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的青春不迷茫

怎么不抑郁,不焦虑?说实在话,“不焦虑”是假的,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焦虑,尤其是年轻人,流行的说法是“谁的青春不迷茫”?年轻人容易迷茫是因为,首先,相对于一个成人世界或已驶入生活常规轨道的社会而言,年轻人毕竟还是一个“尚未长成”,有待发展的弱势或边缘群体(即便才华横溢或“家里有矿”)。其次,年轻人处在最敏感多思的年纪,同时又时时被告诫:你已经来到了即将被社会席卷而去的“危险”的当口!你就老老实实等着毕业变成“社畜”,随时准备接受来自社会现实的“吊打”吧。于是很多人深感命运的“惘惘的威胁”,对明天充满恐惧和担忧,不知道自己将何去何从。我们似乎总想去改变什么,但与此同时,一种普遍的无力感笼罩着我们。

为什么会这样?虽然我不忍心说大家很脆弱。但还是觉得,“脆弱”是一个比较中性的、客观的描述,脆弱并不代表差劲,而是表明你的生命基础不厚实(不是家底),你的生命版图不开阔,你的整个生命状态是处于蜷缩的、被动的、缺少energy的状态,你没法将自己打开,更不具备开疆辟土的延展或生长力。

造成这种脆弱的原因也许有很多,其中最根本也普遍性的一点也许就在于一种体制性的匮乏。试想想,在进入大学之前,我们的孩子基本是被父母“圈养”,被学校“驯化”的,孩子的生存目标甚至是其生命机能几乎被浓缩为一个词:学习,而衡量你的生存质量或价值标准的最重要甚至是唯一尺似乎也只有一个:考试/成绩(尤其是高考),所以我通常说很多同学在来到大学之前,其实是没有为自己真正活过的,他们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着,很多时候只是一架考试机器,一个分数容器,而不是一个活生生的“人”。

虽然他们并不是全无知识,甚至似乎还显得很有“思想”,他们脑子里充满了“标准答案”,装配好了高大上的“模块”“大词”“金句”,写起文章来起承转合,引经据典,或至少也像模像样(至少速度很快,书写很规范),但仔细看看却很空洞,很多时候只是充当了“浆糊剪刀”“粘贴复制”“排列组合”的工具。

可以这么说,生活经验、生命体验的稀薄,以及与广大社会生活的脱节甚至是“绝缘”,是造成我们脆弱和无力的最根本原因(虽然不是全部)。因为你既没有自我生长的内在驱动力,又无法从外部世界,从生活的源头活水去吸取能量,你的生活勇气,生命能量从何而来?

“脆弱”实际上并不只是一个有关抗压能力的问题,说你“脆”不是说你“怂”,经不起摔打的意思——这已经是最终结果的体现了,而不是根源——而是对一种有限的生命状态、生活状态、精神状态的描述。脆弱的近义词不是软弱,而是贫瘠、狭窄、孱弱;其反义词也不是坚强,而是丰盛、厚实、开阔。很多时候,我们被钉在孤零零的一点上,我们就是被固着在那里的小小的一点,小而薄,薄而脆。我们不敢试错,因为从小被告知只有正确答案可以得分,只有达到目的才算成功;我们不敢创新,因为创新就意味着离开正常的轨道,打乱秩序,被甩出舒适圈和安全区;我们不能表达太多真实的感受,因为很多感受会被认为是无意义或矫情的,它们不符合理性标准,因而也就不具备合法性,即便那是来自你心灵深处或身体内部的真实需求。这样的生命状态如果来一个描述,就是:虽然生命是一粒种子,但是你没有能够长成一棵盘根错节,哗啦啦向上生长的树,而是温室里、苗圃里的花朵或被修剪得很整齐很标致的盆景;你也是一个活物,但不是摸爬滚打,跑跳自如的野生小兽,而是被过度呵护,保护、同时也被太多既定规范和价值期待所制约和形塑的小宠物甚或是“机器人”“纸片人”。

然而矛盾就在于,现实却是“野生”的,时代是急速变幻的,从“流动”“碎片”到“悬浮”,从“绩效”“加速”到“倦怠”,近些年来这些关键词所描述的我们身处其中的这个时代的种种特征,似乎早已表明当今社会现实的复杂性与严酷性,未来已来,但未来并不容乐观,因为它是不确定的,是危机四伏,充满挑战的,并没有为“脆弱不安”的你留下多少友好的地盘。因此很多人选择了提前“躺平”,因为他们眼睁睁预感到现实“很骨感”,载不动许多“梦”,青年文化中大面积流行的“丧”“佛”“emo”现象就是这么来的。也有一部分人用了另一种看似积极的方式来抵抗这种绝望的濒临,他们韬光养晦,步步为营,力争做自身命运的主人,处处活得像一个圣斗士:努力学习,拼命刷绩点,积极参与各项活动,尽力争取拿到更多更好的社会入场券。但是最终,似乎后一种情形与前一种情形相比也并不见得好很多,前者的痛苦在于,他内心知道,之所以选择“佛系”“躺平”实则是心有不甘但又能力不够所以深度自卑所致,后者则在一场一场的追逐中发现这种追逐不仅永无止境,而且剥夺了自身很多原本很快乐很自然的天性,因而变得意义可疑甚至令人生厌。于是,躺也躺不平,卷又卷不起,人生好象就“卡”在了那里,成为我们今天很多大学生一种非常普遍的尴尬状态,这也正是我们深感迷茫和焦虑之处。

那么,如何面对或化解(部分化解)这种迷茫的状态?我认为不妨从这样几个方面去作出努力与尝试:

