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不述不作，走向即述又要作的时代。
中国古人，有提出了述而不作的说法。
那是古代人的生产力不发达的特殊时候，是那个时候的一些圣人，提出这样的说法是可以理解的。说话比较容易，如果你说出来的话都要写成一本书的话，那就是很麻烦的事情了，古代那个生产力条件下，要出一本书，是很麻烦的事情，要耗费很多人很多时间的精力能力去做才可以的。古人就把写书出写书这件事情，交给那些推为圣人才能做这样的事。
把书说得什么神圣，确实是古代人的事。现在肯定是不一样了。
时间已经过去了，那么多年。
现在，我们不但要说话，我们还要出书。因为现在说话容易了， 你说我听，他说你听，我说你们听，你们说我来听，说话者与听话青的之间的障碍，随着时代的变化，人与人之间横向的交流语言的障碍渐渐少了。人人都说出，要让人说，谁不让人说话，都是反时代的。不但要让人说话的，还要让人出书。
当然，要让人觉得出书不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我们发现，很多国外书籍的作者。他们不是专业作家。他们是各行各业的职业者。但是他们呢。他们能够把日常生活进行集合总结，他们把自身对社会，对生活，对专业思考的想法，总结出来，写出自己的书。
这种情况，对于我们国中国来说，就显得不一样了。
中国传统的时代里一本书，好像是一件很庄严，很不得了的事情。一本书好像是大事一样，好像与圣人联在一起，写了书，就是作家，就是拿到了话筒。
显然，时代变化了，出书或是写出一本书，不是某一个人专业做的，不是那些养在中国作家协会，省市地区作家的事了。也不是当教师的，教书人的事。各行各业的人，都可以说话写书。写书出书就是一种生活的总结，有话要说。话多了结集就成书。
让书走下圣坛，每一个人每年都可以写一两本书。
每个人每年都出一两本书。这样子是不是就很有意思了，其实每一本书对于作者来说，是这一年或者是一段时间里，他对某件事情，了解与深入的记录，是对过去做事，以一种结绳记事的方式来对生命历程做了个总结。
以后，人碰到人。相互介绍，给对方一本书，就告诉丅A，你可以看我的书吧。而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