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我家三百米的地方就是村口，那里长着一棵古树，至少也是数百年的历史了。

从它面前路过了无数人：往来南北贸易的，每逢赶集都要赶上趟的，大人忙农活小孩上学的……

侧挨着的正式这里方圆好几里唯一一家杂货铺，老板娘村里的人，按辈分我应该叫婶婶。这个婶婶的眼界非常高，这和她的经历是抹不开的。

只有一层的杂货铺，在微弱的白炽灯下照的明亮了些许，桌子上随时摆着一壶茶缸，一支还没有燃尽的香烟正躺在烟灰缸上，来人需要一包盐，她放下烟忙活去了。

小铺里面的正中间摆着一台黑色的电视，近门口处置放很多像这样的小木凳子，那是村里的木匠从别人家收集来的碎木块拼接而成了，这样的小木凳一共有七八张，他这样做的原因就是想让孩子在晚上自修过后可以陪他们一起来看看电视里放着的《陈真》。

老板娘也不是一个小气的人，但凡有人大汗淋漓或者不巧遇到大雨天气路过这里的时候，她一定会拉着让那个人进来坐坐。

我小时候就特别喜欢去婶婶那里，除了能看到每天都在播放的电视以外，更吸引我的便是她摆在货柜最里面的书本，不仅如此，她也常常给我们这群不懂事但总在假装懂事的小孩讲：“要多读书，去外面看看。”

“外面？”每当她说到外面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有些痴，“外面是个什么地方？”

她听到这，也只是笑笑而已。

婶婶除了喜欢抽细支的烟，还时时刻刻也不忘碰上一口酒，虽说如此，但细支的烟在我们这是很难买到的，毕竟那是外来稀罕物，一辈子窝在山里的人都没有几个人见过，更何况能吸上几口。

这也是让婶婶很烦恼的地方，每一次去城市进货总要上专卖店寻上几回，若不是恰逢时运，那就要给那边说上几句好话，下个月给她留一点，而她自己也就不得不抽一些其他的烟了。

在我们那地方，是没有女人抽烟的，这是我妈妈不让我经常跑杂货铺的主要原因。

五年级那年下了一场暴雨，我家就是从这时候开始变故了。

奶奶因为长期的头痛病发作，再加上这一次因为暴雨的原因，我家的老房子到处漏雨，父亲把能用的锅碗瓢盆都用上了，可屋子不像屋子，暴雨像进了家一样，随意下着。

那次暴雨是最严重的，父亲从田地里回来时，抱怨道：“算是白忙活了。”

田里的秧苗已经被水淹没了，种在土里的菜也和着稀泥。

奶奶侧仰在床头，一声声哀声怨道，“怕是走了。”

父亲坐在灶台边上，仓促地抹掉眼泪跑过去，说：“说啥呢。”

我看着父亲，越发觉得没有了精神头。他曾说过自己种出的粮食要比别人家多几倍，他说要送奶奶去城里去看病，然后把老房子翻一翻，弄的亮堂些。

但这时候，他显得十分吃力。

十几天的连续暴雨，已经很让人讨厌了，父亲每天清晨出门捯饬农活，中午又匆匆赶回来吃了一点东西便又出去了。

雨停了，他又不得不去寻东问西地寻瓦片。本来我家也有瓦片的，由于放在了田坎边上的角落，因为暴雨冲刷，那一块地方已经坍塌了，即便之后父亲也去理了一下，但能用的瓦片已经没有多少了。

终于在老冬叔家找到了一些瓦片，可是父亲没有多余的钱了，近千片瓦也不是小数目，不说别的，那是老冬叔和儿子在镇上一点一点背回来的。

父亲知道厉害性，来回扛了两大袋大米过去。村里人都知道我父亲，他种的粮食口味好，又新鲜，家里是从不村旧粮的。过了冬，就预算存一点口粮，其余的全部背去场上卖掉，换来的钱以补贴家用。

老冬叔也没说什么，他知道这些粮食已经不止买这千片瓦了，随后就把捡出来的瓦片放在那里，是父亲母亲山上山下来回跑背回去的。

等家里收拾的干净些了，来的人就多了。

大多数人因为白天忙活，才在夜晚这样一个闲暇时光来看奶奶。说是来看病人，但来的人最多走到堂屋便停下了。这时候母亲总会叫我多找些凳子来，去杂货铺买条烟和瓜子来，当我来到杂货铺拿到了东西的时候，我才发现母亲并没有给我钱。

“你去吧，我记着呢。”婶婶总会对我说，然后在一个数学本上比划着。

来我家的人，男人们总会在一起抽烟，有人家手里阔气点的，便邀上一起玩牌；女人们忙了一天了，这时候也总会三五成群在一起聊聊家常：谁家的儿子今年有出息了，你准备什么时候报孙子啊……

而在屋里忙东忙西的，只有我们。父亲要一边照看奶奶，一边往堂屋走去给那些大老爷们递烟送茶，母亲则在厨房里简单地做一些吃的，如果到了半夜那些玩牌的人还没有走的话，便可以让他们填补点。

很多天的夜里，屋子里熏满了烟，让我很不解的是，那些人到底是来看人的，还是来让人“看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