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着野夫笔下的大理古城,想起浙江境内诸多故居,如丰子恺、朱彝尊、章太炎、章学诚……
对这些地方,每有想写的冲动,总觉因缘尚浅,一放下就愈加拾不起来了。
有时细思,那个拾不起的因缘,具体是什么呢?一时又说不清楚,想起来则徒增怅然与困惑。读了野夫,豁然开朗,原来不具足的是词汇。
那些古旧的精神风貌,需要古旧的词汇予以承载。
才过了十年,今天的大理已不是野夫初来时的大理,这是现实世界的“效率”。
在精神世界,我们拿什么拯救那些濒危的古迹?就算修补,也要修旧如旧,也总要些如旧的砖瓦吧。这些砖瓦大概就是那些如旧的词汇。古风与意境的营造,要仰赖于这些词汇。
显然只有砖瓦没用,还要有人,能驾驭这些砖瓦的人。还好,我们还有野夫。在他身上我隐隐看到了传说中的“工匠精神”。
康德说,人是目的。其实语言本身也可以是目的或者叫目的地,除了做思想或情感的渡船之外。
好的语言就像宋元明清的“士夫画”或禅画,那个意境,妙不可言。
这里的“士夫”,可以简称“士”,如果士可以分三六九等,上乘的士,大概是“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这样的士。
士夫画也叫文人画,“文人画有四个要素:人品、学问、才情和思想。具此四者,乃能完善”。陈衡恪道。
顺便一提,陈衡恪字师曾,弟陈寅恪。
提起陈寅恪先生,是不是有人想到“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啦?我倒是想起他的开篇第一句:“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不自由,毋宁死耳。”
由此联想到今之高知与古之文人,确难同日而语,今人似缺少一点“士”的精神?
好惭愧,在古人面前。
不过还好,透过野夫的语言文字,我似乎看到了一个古代文人或“士”人的身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