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解离的盲目乐观者能够不受伤害地逃离痛苦，问题是ta很少能获得胜利、安宁、真正的快乐或者所期待的长久的爱。
关于认知策略和有意识的应对还有很多要说的。通过寻求信息、逐步分解问题、降低模糊性及调整新信息进入的速度，我们可以大大减少压力和冲突。成熟和智力，对于这些有意识的应对方式都会重要。保持行动和自主性的自由，也同样重要。主动离开冲突源，是减少压力的另一种方法。实际上，即使个体拥有自由选择，也可能并不需要使用这种自由选择。通常当个体被给定一个选择时，其行动的压力反而会更小。
困难就在于，选择并不总能负担得起。选择的智慧和自由是奢侈品。实际上，缺少选择的自由和智慧通常易于引发压力。
社会支持也是防御机制的较好替代物。温暖的关系对于完整性、健康及康复都是必不可少的。我们只要想一想母亲、医生、萨满和领导的重要性，就能认识到他人在减轻焦虑和缓解抑郁上是多么有力。除了他们单纯的在场的力量外，他们还在我们情绪的动态平衡中扮演了重要的角色。首先，社会支持允许我们分享冲突，更重要的是通过表达减弱与冲突相关的情感。另一个人可以帮助我们追忆、忏悔，在理想的状态下，还可以帮助我们减少来自道德的事后批评。如此，压力管理的认知策略通常包含另一个人。
在遭遇不幸时，自我并不是我们唯一的同盟。认知策略、选择自由及温暖的手都是无价的，但即便在上述这些都不可得时，自我也依然陪伴着我们。
Q: 打破一个人的防御有助于治愈吗？
A：消除防御的最好方式是，使当事人感到安全从而间接靠近防御。直接攻击别人的防御，极少会成功。
到了青春期，当见诸行动再次出现时，对这些冲动行为谴责最严厉的父母往往是那些自身在与这些相同冲动进行斗争的人（反向形成）。反之，当我们非常疲倦或极为兴奋时，我们所看到的他人的情感实际上是我们自己的。换句话说，如果成熟的认知功能被药物、疲劳或是耳聋所破坏，不成熟的防御就可能回来。
成熟是很多东西，成熟包括恰当的自我期望和目标，以及在具有创造性的工作中找到一个主要的满足来源。成熟包括爱与希望的能力，包括释放敌意而不伤害他人或自己，以及暂停成人认同像孩子一样玩耍。最后，成熟包括对改变的适应能力，忍耐挫折和失败的能力，以及对人类保持一种超越群体、时间、地点的利他性关注。
当控制源由外部转向内部时，使防御走向成熟的第一个成长性改变发生了（即从外化的、不成熟的防御到神经症的、中间的防御），个体能够说出“这是我的问题，不是你的问题。”。当本能冲动不再被视为羞耻的，引发罪恶的，而是代之以不内疚的痛苦和快乐的内在源泉时，更为成熟的第二个转变就到来了。置换和反向形成带来的抚慰让位于利他和升华，自我通过成熟的推理能力而不是固化的内疚感来发挥功能。
作为成熟的一个子集，自我的发展至少包括五个领域：冲动控制、心理社会整合（人际风格）、创造性综合（寻求意义）、防御的成熟以及认知方式的成熟。
与特曼研究中的男性后来进入杰出的学术或职业生涯不同，同样聪明并且接受了同样良好教育的特曼女性的才华，明显没有被社会充分利用。特曼的收入清楚地揭示了这一点。至少有253名特曼女性大多数时间里从事全职工作。这些一直工作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天才女性平均最高年收入（按1989年美元价格是3万美元）和那些受教育不足且往往是智力低下的核心城市男性是一样的（大学群体的47岁平均年收入按1989年美元价格是9万美元）。
