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傍晚去看的《江湖儿女》，去的时候天边只有一丝红霞，看完后，我仍然坐在银幕下看那漆黑字幕，赵涛，廖凡，贾樟柯一个个出来，音乐响起来，一个清亮的女声在唱“再一次拥抱你，满怀着过去的气息，曾经的风风雨雨，又一次泛起涟漪”，那是谭维维，太抒情了，或者说太柔情了，全然不象她以往那么声嘶力竭，那么穿透力，也全然不象江湖儿女给人的五内俱乱、若有所失。我起身出来，已是夜幕四合，天变得墨蓝，四周灯次第亮起来，初秋的风柔柔地吹着。忘不了最后一幕，赵涛在监控下面，倚在墙上，那个男人终算是从她的生命中退出了，彻底地离开了。而她所在的江湖岁月却依然存在，她成了江湖上的大姐。

其实，这是一个反讽。或者说，过了17年（贾导说这个故事横亘17年，然而这些勾起的怀念在我的印象里却远远超过了20年，更象是90年代初一直到现在），都像是命运和时代开了一个玩笑。我记得大学时候，确切地说，是大三时候，18岁，看昆德拉的《玩笑》，看不懂。“归根到底，年轻人如果装腔作势，不能算他们的错；他们还没有定型，但生活把他们置于一个定型的世界之中，在这个世界里，人们要求他们像成熟的人一样行事。于是他们迫不及待地采用那些流行的方式和样子，这些东西很容易对他们胃口，使他们喜欢──他们在扮演角色。” 抛除政治寓义，是不是也可以套用到江湖儿女上呢。

也许，贾樟柯并没有这样的野心，他只是孜孜不倦地在讲他的回忆，关于县城，关于90年代，那些不断逝去却越来越根深蒂固来自于母胎的记忆。

关于汾阳

对于创作者来说，故乡可能是最温暖的子宫，也是最深刻的梦魇。命运由故乡肇始，童年经验的伤害与甜蜜，将在此后的一生中成为灵感的源泉。所以，汾阳之于贾樟柯，相当于高密之于莫言，香椿树街和枫杨树街相之于苏童，马孔多之于马尔克斯，鲁镇之于鲁迅、 湘西之于沈从文、 约克纳帕塔法镇之于福克纳------

莫言在获得2011年茅盾文学奖后说：“我有野心把高密东北乡当作中国的缩影，我还希望通过我对故乡的描述，让人们联想到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获得诺贝尔文学奖后，他又说：“我小说里的高密东北乡已经是文学的概念，它已经大大扩展了。”“福克纳的那个约克纳帕塔法县始终是一个县，而我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就把我的高密东北乡变成了一个非常现代的城市。” 莫言认为，这种变化“不仅仅是地理和植被的丰富与增添，更重要的是思维空间的扩展，这是一个深刻的哲学命题”。

谈及香椿树街，苏童告诉记者：“我们这一代人，从小生长的街区逐渐消失、倒塌、颓废，所以我想通过创作小说造一条街，这条街是看世界的窗口，我希望它和世界一样辽阔、悠长、宽广，即使时代变迁，也永不消逝。”

1952年，25岁的加西亚·马尔克斯陪伴母亲乘坐火车回到哥伦比亚北部的海滨小镇阿拉卡塔卡，出售外祖父母的老宅。面对阔别已久的故乡和故居，他做了这样一番描述：“我的故乡仍是个尘土飞扬的村庄，到处弥漫着死人的寂寞。昔日不可一世的上校们只好窝在自己的后院悄无声息地死去，惟有最后一棵香蕉树为之作证。还有一群六七十岁的老处女，用下午两点的酷热浸湿她们汗迹斑斑的遮羞布……”

