怪物，头上一撮毛，中间三道箍，脚底一股打底线，吹吹灰，丢进嘴，好吃到命上，跑上跑下一只山，摇光大树小树百十棵，再也找不出来第二个，今年来迟掉，明年来早些。
桥头街的那些人和事
小城故事多
充满喜和乐
若是你到小城来
收获特别多
看似一幅画
听像一首歌
人生境界真善美这里已包括
谈的谈说的说
小城故事真不错
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小城来做客
谈的谈说的说
小城故事真不错
请你的朋友一起来
小城来做客
每当听到邓丽君的这首歌，我就会想起桥头街的那些人和事，正是因为这些人和事，才让人对故乡充满眷恋之情。
鸡蛋白酒
鸡蛋白酒，是一个人的外号，真名实姓是什么，谁也懒得去计较。从记事起，他就这么老，二十多年过去了，还是这副模样，仿佛也没有变老，当然，也没有变得年轻。
每次想起鸡蛋白酒的样貌，我就想起马克思的画像，简直像绝了，一样的亮堂堂的大额头，灰白的向后梳的长长的头发，同样的，白花花的胡子把嘴巴蒙的严严实实。
鸡蛋白酒是有家的，在河对岸的寨子里，兴许是因为什么家庭变故或者本身懒惰的原因吧，终年四季就在桥头街漂游浪荡，张家大门下蹲一个晚上，李家牛圈的草楼上睡几个月，王家的屋檐下躲几夜，像是忘了自己还有家可以回去。
鸡蛋白酒做得一手好篾活，不过仿佛有个不成文的规定：高手都很少出手。对于他偶尔展示出来的手艺，大家都会有一种惊艳的感觉，同时也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如果不是因为懒惰，就凭着这份手艺，不说大富大贵、立家立业，最起码的暖身果腹是肯定没有问题的。
很少见鸡蛋白酒到哪户人家去要饭，他的吃饭问题，对于现在的我来说，仍然是个谜。不过，从他红光满面的脸庞来看，应该每天吃的都还不赖吧。
鸡蛋白酒很少到别人家里去，除非是冬天的早晚，或者阴冷的下雨天，冷得受不了，才到烧着火的人家去烤火，进了门，自己找地方坐下，也不和谁搭话，就那么坐着听着，盯着说话的人看。
从没有听说过鸡蛋白酒有小偷小摸的事，这也算他这个人这一生难得的一个闪光点吧。
那些年，谁家有了红白喜事，烧开水这件事情，默认的人选就是鸡蛋白酒了，也不需要请，到了日子，他一准早早来到。
看他年纪越来越大，家里的晚辈很多次来把他接回家去奉养，可是因为在外面漂游浪荡习惯了，他一次次从家里跑出来，继续在桥头街的流浪生活，家里的晚辈渐渐的也就懒得再管他了。
鸡蛋白酒也该是七十多岁八十岁的人了吧，再也无法继续在桥头街的流浪生活了，前几年的时候，借坡下驴，跟着最后一次来接他的晚辈们回家了，也该到了他安享晚年了。
这几年，偶尔在桥头街碰到，已经很少见得到鸡蛋白酒了，除了破旧肮脏的衣服变得干净清爽而外，整个人倒没怎么变，还是记忆中的那个样子。
记忆里，几乎天天都能见到鸡蛋白酒，却从来没敢跟他说过哪怕一句话，跟我年纪相仿的人，都是在爷爷奶奶和父母这样的吓唬声里长大的：
“你再不听话，就叫鸡蛋白酒把你给吃了，他会小咪人烀吃呢。”
“再哭，就叫老银甲来把你背克掉。”
“深更半夜呢，你还敢出克？我们是不敢喂，鸡蛋白酒跟老银甲就在门外边等着背小咪人了噶。”
……
所以，鸡蛋白酒和老银甲，对于儿时的我们来说，就是洪水猛兽，就是妖魔鬼怪，看到他们，避之唯恐不及，哪还敢靠近他们？更别说和他们说话了。
有那么几次，在街上或者鸡蛋白酒家所在的寨子里碰到了，他都会笑着说：“回来了？克家头坐嘛”
在感觉惊愕的同时，也觉得亲近和温暖，毕竟是十几二十年的陌生的熟悉人了。
老银甲
在前面提高到的老银甲，严格说起来，是个乞丐，银甲，应该是他的乳名，据说他姓熊。
与鸡蛋白酒比较起来，老银甲的流浪和行乞，就是无可奈何的了，据说是因为这样的缘故：爹妈早死，老银甲尚未成年，但好歹有个家，很快，家里遭了火灾，一把大火，家被烧个精光，伯父伯母、叔叔婶婶门自顾尚且不暇，无心亦且无力管顾他，只能外出行乞和流浪。