高智商带给特曼女性最大的“负面”影响可能是，她们当中只有75%的人有孩子，他们拥有孩子的平均数量是1.8个。相反，大学样本中的男性平均有3个孩子还多，而核心城市样本中的男性平均有4个孩子。在职业上最成功的30位特曼女性中只有5人成为母亲，作为一个群体，这30个女性只生了7个孩子。
表6检验了社会阶层、智商和教育对防御成熟组内差异的影响。结果发现关系并不显著，甚至连温暖童年与防御成熟之间的关系都不如所期望的那样明显。
我相信，成人从亲密到职业巩固再到繁衍的发展顺序是一种超越性别、社会阶级和历史时代的模式。
如果愿望是马，乞丐也能骑。（和愿望相比，最重要的是实施能力） 瑞贝卡·撒切尔满意的家庭主妇生活
如同爱和悲伤，愤怒也需要消耗自我的智慧，对愤怒的管理与职业巩固高度相关。
尽管她的测验智商是160，但艾玛·狄更森上不起大学。作为一名兼职秘书，她22岁时的收入是每小时40-50美分。当问及她将来的职业时，她回答道，“除了保持这份工作，以及可能以后建立一个家庭外，我没有目标。这些是我觉得唯一适合我的。” 27岁时，她说“音乐是我最感兴趣的”，她参加了音乐和园艺方面的夜间课程。她如饥似渴地阅读贝多芬的传记，却给研究组写信说，“我最突出的能力就是吸收知识，这在商业社会中没有多少实际价值。在大萧条期间找工作，我差点被面试吓死。” 36岁时，当被问及她在社会服务、创造性和俱乐部成员方面的成就时，狄根森的问卷是空白的。“我对空白的地方充满恐惧，” 她写道，“事实上，我差点就编一些吸引人的东西协商了，这样我就不会看起来那么呆。但我想你们想要的就是这可怕的事实，所以给你们。” 她那时的工作是为一家石油测量仪制造商购买工具和设备。1950年，她每周的收入是70美元。事实上，如果换成1978年的美元比率，在她整个工作生涯中，她的收入从没有真正改变过。60岁时她写道，“我的个人成就是渺小而短暂的。”
对于管理自我来说，管理暴怒像管理亲密一样，是一项微妙的平衡行为，而且绝不是仅限于女性的发展性挑战。只有一半的大学男性实现了职业巩固。那些在这项任务中失败的人们，有3倍次数报告他们通过暴躁地发脾气或者隐藏来处理愤怒的情况。相反，有着稳定的职业承诺者，报告了得体且使愤怒减弱的方式来表达愤怒。有着持久职业的大学男性和核心城市男性，他们通常有一个导师，其比例是职业巩固失败者的2-3倍。
职业巩固是繁衍的基础。因为，一旦掌握，职业巩固就能为个体提供一个整合的自我，个体能有权威地说话，这是一种个体可以安全地放弃自我的状态。就像丹尼尔·莱文森所说，随着成熟，年轻人的贪婪’梦想’变成老年人散发的‘遗产’。拒绝分发（繁衍）有停滞的危险。
Eric·Erriksson已经指出，“流行观点夸大了孩子对成年人的依赖，这通常会使我们看不到老一辈对年轻一辈的依赖”。 在大学男性和特曼女性65岁后，我们询问特他们，”你从你孩子身上学到了什么？“ 有些男性和女性只能说出孩子从他们这里学到的东西。这些个体中几乎没有几个掌握了繁衍。例如，当一位特曼女性被问及在孩子身上学到了什么时，这位没有繁衍性的女性开始烦躁起来：”这真像一本问题书，“她呵斥道。她只从孩子们身上学到了一件事情，”如果我重新拥有他们，我不会让他们离开。我很想他们。“但是她随后补充道，我猜是一种辩解，”但我学到了什么？...... 我学到了管好自己的事情。“然后她伤心起来，并且开始反思：”也许我们太强势了，“ 她沉思着，这就是为什么她的孩子们不得不离开她。尽管有着智力上的天赋和社会特权，但是她除了展示出一种有品位的消费外，生活中几乎没有什么成就。
