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之前受《万历十五年》的影响，对明朝后期的历史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对中国历史上，这个以农民起义发家，由汉人建立的最后一个封建王朝被农民军以如此摧枯拉朽之势推向灭亡感到震惊。看明朝的衰亡，不得不谈到的一个人物便是万历皇帝。
有人说，万历十五年即公元1587年是明朝发生癌变的一年，不无道理。万历皇帝朱翊钧作为一个9岁即位早熟的君主，从小在以内阁首辅张居正为首的臣僚教育和安排下，逐渐明白，祖辈设立的作为行政工具的文官制度已趋于成熟，国家此时需要的是一个个性平淡的君主。作为皇帝，最好是毫无主见，而足以代表天命，皇帝愈是谦抑温和，文臣们愈是称颂其为有道明君。
万历皇帝没有办法抵御这股文官力量和一言一行被世代传承恭维下来的绝对的道德标准，他的一切权威产生于百官的俯跪叩拜中，通过立储之事，接触到了事情的真相，深感作为一国之君，一个国家的主人，而不能随心所欲选择自己深爱的女人为自己生下的儿子作为接班人的无奈，1587年，作为万历皇帝从政生涯的从前期的勤勉到后期的消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万历皇帝以“紫禁城中的一名囚徒”自居，对官僚集团日益疏远，并以“身体不适，拒绝上朝”等方式与之开始了长达30余年的对抗。
从1587年到1644年崇祯皇帝朱由检煤山自缢算起，中间经历了57年，朱常洛和朱由校两个皇帝。即万历皇帝是崇祯皇帝的爷爷。崇祯皇帝从爱好木工的哥哥朱由校手里接过来的国家已是风雨飘摇。长城以外，满清的崛起和不断侵扰；朝堂之上，奸佞当道，值得信任的大臣所剩无；当时正值小冰河时期，旱灾，蝗灾不断，老百姓食不果腹，蠢蠢欲动。因为国库的空虚，赋税的濒临崩溃，在不得已裁减邮驿机构的情形下，无意中让曾经在邮驿机构任职的李自成丢掉了饭碗。走头无路的李自成被逼无奈，落草为寇，揭竿而起，顺着历史的洪流而下，埋葬了摇摇欲醉的，曾经被称为“白银帝国”的大明王朝。
崇祯皇帝与历史上其他一些亡国之君不同，并未遭到后人太多唾骂，因为他并非玩物丧志沉迷于酒色的商纣王之类，亦不雷同于暴政虐民的秦始皇或隋炀帝，他从登基开始，勤勉政事，可谓殚精竭虑。奈何大厦将倾，力挽狂澜亦无力回天。
就连作为造反派的李自成也是对他充满了同情：“君非甚暗，孤立而炀灶恒多；臣尽行私，比党而公忠绝少。”（《登极诏》）
清张廷玉在《明史.流贼传》中曾这样评价崇祯：“呜呼！庄烈非亡国之君，而当亡国之运，又乏救亡之术，徒见其焦劳瞀乱，孑立于上十有七年。而帷幄不闻良、平之谋，行间未睹李、郭之将，卒致宗社颠覆，徒以身殉，悲夫！”
历史就是历史，不可能改写，也由不得我们去假想。崇祯皇帝对明朝的衰亡自然也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他虽勤勉，但生性多疑，殊不知千疮百孔的国家经不起太多折腾，自始自终，不能完全信任任何一个大臣，三五天就换掉一个内阁首辅，创明朝历史之最。他性格优柔寡断，当李自成从西安出发，进军京师，向他发出挑战书时，对于迁都南京保存实力，犹豫不决，一再地错过最好时机。当李自成攻破紫禁城，与他谈判，要求割地赔偿，各做各的皇帝，各为其政，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没有识时务者为俊杰，也不愿意偏安一隅，他在纠结中拒绝了李自成开出的所有条件，做了亡国之君。
鲁迅先生曾在《再论雷峰塔的倒掉》中指出:“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悲剧越大也就说明价值越大。对于老百姓来说，安居乐业是喜剧，流离失所，家破人亡就是悲剧。因此每当看到明朝后期的历史，内心是无比压抑的。血淋淋的悲剧几乎让人不忍直视。“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各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又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使宗旨善良，也不能弥补技术之不及。”这是黄仁宇对明朝历史的思考和总结，也是明朝兴亡带给我们后世的警醒价值。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然而历朝历代的兴衰交替，其实后人能了解的，能总结的，都如同浩瀚宇宙中的一颗最不起眼的尘埃，谁又能完全说清道明，给后世剖析得清清楚楚，彻彻底底？此时此刻，追古抚今，只算是聊以自慰罢了……
不由得想起了一首词，或许尚可表达我现在的心情：
临江仙·滚滚长江东逝水
明 .杨慎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
是非成败转头空。
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
白发渔樵江渚上，惯看秋月春风。
一壶浊酒喜相逢。
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