这也只是传说，真实的情况是怎样的，年代已远，无从考证。
与鸡蛋白酒相比，老银甲就让人不敢直视了，一顶黑得发亮的解放帽扣在老鸦窝一样的头发上，衣服已经看不出颜色、也从来不扣钮子或者拉上拉链，袒露着排骨胸和塌瘪的肚子，一条黑得发亮的红布带半松不紧的系着裤脚一边高一边矮的失了本来颜色的解放裤，趿拉着一双十趾都伸出来了的解放鞋，左手一只破碗、右边的胳肢窝里夹着一根打狗棍，走一步、右手提一下裤子，留给人的背影就是黑黢黢的屁股蛋。
脏且不说，还见人就笑，露出黄澄澄的牙齿，主要是永远不会断绝的口水，永远挂在嘴角，亮晶晶的。
老银甲讲礼数，乞讨的时候，进门前先停下来站好，高声问：“主人家给在家？”
连着问三遍，没有人应声，他就转身去往下一家。
主人家应了声，老银甲才进门，站在正房前面，伸着碗，问：“主人家，给方便？有剩饭给碗剩饭，不有剩饭给碗米，不有米么给碗水。”
主人家方便的话，给什么他就要什么，只要倒在他碗里就行，完了，老银甲说一声：“多谢了噶。”转身出门去。
如果主人家说：“今天不方便，下回又来。”
老银甲就憨厚的一笑，说：“嗯，么下回又来噶？”也就转身走了，从不死皮赖脸，跟主人家纠缠不清。
有的人促狭，爱拿他开玩笑，碰到他，就喊：“老银甲，唱个山歌来听听，给你五角钱。”
老银甲就停下来，左手拿着破碗、右手提着裤子、把打狗棍往胳肢窝里一夹，开始唱他那没腔没调的山歌，唱歌的时候，口水就更多了，沥沥潞潞往下淌，一首歌唱完，地下明晃晃一滩口水。
这些人倒不是喜欢听老银甲唱歌，因为他口吃，唱歌的时候越发口吃的厉害。
农村人的朴实，这个时候就显现出来了，一群人笑一场，笑完了，一毛、两毛、五毛、一块、两块，都会往老银甲碗里扔点钱。
有一件事情，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周末，骑着单车到处逛逛看看，不经意间看到远处的小河边，有个男人脱得一丝不挂，在那里跑来跑去，忍不住好奇，靠近了一看，原来是老银甲，时而东时而西，时而南时而北，在追一只蝴蝶，好不容易扑到了，用两只手紧紧捂着，坐下来，留出一条缝，凑到眼睛前面，时而睁左眼闭右眼，时而睁右眼闭左眼，两只眼睛都透出明亮的光彩，一个人自顾自傻傻的笑着，许久许久，摊开双手，放飞蝴蝶，目光紧紧的追随着渐飞渐远的蝴蝶。
看到这一幕，说实话，我很感动，即使是这样的人，也会拥有属于自己的快乐和美好。
每当感觉到苦楚和压抑无从排解的时候，我就会想起老银甲和他的蝴蝶，努力发掘生活和生命的美好和快乐，让阳光洒进内心。
文魁叔一家
文魁叔的父亲，在桥头街也算个知名人物。
在抗日战场的遗迹里，捡到过不少好东西：日本人的钢盔、军大衣、军靴和军刀，除了把钢盔留在家里当锅使，经常头戴西部牛仔式宽边帽、身披军大衣、脚蹬军靴、腰挎军刀，威风凛凛的穿街过巷，好不威风。
现在，桥头街还流传着文魁叔的父亲的两件轶事：
那个时候，要成立学校，选址在白玉寺，可是，一群人对着一尊尊的神佛塑像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动手，他老人家二话不说，拿斧子砍、用锤子砸，一一捣毁了，再自己一个人扔到江里。后来，精神正常的大儿子早死，剩下的三个儿子非疯即傻，都说是报应，当然，这都是封建迷信，并不可信，无非是人们穿凿附会罢了。
解放前，衣食无着的时候，摸一脸黑锅灰，去到界头与明光交界的名叫“翻山处”的地方拦路抢劫，挣衣食吃喝，回来依旧洗干净了脸过日子。
如今，老人已作古，留下的钢盔、军大衣、军靴和军刀，都被博物馆收了去。
这一家子，老两口去世后，只剩下文魁叔、三叔和福刚叔，还有三叔的傻媳妇顺香婶。