另外一些没有繁衍性（productive?)的女性，根本不能允许分享角色的颠倒。于是，一位特曼女性惊讶地重复了一遍问题来确保自己理解了，然后告诉我们，她的孩子们可能从她身上学到的东西：”我想我帮助他们发展了诚实。“ 她再次问自己，”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什么？“ ……我不认为你能改变，这并不意味着你没有尝试。“
有些答案更令人伤心。被问及她从孩子身上学到了什么，一位女性回答道，”我学到了我没有耐心，我不友好，我不是一个好妈妈“。她告诉我们，当她发现孩子在她安排好的阅读时间里打扰她时，她就生气了。事实上，她的自我指责不公平。这基于错误的归因。她是一位友好无私的母亲，养育了两个好孩子。但是，自我发展的一部分不仅是内化他人的能力，而且也要认可自己的成功。**如果我们不能认可自己的成就，那么我们会发现自己能给予的很少**
大部分繁衍性的特曼女性理解并且掌握了从孩子那里学到的互惠。一位女性说她的成长中没有touch， 但是她成年的儿子们觉得接近和拥抱她很舒服：”我不知道我错过了什么。” 另一位女性回答说，从孩子那里她学到了“新的观点......我们每个人都是由我们所接触的所有人塑造的。” 她用这种简单的方式，总结了我认为是自我力量发展和成熟防御机制发展的最为重要的特质。这种特质是允许他人的希望、力量和经验进入自己内心的能力。
第三位女性对我们的问题的反应是，这好像是给她提供了一个机会，而不是一本恼人的“问题书”，她的回答极为清楚地显示了繁衍和成熟的防御机制：
我依然在学习。每次和他（她的大儿子）在一起，我都学到更多如何与人相处，以及如何看到他人的好处......这是我从大儿子身上学到的，耐心和爱人——找到他们的好处。从我的女儿那里，我想她教会我在说话之前被动一些、深思熟虑一些是好的......从第三个孩子那里，这个孩子现在就在这里——-她不小，但她还是个宝贝（40岁），她说“妈妈不要叫我宝贝”。 我之所以在你们面前这么做，是因为我知道她会说什么。她是如此快乐，如此温暖。她让我微笑，有时我忘记笑了，她会让我笑得更多。她唱歌。她让我跟她一起唱歌。我喜欢唱歌，但当我独自在这里时，就不唱了。我希望我一个人时也可以唱歌。我曾经一边干家务一边唱歌。他们都如此鼓舞我。
“鼓舞”，也是自我获得力量的象征方式———**把他人带入自己内心**
我们已经看到，自我的智慧不是简单地与掌握冲突有关，而更是与生活有关。“努力掌握、整合及赋予经验意义不是很多自我功能中的一项，而是自我的本质”
洛曼有一个凄惨的童年、一个抑郁的目前和一个不太亲近的兄弟。洛曼在4岁时失去了父亲，并总感到自己身上的某种“短暂性”。她只在学校里表现很好。她曾有很多朋友，参加了一个女学生联谊会，写诗，甚至还出版过几篇，并作为学生代表在高中毕业典礼上致辞，去读了UCLA，之后还在研究生院就读一年。
然而在这之后，洛曼的光亮似乎燃烧殆尽。像很多有天赋的孩子一样，她变平庸了。被一个抑郁的母亲带大，在一个充满地狱之火和硫磺的教堂里，她总是感到内疚和羞耻。她这样描述自己，“有些地方会让我感到害怕”。在学校，她记得图书馆有一个房间她是不敢去的。那里太漂亮了————“在它的光芒之下，我无所遁形”。或许，她生命中缺乏的是一种内在的安全感。带给世界一些未曾有过的事物是一项独创性的任务，不适合胆怯的她。同时，大多数人注定在日后会成为平庸的人，而不是创新的波西米亚人。