第一,接受不完美。

这是一种我们需要作出根本调适的人生态度。人之所以焦虑,大部分时候还是源于理想自我人设的失落以及由此带来的价值恐惧——无论“躺平”还是“内卷”皆是如此。从小到大很多同学是被大人世界要求做“完美小孩”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别人家的孩子”。接受不完美就是告诉我们,世间并无绝对的完美,即便是一不小心“完美”了,那也只是偶然的运气——譬如,一个人具有牛顿的发现力、爱因斯坦的脑力、比尔·盖茨的财力(哪怕只有其中一项或半项),有这样的人吗?也许有,但一定很少。不是每个人都是牛顿那样的大牛或都能成为比尔·盖茨的崽,这不是你的错,是上帝的错。大多数人都是普普通通的人,因此也都面临各种困苦的侵扰,佛教中说人生有“八苦”:生老病死、憎恨会、爱别离、求不得、五蕴炽盛。还有我们耳熟能详的张爱玲的名句:“人生是一袭华美的袍,上面爬满了虱子”。由“虱子”我会自然联想到我们通常所说的一个词:“抓狂”,这是一个非常形象,也非常有表现力的词。它表明我们的人生究其根本而言就是一种“烦恼人生”,海德格尔说“此在即烦”也是这个道理。人生原本不完美,完美是偶然,不完美是必然与常态——这样想,你可能就没那么焦虑,也没那么emo了。

而且这条不完美定律可以说是一条普适性定律,它同样适用于我们通常所羡慕或仰慕的完美之人。所谓“凡美人方有一陋处”,盖世英雄也难免“阿基琉斯之踵”,这世间没有绝对的“完美”(想想天后李玟)。人生道路千万条,没有一条是直线运动或射线运动,更多时候是在歧路、弯路、曲线中挣扎徘徊,甚至是无规则、不停歇,四散蔓延的布朗运动,所以“抓狂”是对的,不抓狂才是假的。法国当代精神分析学家拉康有过一个很可爱的观点,按照他的说法,人生哪有不抓狂的,“不疯才是最大的疯狂”,因为人从一生下来就离开母体,一把剪刀将我们与母亲子宫舒适自在的羊水世界剪断,我们一出生就注定是残缺的,从呱呱坠地那一天起就是一道“伤口”,这是我们生命之初原始的创伤。

接受不完美,放弃完美的“执念”并不是降低人生标准,而是建立一种正确的自我意识,重塑良好的自我与世界的关系,它不是逃避,反而是一种面对、承担和接纳的勇气。“现代自我心理学之父”钱德勒有一本很著名的书就叫做《被讨厌的勇气》,建议大家去看看。

第二,学会爱与肯定。

“爱”是一个人的终身课题。学习爱就是与自己,与他人,与你身处其中的世界建立一种正向的,有包容性与创造力的关系。在“加速”和“倦怠”的时代,它不仅可为我们提供“如家”的亲挚感与归属感,也可以将人生带向新的可能性。

首先,好好“爱自己”。

1.“活着是一件特别NB的事儿”

先从爱自己的生命开始吧。我看过一个当代女艺术家王帅的演讲视频,题目是“活着是一件特别NB的事儿”(视频可见“寻麓书馆”视频公众号)。我们来人间一趟真心不容易,科普可知,人类塑造一个新生命是500万个精子中的一个与卵子结合才形成受精卵,而且这500万的数量业已是第二次筛选的结果了。先不说母亲怀胎十月或含辛茹苦将你养大之类的后话,单就这个500万分之一的概率和你的生命“前史”就足够令人震撼了。想想看,你不是十里挑一,百里挑一,而是500万里挑一,然后,这个最终奋力跑在了最前面的精子兄弟还要通过破壁、与卵子小姐结合、着陆、着床等一系列高难度动作,历尽千辛万苦才算把你的生命开端搞定,生命是一个奇迹,每一个生命都是一场波澜壮阔的史诗!所以你要感到骄傲,因为你真的是大自然的杰作!而且是独一无二的作品!

但正如上面的“不完美”定律所述,有人也许会说,我哪里是什么杰作,我简直就是上帝那老头儿喝醉了酒打瞌睡时随手捏出来的“四不像”。确实,我们必须承认,生命是有差异的,并非所有人都是幸运儿。有人生下来就有残缺或疾病,或者也不排除有人生下来就坠入并不和善友好的生存环境之中,譬如近些年来被讨论得很多的“原生家庭”之恶,还有那些生于战火中的孩童。不过好在我放眼望过去,大家都青春靓丽,肢体健全,没有很大的先天性的毛病;我们生活的这片土地,这个国家也为我们提供了和平发展的生长环境,虽说不上“岁月静好”,但这已经是很大的幸运了。你要知道,这个世界上还有多少人是连这种被我们司空见惯、熟视无睹的“平均”的幸运值都没有的。我曾经看到过一篇文章,应该是一个国外作者写的,文章说有两个地方我们要经常去看看,在那里可以完成你最好的生命教育,一个是墓园,一个是医院。前者可以很直观地告诉我们什么是生死,后者也可以很直观地告诉人们,拥有一个健康的正常的身体是多么宝贵的事情,而且你会发现,越是在医院那种地方,你越是会看到人们对于生命,对于活下去有一种多么强大的近乎本能的执着。当你看到那些在病床上咬牙坚持,即便奄奄一都不放弃治疗的病患,你都不好意思说自己不想好好活着。

3.自我照护与情绪调节

爱自己,爱生命,尽我们所能地照护好自己的生命,包括它的肉身以及心灵状态,就像照护一个也许总会慢半拍或卡顿的钟表,记得每天给它校准一下时间,调整一下发条,拭擦一下镜面,让它保持清晰、光洁、鲜亮的外表,以及一分一秒,有条不紊的“滴答,滴答”的节奏,那是你在时间向度上存在的方式,是有能量向前运动的生命轨迹。为了让它保持能量和节奏,我们还可以采用积极心理学中的一些“正念”方法来提升它的活力。譬如通过冥想、暗示的“内观”方式,打通与自己身体和生命的觉知通道,唤醒你自己;早上洗漱的时候对着镜子中的自己微笑一下,告诉自己我今天状态很好;找到一种适合自己的运动方式,运动不仅有益健康,而且可以让你心情愉快;记得吃早餐,尽量不点外卖,少吃垃圾食品,吃得健康一点你才对得起你金贵的身体器官。少熬夜,规律作息,对自己的身体好一点。生病不仅耗钱,而且非常痛苦。身体是我们的物质基础,就像大地之于作物,身体风调雨顺了,你的人生一般不会坏到哪里去。与之相配套的一句话是:“爱笑的人运气不会差”,因为人同时也是情绪情感动物,保持身心愉悦,于是境由心生,命与境谐。