一家子一年四季不洗澡、不洗头、不洗脸、不刷牙、不洗脚，包括老两口在世的时候，也都是这样，真不知道这个日子是怎么过的。
文魁叔是个疯子，前些年，每天傍晚都举着杆破旗子、或者敲着个破锣、或者吹着个坡哨，从街头到街尾大喊大叫：“今天晚上七点三十分，在街门口放映《南征北战》，请大家按时参加。”后来，鸟枪换炮，换了个喇叭，更叫得欢了，想来也是五十多的人了，叫唤不动了，也消停了好些年了。
文魁叔虽然是个疯子，可仍旧欺软怕硬、欺穷怕富，比如小孩子冲撞了他，如果是穷人家的孩子，他捡起石头就砸，还穷追不舍到家里，见门砸门，见窗砸窗，见祖宗牌位砸祖宗牌位；如果是有钱人家的孩子，跳着脚骂几句，也就灰溜溜的走了。再比如，他闲来无事，就沿着街道给人倒垃圾，知道是会给钱、给得起钱的人家，就把垃圾拎起来扔到不会给钱、给不起钱的人家去。
桥头街及附近村寨哪户人家什么日子有什么红白喜事，文魁叔总是会第一时间知道，准时出现在那户人家，因为他那副形象，谁都不敢和他同桌而食，而他非坐席不吃饭，就这样，他一个人往往就独霸一桌。
现在政策好了，政府的各种补助、补贴和救济，足以使文魁叔一家子衣食无忧了。
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文魁叔家每年都能够得到为数不少的寒衣救助，于是，一家子经常换着花样的穿衣服，穿一套、扔一套，更不用洗衣服了。开个不恰当的玩笑，跟他们比起来，我这个有稳定工作、固定收入的人，穿衣打扮反倒显得寒酸多了。
三公和蛮叔
从记事起，三公家里就有三公和蛮叔两个人，一座低矮的瓦房就是一个家，厕所远在几百米之外的河边，原先在正房西侧还有个小猪圈，能关一头猪的小猪圈，后来，因为街道路面硬化，拆除了。
房子很老很破很旧，都说是解放前的老房子了，每年都需要拾掇、修补，要么换几根椽子，要么换几片瓦，要么换一换蒙窗户的油布。房子坐南朝北，终年都进不去一丝阳光，阴冷潮湿，房子里很黑很暗，即使正午时候进去，也几乎到了伸手不见五指的地步，每个房间里面都挂着一个白炽灯，但是也起不了什么效果——因为怕花钱，也舍不得亮灯。
三公是个铁匠，虽然手艺只是一般，但是因为十里八村就他这么一个铁匠铺子，生意还算不错，所以小有积蓄。
三公小气，据说到了蛮叔应该娶媳妇的时候，因为舍不得花钱，把热心牵红线的邻舍狠狠的骂了几场，终于再没有人帮忙介绍了，耽误了蛮叔，现在五十的人了，还是光棍一条。
左邻右舍说起三公的小气，都直摇头，炒菜放油，只舍得拿最小的调羹蘸一点，结果猪油粘在调羹上面，左弄不下来、右弄不下来，一发火，用力一甩，猪油糊到了篱笆上，只能又拿着筷子去一点点抠出来，继续炒菜；舍不得烧柴，火苗很小，就跟点蜡烛一样；冬天烤火，爷俩越坐离火塘越近，到最后，爷俩头碰头、膝盖碰膝盖的靠着火塘里面的热灰取暖；并非没有柴，经常看到爷俩翻晒木柴，都是好柴，盖满了家门前的街道，翻晒后干透了，抱到房间里面码好，到了要烧火的时候，拿出一根来，细细的劈，劈到细得不能再细了才罢手，煮饭、炒菜、烤火、取暖，就全都是这一根柴，当然是不烧水的，一年四季，爷俩都用冷水洗脸洗脚，也不喝茶、喝开水，直接喝凉水。
把钱在地上铺开了晒，我长了这二三十年，就见过三公家晒过一次。那个时候，是大团结这一版人民币流通的最后几个月，经邻舍提醒，三公才舍得、才敢把这些拿出来，准备去信用社兑换，可是拿出来才发现全都粘连在了一起，只能用刀片一张一张的割开，晒干了，才能去兑换。那一天，桥头街人算是开了眼，说句不该说的话，这样铺开了晒钱的，不是没有见过，可别人晒的都是冥币，这样货真价实的，从前没见过，现在也还没有再次见到过。
据说钱兑换回来后，三公也没舍得花，拿油布包了一层又一层，藏起来了。
三公身体很好，常年薄衣薄衫，却几乎不生病，硬朗得很。最后的那半年时间里，病却多了起来，但是因为怕花钱，也舍不得打针吃药，就这么久拖不治，最后去世。