不成熟防御和人格障碍会产生难以忍受的冲突，但它们也能缓解冲突。就算它们歪曲并在最后破坏了关系，不成熟防御也提供了一种亲密的幻象。面对他人的不成熟防御，我们会感到被掌控、被纠缠甚至是被侵犯，它们甚至也会让我们产生歪曲。我认为，对于这种“传染”的解释在于，不成熟防御能够通过甜言蜜语渗透、迂回并跨越障碍物，那些障碍物本来是用来保护自我感的界限，并免于被他人侵犯。与神经症不同，有人格障碍的人无法令人原谅，并且极有诱惑性。这是因为人格障碍的需求和自我欺骗不仅改变了他们自身的内部环境，也影响到其他人。
尤金·奥尼尔的生活阐明了不成熟防御的传染属性（它们通过亲密的家庭交互作用传递）和它们向成熟防御演变的过程。不成熟防御的诅咒是，它们会使被忽视的孩子继续忽视他们自己的孩子。不成熟防御的幸事是，只要一点爱，它们就能演变为一些美丽的事物。因此，奥尼尔的故事开头是一个被忽视的孩子有着因酒精成瘾而被世人遗弃的过去，结局却是一位获得诺贝尔奖的传奇艺术家，**但他仍忽视他自己所有的孩子**（囧）
亲密、繁衍和成熟防御的能力促进良好的人际关系和社会支持。相反，淡薄的人际关系和贫乏的社会支持会导致不成熟的防御。
艾米·维尔纳在追踪调查考艾岛高易感性的贫困儿童如何成为功能良好的成人时，强调成为一个“令人喜爱的”孩子的重要性，这些孩子能够让他人产生一些非常积极的反应，并有一种获得替代父母的能力。
我们都知道，对于罗伯特·霍普和肯·金德的心理弹性，一项显然很重要的影响因素就是对配偶的幸运的选择。就这一点来说，他们在获得爱这方面取得了少有的成功。因此，社会支持常常是性情和运气的产物。
但是，对社会支持的运用远远不止选择正确和匹配这么简单。对社会支持的运用能力包括代谢身边曾经有过的人的能力。这种能力不可避免地对心理社会性成熟有着潜移默化的作用。
我们要应对被爱的体验，把它作为一种礼物，而不是一种危险或权利，需要自我能力用以吸收那些爱我们的人。如果我们结婚的对象比自己富有得多，我们是会感激还是嫉妒？如果我们打网球总是被对手打败，我们是会认为自己的水平能够得以提高，还是会觉得我们的自尊受到打击？如果我们的父亲在某一方面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灾难，我们是否会决定成为一个真正的好父亲以作为复仇的方式，还是会照着自己的遭遇对待他人？
想想那些来自幸福家庭却无法吸收任何事物的人。什么样的人被赋予了爱却无法使用它呢？对于大多数性格上无法内化他人的人，像伊莉莎·扬和阿尔龙·扬，比起成年人而言，他们更像初中生。任何教授人们把突如其来的爱视为一种礼物而非威胁是艰巨的任务，这需要魅力或者至少需要完善的技能。
心理弹性与成熟度也息息相关。成熟度是指自我鉴别情境相对性的能力，保持历史视角和忍受矛盾的能力。成熟度的关键，是一种理解所有的事物是相对的这一能力，懂得其他人在更糟糕的经历中也能幸存下来。成熟度的关键是，认识到目前糟糕的状态都会过去，能够延迟满足却不是压抑。
社会支持的第三个方面是在过去经历中对特殊的力量源泉的记忆，以及一种内心中持续存在的在未来发现爱的希望。一个身处父母离婚期的孩子，一个考试失败的孩子，或者一个在难民营满怀渴望的孩子，会认为一切都会慢慢变好吗？ta会坚持信念，认为”糟糕的状态都会过去“吗？ 希望和信念是很简单的词语，却包含着心理弹性中的关键点。
社会支持的第四个方面，是社会吸引力。我们能获得怎样的社会支持，也取决于我们如何影响身边的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