此外,我们还要懂得顺应自己的内心,尊重自身身体的感受,如果心烦意乱,不要逼迫自己继续“卷”下去。深呼吸,放轻松,告诉自己不要慌,慌只会带来乱,乱只会把事情变得更糟。平复心情,重新把混乱的情绪拉回到秩序中去。就像赶路途中不小心把书包给碰落了,“啪”的那声响已经够惊魂,再看书包拉链没拉好,包里的东西哗啦一地,更为致命的是,路上行人都纷纷看向你,而且你要去上早课,时间只剩最后几分钟了,这真是惨不忍睹且尬出天际的一刻。怎么办?跺脚?骂人?对着地上乱七八糟的物什揣上几脚?或窘得满脸通红,站在路边手足无措,恨不得钻进地缝去?在这几乎接近崩溃的时刻,我们最好的方式也许应该是,摸着自己怦怦跳的胸口,告诉自己:别急,这没什么,捡起来就是。你弯下腰去,迅速而笃定地把地上的东西一样一样(不要胡乱一把抓,这样很容易落下东西或弄坏物品)捡起来塞进书包。当那些东西一样一样重新回归到你的手上,重新纳入你的书包的时候,你会感到一种重新获得秩序甚至重新获得人生掌控权的快感。所以有同学问:考试周这么多课程怎么复习?一地鸡毛的事儿接踵而至怎么办?人生不是升级打怪兽,而是弯下腰去一点一点把散落的东西重新拾回来。我们说饭要一口一口吃,文章要一个字一个字地写,谁也不是孙悟空,一个筋斗十万八千里,你得一步一步来。一步一步,一点一点,往你的篮子里添东西。越是紧急情形之下,越需要一种气定神闲和秩序感。这一点可能射击运动员最心领神会。我不懂射击,但小时候帮外婆穿过针。那个小小的针孔,你拿起线头一顿乱戳是戳不进去的,你过于紧张手里哆嗦也是办不成的,你得放轻松,屏住呼吸,在一种几乎是心静如水的状态下,那个神秘的小小的针孔才会突然明亮、清晰地呈现在你面前。

你也可以尝试放自己一马,去干点别的,分散一下注意力,听听音乐或到外面走一走(哪怕只是环校或环操场旅行一周),看一场电影,打一把游戏,给某个久不联系的人去个“骚扰”电话,打扫一下房间(搞卫生是重新找回秩序感的极佳方式,亲测有效)或干脆啥都不想,找一张舒服的床,狠狠睡一觉。好的睡眠往往就是人的能量补给站,一觉醒来,你也许就满血复活了。当然,还有一些人,他们所受的困扰和创伤会更多一些,更深一些,并非只是简单的情绪问题,这时候我们的身体会向我们求助,会有痛感(头痛、肚子痛、肌肉酸痛、脊椎痛等等),甚至有人会产生幻听、幻觉,会抑制不住地流泪,整夜整夜地失眠,眼睁睁地一动不动,什么也干不了,拿起水杯喝水都倍感吃力,整个身体宛如坠入黑暗深渊,不敢见人,时时刻刻有结束生命的冲动。这时候你可能需要的是更为专业的帮助。不要掩饰这种痛苦,说出来,没有人会认为你这只是矫情。你就是生病了,或许就是抑郁了,这没什么难为情的,抑郁就是一场心灵的感冒,但不同于一般的感冒,它很难不治自愈。它需要帮助,需要疗愈,而且最好是得到专业的帮助。因为专业的帮助可能会让你更加心安,而抑郁症和焦虑症很大一个感受就是缺乏安全感,感觉身体在黑暗中一个劲地飘坠,抓不到任何可以抓住的东西,就像溺水的人一样。我们知道,对于溺水的人来说,哪怕是他在水中抓住一根向他伸过来的竹篙,也是足以救命的力量。所以,爱自己,也是学会流畅的情绪表达和情感沟通。痛苦不需要憋住,伤心可以哭出来,开心记得与别人分享,这样快乐能被放大成双倍甚至N倍。愤怒了,得到了不公正的对待,不需要忍气吞声,你不一定要以牙还牙,但一定记得表达你的感受,你可以非常明确地告诉那个伤害你的人:我很生气!你的行为伤害到我了!还有,不要为了一味讨好别人或为了某些外在性的目的,拼命扭曲自己去做违背自身意愿的事情,学会适当拒绝,适当给自己做做减法,听从内心,没有谁比你自身更了解自己。再次叮嘱,如果万不得已你很不幸地抑郁了,千万不要觉得这是羞耻的。记得寻求帮助!而且,不幸中万幸的一点是,抑郁和焦虑一般都是可逆的,迈过那道坎,你就可以获得新生。

其次,爱他人、爱世界。

人是群居动物。从生理上讲,科学研究表明,人和一般哺乳动物不一样,人是天生的“早产儿”,也就是说,人来到世界上时是尚未发育完全的。一般哺乳动物(如牛马骡子)从母体诞生出来不到几个小时就能站立行走,而人却需要近一年的哺育期方可独自站立,在这漫长的一年里,他几乎没有自主行动的能力,一切生活都不能自理,需要母亲或者他人帮助其完成。从这一点来看,人类可以说天生/天然就是需要他人帮助,需要抱团取暖的动物。从文化和社会发展来说更是如此。亚里士多德说“人天生是政治的动物”,这里的“政治”指的是“城邦”,即城邦公共生活。亚里士多德还说:离群索居者,即脱离城邦之人,非神即兽。在古希腊悲剧《安提戈涅》中,国王克瑞翁对触犯城邦法规的安提戈涅的最严酷惩罚不是直接处死她,而是将其带到城邦之外人迹罕至的石牢里活活受死,使其像个“活死人”那样死去。当代激进哲学家齐泽克就说,安提戈捏其实是“死了两次”的悲剧人物,一次是肉身的自然的死亡,另一次,是其被逐出城邦,剥夺了城邦公民身份之后非人非鬼的死,后者才是最残酷最根本的死亡。拿今天的网络语言说,这就是“社死”。人的社会性存在如此重要,因此良好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个人获得健全人格和充分发展的重要前提。