福克纳本人曾经说过：“记住，一个作家必须以他的背景从事创作……我的生活，我的童年是在密西西比一个小镇上度过的。那就是我的背景的一部分，我在其中长大，在不知不觉中将其消化吸收，它就在我身上。事实上，他一生当中游历过美国多地、欧洲各国乃至周游世界，然而始终将自己的身份定位为一个来自密西西比州的乡下人的独特角色。

把他们以上的任何话互套，似乎都不突兀，当然也可以套在贾樟柯精心构造的这个山西小县城的世界里。贾樟柯坦诚地说，“我是在山西待到了二十三岁，从一个小孩子到一个成年人。我觉得山西，教给我所有的东西，我特别想拍山西人的面孔，我说因为山西人长漂亮了。”《江湖儿女》从17年前的大同开始，不断回顾探望，他通过男女主角的姓名、巧巧的服饰、诡异的交谊舞、画面的回顾，对自己所有拍摄过的剧情片进行了互文和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网络，以此构成过去、现在、将来的开放体系。

从1997年的《小武》开始，导演似乎永远有一种执念，他的目光从来没有离开故乡----山西的县城和各种形形色色的小人物，《站台》（2000年）、《任逍遥》（2002年）、《世界》（2004年）、《三峡好人》（2006年）、《天注定》（2013年）、《山河故人》（2015年）、《江湖儿女》（2018年）这些作品建立了一个关于汾阳的视觉地图（虽然《世界》和《三峡好人》不是拍自山西，却有着割舍不掉的山西纽带，主人公仍然是山西人，只不过走出山西来到了更广阔的空间）。这种类似于勤劳工蜂式的忙碌，挖掘出了一个巨大而深刻的蜂巢，里面构筑了无数的通道、暗室，又用无数密语勾连，将一个深处内陆的毫不起眼的小县城的颓败、破旧、动荡、通过镜头语言事无巨细地呈现了出来，一个个小人物（小偷、底层煤矿工人、城市贫民、农民、游民）勤劳坚韧、纯朴善良、重情重义却又木讷、狡诈、油滑、残忍，他们的生活、情感与命运裹胁在时代巨流中不断翻转、冲撞。

正如，莫言所说的，我通过十年的建构笔下的高密东北乡已然成了现代化都市。我们对这个世界的快速变化完全猝不及防，几千年没有发生根本改变的社会形态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我们深陷其中，无所察觉，猛一回头却怅然若失。所以，跟看《山河故人》的时候一样，看到《江湖男女》的开篇，反而更有一种恍惚之感，似曾相识的场景，灰扑扑的街景，低矮破旧的房屋，跑起来四处漏风突突突的的中巴车，车上穿着垫肩西装仍然改不了乡气的乘客，一切都有有时间倒流的感觉。推算到17年前，这个2001年的汾阳倒像我们高中时候90年代的小镇，当时每一个人都茫然而绝望，而现在回首，却是充满无数变化和希望。

我们就是这样在大时代中茫茫然然，经历大变革。

斌斌和巧巧无疑就是我们那个年代年轻人的缩影，跟当时任何小城镇上的“混混”没什么两样。他们都认为自己是道上的，痴迷于学小马哥、搞女朋友、练武功。当年果真有男生离家出走去少林寺练武功。一派又一派，起个“斧头帮”、“龙虎帮”、“十三太保”等等威风凛凛的大名，招揽来不明来路的各色年轻人（辍学的、成绩不好的、家里没人管的），人多势众是气场，墨镜是标配，棍、棒、刀、链、双节棍是武器，骑着一色的二八自行车叼根烟就是甩派。靠的是甩和狠。一腔热血，浑身使不完的劲，轮换到各个学校打群架，一字排开，把对方叫出来，操场上一对一开练，狠到底，甩着大链子，砸得头破血流一声不吭，才是硬气。真把当时温良恭俭让的我们吓得脸色煞白，胆战心惊之余却又有一种说不明的崇拜。那时除了上学，并无任何出路。漂泊在城市乡镇边缘的这些年轻人，无学可上，无班可上，慢慢也失去土地，空有一身好肌肉和消耗不掉的荷尔蒙，除了帮派和幻想中的砍砍杀杀、气事山河的江湖天地，还有什么地方是他们容身之地呢？