三公去世后，蛮叔狠是伤心了一两年，提起三公，就是两包眼泪，看着真是可怜。三公还在，家里还能有个人做做伴、说说话，即使吵架也罢，总还有点生气，一个人，孤独得很，寂寞得很。
或许是从三公的去世上看透了看明白了一些事情，原本同样小气的蛮叔，也开始舍得用钱了。
买了电视、DVD、收音机，买了电饭煲、电磁炉，也舍得时不时买点水果糕点了，也舍得隔三差五买些肉、买只烤鸭了。
桥头街的习惯，过年的时候，大年三十晚上杀只鸡，大年初二早上杀只鸡。三公在世的时候，从来没见他家里杀过鸡。这几年，蛮叔每年都要杀只鸡，自己不会弄，总要麻烦左邻右舍，左邻右舍看着他的改变，也真心为他感到开心，从不怕麻烦，热心的给他帮忙；过年了，对子、门神买回来，大家一起帮忙，里里外外贴的红彤彤的，这个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生气和活力；每年过年，蛮叔都要给自己买一身新西装，虽然只是地摊货，可是戴着洋气的鸭舌帽，穿着崭新的衣服，蹬着大头皮鞋，整个人看起来精神了不少、年轻了不少。
蛮叔年轻时候不禁耍、不禁逗，谁要是和他开个玩笑，轻则骂人祖宗十八代，重则和人拼命，这些年，禁耍、禁逗了，也开得玩笑了，笑容、笑声多了很多。
蛮叔很爱小孩，不管谁家的，路过家门前，总要逗一逗，总要摸一摸，这个时候，满脸满眼的温柔。
在党委、政府的关怀下，蛮叔换了新房子，虽然只是别人家换下来的旧厢楼，可是比起原来的危房来，高大了很多，豁亮了很多。
如此人子
有这么一户人家，养了三个儿子，在重男轻女的时候，很受人羡慕。
对三个儿子，父母极尽呵护与宠溺。
有一天，父亲和二儿子来我家闲聊，左邻右舍很多人都在。
说着说着，有人拿这个二儿子开玩笑，他没有表现出任何不快来。
父亲一时没忍住，也跟着邻舍们说了他一句玩笑话。
万万没想到，这个二儿子立马动了怒，“噌”的一下跳起来，握着两个拳头窜到他父亲跟前，圆眼怒睁的说：“你有本事把刚才呢话再说一遍！你怕是长远不得打过，皮子痒了怕？！”左邻右舍个个目瞪口呆，惊愕了半晌，才反应过来劝解。
看着他父亲的模样，只能用神情极度痛苦和复杂来描述，最后只能叹了口气，摇着头讪笑着回家了。
官咪细
之所以要写到这个人，是因为她的特殊的爱好。
她是一个女人，她竟然抽烟！在年少时的我们看来，抽烟是父亲们的专利，像她这样做母亲的人，怎么可能会抽烟呢？
官咪细也是个苦命的女人，丈夫早亡，独自拉扯大三个儿女，虽然风言风语不断，虽然和几个老鳏夫纠缠不清，但依然是一个值得敬佩的母亲。
她骂人很恶毒，这是她留给我最深的印象。
她最后找了个老伴，是个外村人，可惜不到半年，她就得病去世了，那个男人也就回自己村里居住、生活去了。
这几年，逢年过节，那个男人都会来到官咪细家里烧烧香、化化纸钱，打扫打扫，收拾收拾。
他说：“她也是个苦命人，养了三个儿女，都在外面打工，几年都不回家来一趟，连给她烧香烧钱的人都没有一个，只要我还能动，就年年过来烧烧香、化化纸钱，也不枉夫妻一场”。
俗话说：夫妻本是同林鸟，大难临头各自飞。更何况是末路夫妻！这样重情义的男人，越来越少了，真是难得。
麻将止疼散
麻将，也算得上是“国粹”之一了。
我有个姑爹，外号“老臭鱼”“姜疙瘩”，是个老中医，写得一手好毛笔字。
最后几年的日子里，成天躺在藤篾椅子上呻吟，看着一副一口气上不来就会过去的样子。
但凡听到一声“老叔，打麻将克了！”
立马判若两人了，立马生龙活虎了，一个鲤鱼打挺蹿起来，拄着拐棍，一个箭步跨过家门前的臭水沟，疾如星迅如火的阔步前行，怎么看都不像一个病入膏肓的老人。
一坐就是一宿，打完麻将回来，就又躺倒在藤篾椅子上继续呻吟，一口气上不来就会过去的样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