1.西方哲学的经验:公共性与理性

如何才能获得与他人的良好关系呢?一种怎样的态度和方式才有可能建立起良好的关系网络呢?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西方文化哲学可能会有很多有益启示,但不一定会给你最好的可操作性答案,因为西方文化在对待人际或他人问题上有其复杂性且有一些分裂性,其理性主义与个人主义的文化特质决定了这一点。譬如,在西方语境中我们既可以听到“爱你的邻人”这样的绝对训令,也不乏“他人即地狱”这样的否弃与诅咒;西方政治秩序、世俗文化、宗教教义中虽也萦绕着诸如“友爱”“好客”“博爱”等主题,但正如后现代哲学家德里达在《友爱政治学》一书中引用蒙恬的句子加以反讽和解构的:“哦,我的朋友们,根本就没有什么朋友。”

即便是我们刚刚说的古希腊城邦政治,它注重全体公民的公共生活,并以“共同善”为最高目的,但那也是一个以严格的秩序理性为基础的共同体构造(参柏拉图《理想国》、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后世的阿伦特把这种相对静态且等级化的古典城邦改造成由言说和行动的主体构成的公共政治空间,在《人的条件》里,她有一个著名的比喻:世界就像一张桌子,人们围桌而坐,各抒己见,平等交流,在此人们既相互联系又互相区别。阿伦特是存在主义哲学家海德格尔的学生。海德格尔的重要贡献我认为有两点,一是提出了“语言是存在的家园”;另一是有关“存在”的说法:“在世界中存在”(being-in-the-world)。海德格尔的“世界”命题是对西方传统形而上学和纯粹理性论的一种反扑,传统西哲强调“本体”“共相”“理式”“理念”“我思”,其思维路径通常是重数理几何、逻辑分析、概念推衍,海德格尔却思考的是人的“在世生存”或“此在存在”。他是第一个将“世界”(日常世界)这个概念作为一个哲学命题来加以思考的哲学家。阿伦特则进一步将“人”的问题带入“世界”之中,把“人”定义为“世界”中的人,她特别强调了人的“复数性”,描画出这样一幅美好的人类共在的图景:不是单个的人,而是“人们”,他们平等地生活在地球上,栖息于世界中。但是,阿伦特把“人”的行动仅仅定位于公共空间的“言说”,这一点表明她和其老师海德格尔一样,并没有真正摆脱以语言为中心的理性主义传统(德里达称其为“逻各斯中心主义”)。西方哲思中对语言一直倍加推崇,后来提出著名的“交往理性”的哈贝马斯也是强调语言理性,提出“主体间性”的克里斯蒂娃也是以“文本”或“互文”作为基础。然而,语言就真的可以将人与人之间,主体与主体之间的平等关系一网打尽吗?

2.中国哲学的经验:“情本体”

在这一点上,中国传统文化尤其是中国审美文化哲学可以提供更直接,更具有上手性和操作性的理论参照。通常我们说中国是礼仪之邦,所崇尚的原本就是一种“家-国同构”的社会集体文化或伦理文化,这一点很重要,但还不是问题的全部。最重要的一点在于,我们提倡“天地国亲师”的社会道德,倡导“亲亲爱民”“民胞物与”的社会理想时,既不是以超越的宗教信仰为指引,也不是受制于绝对道德律令的约束,甚或并非完全以公序良俗的道德规范和理性要求作为基准,更别说挪用或寻租于语言、语义、文本等形式理性的支撑了。中国人伦社会秩序的形成遵循的是一种发乎人性而又合乎理性的人间情感,它可以是孔子的“里仁之美”或孟子的“恻隐之心”,也可以是一种提升或扩展的人伦情感,所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或“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是李泽厚先生晚年对中国哲学的本质特征作出的一个创造性的概括:“情本体”。

在《人类学历史本体论》中,李泽厚对这种中国式的“情”以及建立在“情本体”之上的人伦之间、人与世界之间的亲挚关系作了如下优美动人的描述:

“既无天国上帝,又非道德伦理,更非‘主义’、‘理想’,那么,就只有以这亲子情、男女爱、夫妇恩、师生谊、朋友义、故国思、家园恋、山水花鸟的欣托、普救众生之襟怀,以及真理发现的愉快、创造发明的欢欣、战胜艰险的悦乐、天人交会的皈依感和神秘经验,来作为人生真谛、生活真理了。为什么不就在日赏生活中去珍视、珍惜、珍重它们呢?为什么不去认真地感受、体验、领悟、探寻、发掘、‘敞开’它们呢?你的经历、遭遇、希望、忧伤、焦慮、失望、欢快、恐怖……不也就是你的实际生活吗?回忆、留恋、期待、执著、追悔……种种酸甜苦辣,即使作为自体验不也重要吗?一切事件、事物、景色、环境,不也都围绕着它而构成意味吗?不正是在这里,你才真正活着吗?人生无常,能常在常驻心灵的,正是那可珍惜的真情‘片刻’,此中大有深意在。只有它能证明你曾经真正活过。于是在这日常、平凡的似乎是俗世尘缘中,就可以去欢庆自己偶然的生;在这强颜欢笑中,这忧伤焦虑中,就可以去努力把握、流连和留住这生命的存在。使四大非空,一切如实,宇宙皆有情,万物都盎然生意。”