面相有如刀刻一看就凶狠硬气的斌斌成了大哥，巧巧则童花头，圆眼睛，高平的颧骨，凤眼，洒脱地从外间转了一圈，进来一连串的动作，拍拍这个的肩，开开那个的玩笑，眼角风情万种地飘过所有人，嘴角似笑未笑，淹然百媚地坐下，夹一支烟，完全一个娴熟的黑帮老大女人的角色。我们都以为这是江湖。他们自己也以为是，并且沉醉其中。

“青年时代是可怕的：它是一个舞台；一些小孩子，足蹬厚底靴、身穿各式各样的服装跑来跑去，照搬着许多他们似懂非懂，也是从别人那儿学来的套路，但他们对这些十分热衷。”真是浅醉一生啊！

斌斌和巧巧在舞厅踩着迪斯科鼓点忘情跳舞，扭曲身姿；大哥在大红大绿的舞厅里出现，却戴着金丝眼镜，穿着儒雅的西装，爱好也很高雅，他爱好交谊舞。两个身材妖娆的交谊舞演员在杂乱的舞厅中央翩然起舞。这样的江湖，难道不是反讽？

他们热血沸腾，青春激昂，混杂每个人的酒，倒在一个大盆里，每人一口干光，倒有点歃血为盟的快感，听说当年年轻人混社会都是从戳手指滴血开始的，这样的江湖用快意迷惑了他们自己也迷惑了看客。然而，他们的义薄云天后，就是聚在录像厅里看《英雄》，所有的江湖都是学来的江湖。难道不是反讽？

大哥闪现闪退，等到再出现已经葬礼，源起于被几个孩子捅死，警察出现与每个人熟稔对话，难道这就是江湖？几乎金盆洗手、爱好高雅、专事经营的大哥被几个无名小喽罗捅死，葬礼上跳起交谊舞，随后斌斌和巧巧在待拆迁的荒凉街道巡视，讨论移民他乡的可能性，谁知又被几个小孩乱打一翻转，难道不是反讽？这样的江湖，荒诞又脆弱。

正因为此，两个人在火山口的那一段无一不暗藏机锋。捡到的那把枪其实就是暗藏的危机。“有枪的人死得快。”“咱们是哪种人？”“江湖上的人？”殊不知，所有命运赠送的礼物，早已在暗中标好了价格。

急转而下的人生，还未来得及回味。两人张扬肆意地处于情感的巅峰，巧巧在车上撒娇，要去几百公里之外的呼和浩特吃夜宵，那把枪却开始行使了它的使命。一个自认为江湖大哥的人物被人围堵，血溅街头，一个从来没有认为自己脚踏江湖的女人拔枪示警，却以江湖的名义身陷囹圄。一切都是一个玩笑。

五年光阴，以为情比金坚，却换来男人的退却和失踪。总以为有不得已，总以为是不是有什么无法说的秘密，总以为是不是有错过和误会，一个女人的五年，只成了一种荒谬可笑。于是巧巧如同《三峡好人》的沈红，又一次握着一瓶矿泉水，又一次穿着标准贤妻良母式的鹅黄色翻领衬衫、贴身白裤子，来到那个还未淹没的奉节。一样的装束，一样的目的，只是为了问一个真相。一样只问对方为什么。来自山西的沈红在江边遇到了自己的丈夫，他早已依附了自己的女老板发迹，两年来无音无讯，两人在即将淹没的江边，相拥而舞，一个悲伧而可笑的舞，男人手拿着皮包，女人一只手攥着矿泉水瓶，微侧着头倚在男人的肩上，面对即将消失的城池，用这样僵硬而木讷的身体接触而告别。沈红离开男人的怀抱，说她喜欢上别人了，来找他只是为了离婚。错愕却又解脱的男人如释重负，一个倔强而沉默的女人用这样一种说辞有尊严地跟这个男人告了别，雾气氤氲的三峡终是他乡。