与这种生机勃勃相反,海德格尔所揭示的人的生存本质是晦暗且孤寂的,他说日常生活或此在世界充满“忧”“烦”“畏”,每个人从其诞生之日起即处于“被抛”的状态,所谓的“生”只是“向死而生”。对“生”的意义抹除使得海德格尔后来与纳粹发生关联实不意外。阿伦特充分肯定了人的“世界性”,并以活泼泼的行动主体,即言语彰显和争胜的主体为世界打开一个明亮的,可争辩的公共舞台。在给恩师雅斯贝尔斯的通信(1955年8月6日)中,这个经历过集中营迫害和多年流亡生涯的犹太裔女哲学家仍不忘表达她“真正爱这个世界”,并一度打算将其代表作《人的境况》命名为《爱这个世界》,但在《思想日记》中,她也曾有过如此触目的忧思:“对世界的爱——为什么爱这个世界如此困难?”阿伦特无疑是坚韧且睿智的,她对人类或人间事务葆有热烈且深切的感情,但这种感情更多还是西方知识精英的理智之爱、思想之爱,是有头脑的“爱智慧者”与“卓越”的行动者之间彼此的理性启明与光耀,而不是来自凡夫俗子的人间之爱,不是李泽厚所说的那种堪称“人际的温暖、欢乐的春天”的“故园情意”。

俄国作家陀思妥耶夫斯基说要爱“具体的人”,不仅如此,我们还要学会“具体地爱人”。在一蔬一食,一瓢一饮,一花一木,一颦一笑的感性体验和日常经验中去爱每一个人,每一件事物,从而创构一个“仁仁亲民,泽及万物”的有机世界、有情宇宙。这不是理想化、浪漫化的审美乌托邦,而且深谙众生皆苦、百事堪哀之后的释然与悲悯,正如沈从文所说,“凡事从理解与爱出发”。当你给雨中奔跑的人递过一把伞,当你在公交车上给老人让个座,当你在食堂吃完饭送餐盘的时候给食堂阿姨说声“谢谢”,当你为曾经的误解或伤害对别人真诚地道个歉,当你学会了对一朵花儿微笑,为一只陌生的流浪狗担忧,对电话里气喘吁吁解释因为堵车快递可能迟到几分钟的快递小哥说:没关系,不要赶,安全第一。是的,这个世界似乎并没有改变什么,但是,正因为人与人之间的这种善意与通达,所有的一切都会在一瞬间抹上春天的颜色,空虚、空无、失落、孤独的个体生命立刻会得到充盈,会在“无”中生出许多美好的“有”来。法国当代哲学家阿兰·巴迪欧有一句在年轻人中流传甚广的话:“爱是最小的共产主义”,我想说,不仅如此,“爱”也是我们改变世界的第一生产力。

    第三,行动,do it!

关于行动,我本不想多说什么,因为说得再多也不如do it!我们现在喜欢说“不作不die”,然而不“做”你就真的“die”了。还有一个说法就是,你如果不去做,就永远只是“想得美”。这好像没什么道理可言,因为行动就是“硬道理”。

    然而,“说归说,做归做”,真正做起来还是难的。金句名言谁都会来两句,行动却从不靠“巧言令色”推动。人在拍胸脯、下决心、立flag的时候个个都是达人,一到现实面前就发现此路不通。为什么?因为行动是痛苦的,尽管不行动也挺痛苦,而且往往正是因为你深感痛苦所以要去改变这种痛苦,但改变这种痛苦,去开辟新生活的实践行动自身也是一种痛苦,如此一来,你被夹在两种痛苦之间寸步难移,直到原地石化,成为痛苦的形象代言人。

    1.两个文学故事:“不动”与“行动”

爱尔兰作家乔伊斯《都柏林人》中第4篇《伊芙琳》讲述了这样一个痛苦的故事。年轻姑娘伊芙琳是一个在百货店里打杂的女工,她的生活单调琐碎,家庭氛围也十分压抑,母亲去世了,父亲很暴虐,伊芙琳要赚钱养家,还要照料两个弟弟,承受来自各方面的生活压力,她对这样的生活早已厌倦至极。终于有一天,这种沉闷压抑的生活迎来了转机,一个叫弗兰克的青年闯入了伊芙琳的生活。弗拉克是个水手,阳光开朗,心地善良,他很爱伊芙琳,一遍一遍向心爱的姑娘说着自己飘洋过海的远方的故事。后来两个年轻人决定私奔,坐轮船去往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新家。但是,就在两人到了码头即将踏上开往远方的轮船时,伊芙琳选择了留下。船就要开了,弗兰克走在前面,催促她快点跟上,琳伊芙却死死攥住铁栏杆:“不!不!不!我做不到!”就这样,伊芙琳最终还是回到了她熟悉的生活。曾经,她对未来无比憧憬:“在新的家,在那遥远的陌生的地方,情况会有多么不同啊!”她渴望逃离那种不受人尊重、辛苦麻木的生活,甚至还有过非常强烈的女性主义式的反叛与清醒:“为什么她应该受苦?!她有得到幸福的权利。”可当这种权利唾手可及的时候,当她终于可以踏上新生活之旅,与爱人远走高飞的时候,她选择了放弃。远方的家固然充满诱惑,但也难免有太多未知的恐惧;近处的家虽不如人意,但却“有安顿之处,有吃的,四周是从小朝夕相处的亲人。”软弱的性格和旧生活巨大的惯性将伊芙琳封印在了原地,她成了一个徒有渴望而丧失行动力的瘫痪者。

另外一个类似的故事是我最近在读香港已故作家西西的短篇小说集《像我这样的一个女子》中的读到的,题目是《感冒》(因为那两天我正好感冒了)。

女主是一个三十二岁尚未结婚的大龄姑娘,迫于世俗的压力接受父母的安排,与一个并无多少感觉的男青年订了婚。订婚后才发现原来她更喜欢,也更适合的对象是昔日的男同学楚。但是她已经订婚了,要改变为时已晚。她的父母早已为她备下婚期并广邀宾朋,她不想让父母辛辛苦苦的忙碌白费,尤其不想让父母颜面尽失。婚礼如期举行,女主一直在流泪,人们以为她只是一个患了重感冒的新娘而已。婚后的生活也很平静,女主慢慢适应了扮演一个合格的妻子的角色,她给丈夫织毛衣(尽管织得很慢很慢),圣诞节和丈夫一起去挑礼物,偶尔收到楚的来信,楚在信上说对她的感情依旧未变,但她不认为目前这种状况还能有任何的改变。不过女主深知自己和丈夫是不幸福的,他们之间没有共同语言,女主喜欢游泳,丈夫只会应付作陪;女主喜欢听音乐会,丈夫却在一旁打哈欠。女主就这样一直在顺应命运安排与怀疑人生之间徘徊,虽然她的整个生活步调看起来波澜不兴。