隔了12年，来自大同的巧巧一样来奉节寻斌斌，赵涛的腰身已经没有了当年的纤瘦，然而，那些错落的街景，那些高高低低的房屋，那些打着赤膊的棒棒军，一切都一样啊。这一切好象还了魂，又好象失了忆，一种宿命的轮回，或者说这世间多少轮转，其实核都是一样的。

千里寻夫，千百年来就没有过好结果。不是孟姜女哭倒长城，就是赵五娘看破红尘化石升天，面对异路姻缘，或者面对时间的流逝，女人始终无能为力。连特立独行的张爱玲异乡之行都是患得患失、紧涩而伧然的。最后的结果不过是伫立多时，泣涕如雨下，终是萎谢。

脱离了山西安全的世界，江面上的这个女人茫然、雾数、执拗。我不知道三峡对于贾导来说是不是在内心也有一点特殊的意味，以至于在作品中屡屡延展，屡屡回望。在船上被人骗，身无分文，然后骗人骗饭骗钱，赵涛的眼睛里多了一份狠劲和煞劲。这样的江湖意味，难道不是一种反讽？

密密麻麻的雨下下来，下在三峡好人里的那座大桥下，下在离别后郭斌离开的陡直的台阶上，音乐响起，没有什么留恋，只有放手，当然还有不堪。跨过火盆的巧巧何止是告别霉运，甚至是一种决绝。一种力量的反转已经生成，一个一往直前、拼命追寻、有情有义的女人，一个不断退缩、懦弱自卑、薄情寡义的男子，不过是在时间里荒谬地对倒了。到底谁在江湖，谁是江湖儿女。

以为就这么隔绝了。然而，到了后面，这种对倒更甚。数年后，落魄的郭斌无处可去，只能回来投奔巧巧。都说无情了，但是我还是看到了赵涛尽力克制的内心波澜，以“义”的外表去续缘，关键是这个虚弱无能的男人，一路所见，道路变更，高楼叠起，那些破败的中原县城完全现代化了。只有回到这个小城的中央，回到那个血溅街头的十字路口,回到那间麻将屋，以为一切都没改变，却在一顿臭骂中意识到，一切都早已不是他所在的江湖。他被江湖抛弃了。而这个昔日的空间里，巧巧真正成了江湖上的大姐大。他坐在轮椅上，坐在巧巧的身边依附于她的照拂，如果回想起17年前的意气风发：巧巧坐在他旁边，他象教父一样帮别人调解------一定生不如死吧。他的结局只有离开。没了斗志和能力的他，就算死，也应该找个地方孤独地死去。这已经成了他最后残存的血性。

时间随时都是反讽的。

人的命运颠了个个儿，江湖里谁都在沉浮、飘荡。而且都是这些相似的人物，模糊的人物，甚至可以互换的人物，《任逍遥》里的郭斌、巧巧穿越到《江湖儿女》，《三峡好人》的沈红装扮神色却与《江湖儿女》中的巧巧一模一样，穿着红色肚兜的巧巧又与《世界》里的装扮一样，韩三明在《世界》出现时，他坐在汽车站里，背着老式黑皮提包，穿着那身与《站台》中一模一样的陈旧的蓝色中山装------这些细节互文而巧妙，构成了贾樟柯的电影世界，那是他离不开的山西母胎、县城母胎，所有记忆的聚合与变形。而这个小城，只是千万个中国小城的缩影，不断坍塌的时候又不断有新的力量重建，只不过有时间快慢、有形态各异。

时间有一种魔力，山河巨变，江湖巨变，人心也巨变，但总还有什么不变。是贾樟柯生活了23年的儿时记忆没有变化，他们都被封存在了时间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