故事直到快要结尾都十分平静,依旧是按部就班,不痛不痒的温吞水一般的日子。女主和丈夫看完音乐会回来,抬头看到天上一弯新月,她想起曾经和楚对着新月谈论诗歌的情形,丈夫却说快下雨了快点走吧。回到家中,女主在浴室的镜子前拔下一根白发,丈夫说明天跟你买盒何首乌,头发就可以变得又黑又亮了,可是女主想到的却是楚曾经看到她头上的白发时说过的一句话:白色是美丽的。然后是女主和弟弟去游泳,她的丈夫依旧百无聊赖地坐在泳池边上读他感兴趣的财经消息。女主在水中游啊游,泳池的一侧在放水,哗哗的水流从池边的孔道汇涌出来,像贝多芬的第五交响曲,即《命运交响曲》,音乐的主题是人类最终能战胜命运。很神奇地,女主突然找到了一种勇气,她觉得她要振作起来,勇敢地面对自己的内心,告别这乏味的生活,告别这场原本就是错误选择的婚姻,内心的顿悟和生命的觉醒使其瞬间充满活力。西西这样描写小说中的这个顿悟时刻:

我是鱼,我是鱼。水流那样地冲击我,我知道我是鱼。鱼的感觉忽然回来了。我想我知道我该怎样做一条活泼的鱼了。楚不是说过:你是鱼,好活泼的一条鱼。是鱼戏莲叶东、鱼戏莲叶西、鱼戏莲叶南、鱼戏莲叶北的鱼。是的,我是鱼,我为什么要做一条过河泣的枯鱼呢。

我从泳池中出来,阳光遍洒在我的肩上、发上,我觉得我整个人有一种说不出的清快的感觉。稍后,我的丈夫将和我的弟弟一起去看运动鞋,他们还要在这里逗留许多的时光。而我,我可以走了。我的弟弟把水泼洒在我丈夫的身上,他放下报纸,才看见我已经从泳池中出来。

“你要走了吗?”

他说。

“是的,我要走了。”

我说。

我的声音变得清晰明朗,连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整个冬天,我的声音一直沙哑,我的喉咙粗糙,我的嗓子模糊不清,但我的声音已经清亮,我的感冒,我的感冒已经痊愈了吗?

2.“小鱼儿”VS 爱玛:何谓真实的行动?

故事到这儿好象可以结束了,每一个读者都听得出女主“我要走了”的弦外之音,除了那个皮肤皙白,人畜无害,坐在泳池边傻傻看报纸的丈夫。这一幕我们很容易想起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包法利夫人》中也有这么一个愚蠢、平庸、温吞、实在的丈夫夏尔。这样的男人不坏,老实本分而且对女主还很不错(有一年布置学生写有关《包法利夫人》的学期论文,不少人——应该是男生——就很为夏尔愤愤不平,甚至有女生表示未来婚姻生活中如能得一夏尔足矣),他们唯一的缺点就是乏味,而其最大的不幸(如果一定要分析这一点的话)就是找了与他们最不对版的女人结婚(“在对的时刻遇见错的人”)。不过《感冒》中的女主“小鱼”(作品中女主姓虞,虞小姐,长辈们喜欢叫她的小名“小鱼儿”或“鱼姑娘”)却不是《包法利夫人》中的女主爱玛。

爱玛因为少女时代在修道院学校的贵族化教育,尤其是受其偷偷读到的罗曼蒂克小说的蛊惑,对爱情和生活有一种不切实际的浪漫幻想,她一生都活在这种自造的浪漫幻影和激情漩涡之中。有人说爱玛有什么错吗?正如伊芙琳的觉醒——“她有得到幸福的权利”,爱玛不甘心像一般农家女子那样接受平庸人生的安排,她也有追求自己想要的生活的权利啊!事实上我们也不难看到,爱玛在这一点上是比一般女性要主动得多的,她称得上是一个十足的行动主义者。她一次次背叛家庭,飞蛾扑火般奔向其渴求之物——从年轻的法学生莱昂到情场老手罗道尔夫,从不可遏制的情欲到压倒性的物欲,爱玛一直在行动,像一架永不停歇、歇斯底里的欲望机器。但是,爱玛幸福吗?有人说,爱玛不幸福,因为最后她死了,而且死得很惨,惨到作家福楼拜写她服毒自杀那一刻都忍不住浑身抽搐,痛哭流涕,说自己“满嘴都是砒霜的味道”。但是,我认为爱玛最大的不幸不是死得惨,也不是死得冤(罗道尔夫的玩弄、莱昂的背叛、资本社会的腐朽与压榨),而是死得不值(取字面意:没有价值),因为她从未真正爱过,也从未真正在尘世生活中“活”过。自始至终,她追求的只是爱的幻象,以及对更好生活(上流社会)的幻象,其最高行动纲领就是顺应由内心幻象所带来的激情幽灵的召唤,表面看来爱玛是一个充满行动力的女人,实质上她却从未离开过她生命中的“修道院时刻”,她没有成长,只有倾覆。她是现实生活的“病人”,或者说,她的一生本身就是一场高烧不退的热病,她在离地三尺的虚幻激情里盲目空转、自燃、内耗,直至寂灭。

爱玛不是真正意义上的行动者,她没有创造什么,除了激情的自循环与债务的无穷叠加,她热烈追求的是某种似是而非的“效果”而非实质(只有两样东西对爱玛来说是真实的:债务和死亡)。用比较时髦的学院派术语就是,爱玛的行动不具备“在地性”与“及物性”;通俗一点就是说,爱玛追求浪漫,追求的只是浪漫本身。正如福楼拜在作品中写的:“她爱大海,只是为了海上的汹涌波涛;她爱草地,只是因为青草点缀了断壁残垣。她要求事物投她所好,凡是不能立刻满足她心灵需要的,她都认为没有用处;她多愁善感,而不倾心艺术,她寻求的是主观的情,而不是客观的景。”(《包法利夫人》第一部第六章)

西西《感冒》中的“鱼姑娘”却不一样,她的行动,即她的“我要走了”的告别,则是真实而明确的,有其来处,亦有其归处,其行动选择有确凿的现实基础、明晰的合理依据以及可能的创新性价值。其一,女主与楚之间的感情是真诚深切的,早在学校时代他们就“志趣相投”,虽然是在“错的时间”再度重逢,但二人相处轻松明丽、快乐默契。那些在作品中不断闪现萦绕的诗句,西西用括弧的方式将其随机“插入”正常的叙事文字之中,像电影的画外音、音乐的主旋律或人物内心无意识独白的提示版一样形式鲜明地展现了“小鱼”对楚的依恋及其内心挣扎。其二,女主在与丈夫貌合神离的婚姻生活中备受煎熬,时时刻刻感受到了分裂的痛苦。这种痛苦不仅来自她对错过真爱的遗憾和对平庸现状的不满,更来自她竭尽全力想要融入现实而不得的努力与徒劳。相对于爱玛对夏尔的冷漠和挑剔更多源于其以自我为中心的自私自恋,“小鱼”的痛苦则更具有人间气、人情味,也更丰富、深刻、具体。其三,女主从顺应父母的安排,遵循世俗的常规,到聆听内心的觉醒,她一直在与日常生活世界的遭逢、冲突、交缠中实现着自我精神的蜕变。这是一个完整而曲折的寻找自我、发现自我,最后肯定自我的过程,体现了女主强健的生命活力和承担自我并完成自我疗愈、自我救赎的成长能力。正如文中借楚的口吻所说的,女主是“一条活泼的鱼”,虽然从一出场就已陷入被动的情境(被催婚、被订婚),但从未放弃内心的坚持与精神探索——那些从内心深处不经意间跳出或频频闪现甚至蛮横切断日常话语流的诗句(原来它们都是楚曾经对“小鱼”念过或说过的句子),表明“小鱼”对自身的情感指向从来是有明晰的判定的,她从来知道自己最爱的是谁,最需要的是什么。还有作品一开始就呈现出来且贯穿全篇的女主因为“感冒”而去看家庭医生的场景以及在泳池里游泳的场景,也表明女主从来不是麻木或盲目的,她一直在寻求更好的身心状态,她在努力调适自己,在积极探寻精神突围的有效路径。因此,可以说,西西的《感冒》虽然只是一篇“轻逸”的短篇作品,却为我们塑造了一个非常鲜活丰满的女性“能动者”(agent)形象。

在此将“小鱼”的“出走”与爱玛的“出轨”作出比较,并不是对爱玛这个几乎公认的文学作品中的“坏女人”与一个心地善良且具纯净诗情的现代女性形象作出道德的比对,而只是追问,对于一个不能够忍受命运捉弄和现实束缚的女性角色而言,什么才是真实的行动,以及,行动对每一个行动者而言意味着什么。在这一点上,19世纪法国乡下女人包法利·爱玛和20世纪初爱尔兰的都柏林人伊芙琳,以及上世纪80年代的中国香港姑娘“小鱼儿”并没有什么本质的差别,她们可以说是跨越时空的姐妹。这个名单其实还可以列很长,她们可以是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易卜生的娜拉(《玩偶之家》)、鲁迅的子君(《伤势》),等等,甚至还远不止女性,而是所有意欲逃离或打破“旧世界”,勇敢开辟“新生活”“新世界”的人们。

3.行动的智慧:“先去看一场足球再说”

“走”“离开”是行动的开始,我们经常说要学会“告别”,学会“断舍离”,学会跳出“舒适圈”,迈出宝贵的第一步。这很关键,但是,然后呢?这就是著名的“出走之后”往哪儿去,或所谓“革命的第二天”怎么办的问题。

如果没有“之后”的坚持与发展,“开端”的意义就会变得十分可疑。如何才能保持可持续发展的动力,如何有效达成人生的创造性转化与提升?关于这一点,成功学或励志说已给我们提供了太多现成的答案,在此不做赘述。我想,答案无非是这样几种吧。其一是“勇往直前”版,所谓“咬定青山不放松”,乘风破浪全拿下(参“小红书之一千零一夜”——假的)。只是“青山”还是很有些硬度的,不一定都咬得动。乘风破浪如果真能上岸还好,如果不能,“破”的也许不一定是浪,而是你自己了。其二是“静水深流”版,通常指的是时下很流行的一个说法:“你要悄悄地努力,然后惊艳所有人。”(参董宇辉清华演讲之各自媒体转载版)努力当然没有错,“悄悄努力”好象也不是不可以,但不能以“惊艳”别人为目的,后者不能成为前者的前提。西川在长诗《开花》中写道:“你若要开花/就按照我的节奏来……你就傻傻地开呀/你就大大咧咧地开呀/开出你的奇迹来。”这是多么自然恣肆的开花场景,与惊不惊艳“别人”没有半毛钱关系。

勇敢、坚持、努力,这些都是宝贵的词,也是促进人类文明发展和意义生成的有效路径,只要不被时下流行的成功学和目的论带偏。不过,相较于这些大家基本已了然于心的行动方式,我更钟情于另外一种行事原则,我把它称为“行动的智慧”,借鉴的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的“理论的迂回”的说法,也就是一种“悬置”答案,不问结果,以退为进、以曲为直,在“间隙”“空地”甚至“外围”操作,从而迂回前行,最终达到目的的方式(此法有点悬,非喜勿喷)。大白话其实就是,先干点别的,或先在别处干点别的。 

这种方法鲁迅先生的“走歧路法”中其实也有所提及。在《两地书》中,鲁迅写道:“走‘人生’的长途,最易遇到的有两大难关。其一是‘歧路’,倘若墨翟先生,相传是恸哭而返的。但我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于是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再走,倘遇见老实人,也许夺他食物充饥,但是不问路,因为我知道他并不知道的。如果遇见老虎,我就爬上树去,等它饿得走去了再下来,倘它竟不走,我就自己饿死在树上,而且先用带子缚住,连死尸也决不给它吃。但倘若没有树呢?那么,没有法子,只好请它吃了,但也不妨也咬它一口。其二便是‘穷途’了,听说阮籍先生也大哭而回,我却也像歧路上的办法一样,还是跨进去,在刺丛里姑且走走,但我也并未遇到全是荆棘毫无可走的地方过,不知道是否世上本无所谓穷途,还是我幸而没有遇着。”这段话包含了鲁迅的很多思想,其中最重要的解读应该是其“行走”的哲学,即在看似无路之处“选一条似乎可走的路”走下去,而不是早早放弃“恸哭而返”(和伊芙琳颇为相似),这是鲁迅“韧的战斗”精神。不过我更喜欢鲁迅在“行走”之前的做法——“不哭也不返,先在歧路头坐下,歇一会,或者睡一觉”,这是鲁迅特别可爱、好玩的地方。他从来不是英雄主义的“杀杀杀”,更不是犬儒主义的“爬爬爬”,而是“歇一歇”,“干点别的”,与敌人兜几个圈子,这本身就是行动。我们在读这段话的时候,一直感觉鲁迅是“好玩”的,说他在“战斗”还把他说得过于严肃了。他在给许广平的另一封信中就说了,他喜欢的是“壕堑战”,其方法“近于游戏,不像步步走在人生的正轨上(人生或者有正轨罢,但我不知道)。”(《两地书》)。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那是伟人的豪迈,一般人学不来。“关关难过关关过,前路漫漫亦灿灿”,这是当下颇为流行的一个励志句。我一直不知这是哪个鸡汤导师的名言,反正我常常半文盲式地看走了眼,把这个句子的最后两个字“灿灿”看成了“烂烂”,可见鸡汤文果真是有毒的,辣眼睛。

我想再次回到西西的《感冒》来作结,因为这个小说有一个非常可爱同时也非常令人意外的结尾。话说觉醒了的女主“小鱼”从游泳馆出来,此前她已经很坚定地告别了丈夫,说“我要走了”。西西是个惜墨如金,绝不罗嗦一言的作家,我们觉得作品写到这里表意已经非常充分,人物的命运走向也已经非常明朗了。“小鱼”的“感冒”(其实是心理病)终于好了,我们有如释重负的感觉,这也正是我们希望的结局。但是西西的小说没有完。她似乎画蛇添足地写到女主回到家中,她的内心觉醒已经步步升级,不可遏制,回到家她环视四周,发出“不,我不是回到我的家里,我是回到了我的丈夫家里,这是我丈夫的家”的感慨,这是一种典型的娜拉式的觉醒表现,算得上是现代女性的小半个“独立宣言”。

女主回来不为别的,原来是要取走这个“别人家”的家中唯一属于自己的东西——一个旅行袋,里面装有楚写给她的信。这里我们觉得西西好象写得不够高级啊,大陆言情剧或日系治愈电影(如《情书》)的既视感要出来了。不一会儿,“小鱼”挽着这个“胖胖的旅行袋”走出家门站在街上。事实上,至此,才算是女主真正与她温水煮青蛙般的旧生活告别之处。“小鱼”此时才算是真正离家“出走”了。可是这时女主突然来了一个疑问:“我要到哪里去呢?我不知道我要到哪里去。”这个疑问与其说令我们错愕,不如说令我们失望,因为按照常规的故事逻辑,按照惯常的行动线的发展,我们希望的答案是笃定的,即便作品中不给出明示,我们的逻辑线也要将“小鱼”带向其行动的结果——楚那里去。这几乎是毋庸置疑、天经地义的事。但是,没有。西西给了我们一个意外:

我沿着长街漫走,我的步伐轻松而活泼,我想我还可以一面走路一面唱歌。前面为什么那么热闹呢?啊,我记起来了,前面是一座球场,我听到一片扩散的欢呼声,人们正在看足球呢,人们那么兴高采烈。我何不也去看一场足球呢,我有的是时间。让我就这样子,挽着我的一个旅行袋,去看一场足球吧。  (可曾瞧见阵雨打湿了树叶与草么,要作草与叶,或是作阵雨,随你的意。)啊啊,让我就这样子,挽着我的一个胖胖的旅行袋,先去看一场足球再说。

这算什么结尾?这算什么反抗?难道女主不应该马上向着心爱的人儿飞奔而去吗?至少也要像我们通常所见到的那种描述:她迈着坚定的步伐向前方走去。可是我们的“小鱼”却明显“偏航”了,她竟然要去看一场足球再说。足球很重要吗?足球与她的感情生活有关吗?还有,西西,你怎么写的,足球与你的这个作品本身有什么瓜葛吗?

是的,足球并不重要,也与整个情节关系不大,但就是这意外的宕开一笔,却把一个原本闭合的故事再一次打开了,既定的行动逻辑再次摆荡起来。我们不再执着于故事的结局是不是王子与公主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不再打破砂锅问到底:那个好人有没有得到好报,那个该死的坏人是不是受到了应有的惩罚?没有一成不变的笃定目标,没有你死我活的殊死争斗,没有非黑即白的二元对立,我们放下诸多执念,深深体味到什么是“一念花开,一念花落,一念放下,万般自在。”

即便你早已知道何去何从,也别急着匆匆赶路,一路狂奔,不妨“先看一场足球再说”。正如“小鱼”所说:“我有的是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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