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喜欢街头即兴抓拍，记录茫茫人海中的机缘巧合瞬间,人生百态。一个明显感受就是，如今，镜头所向之处，进入画面的人物常常是专注于手机的低头族。虽然我自己也主要是拿手机拍摄，但是最不愿意看到的，就是画面人物游离于周围环境之外，沉浸在掌中小盒子中。
断网会让你回归现实吗？
我们越来越多生活在一个物理现实之外的虚拟社会空间里，这究竟是不是人类的悲哀生存状况？我对自己做了个小小试验，今年用了一个半月时间“断网”，停用社会媒体和微信朋友圈。试验下来的感受是，屏蔽了社交网络的生活，虽然表面上看更回归本我，不再“碎片化”，但是也让我明显感到与现实社会的疏离，效果就是：其实你的生活形态并没有发生任何外在变化，你仍生活在市井之中，但祝贺你，你成功成为大隐隐于世的“高人”了。
这过程中我要做的，不是自虐修炼，而仅仅是放弃做什么就可以了。吊诡的是，我的感觉是与其说是回归真实的生活，不如说是生活变得不那么真实了。就像你习惯了有电灯的生活，突然让你每天都烛光晚餐，你还会觉得浪漫吗？
最近读到德国“时代”周报载文，批评社交网络（或社会媒体、社交媒体，以下不做出区分）如脸书（Facebook）和推特(Twitter)正在毁掉西方的民主。文章认为社交媒体上言论趋于极端，所谓的“民意”被互联网巨头公司所引导和操控。
这个论断是不是让人产生拿错了剧本的感觉？曾几何时，互联网特别是社交媒体被认为是传播信息与表达民意的利器，再加上智能手机的普及，每个人都有了最广泛和便捷的参与公共事务讨论的渠道和平台。事实上也是，七年前的“阿拉伯之春”，社交网络功不可没。不过就像“阿拉伯之春”早已变成“阿拉伯之冬”，推特也推出了川普这样的二货总统，如今社会媒体也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
微博上，我们都是流量
互联网对中国社会的改变是颠覆性的，中国人拥抱数字生活的热情可以说排在世界前列。2009年诞生的微博，给中国公共生活空间带来革命性改变。甚至可以说，一夜之间，中国的土壤上突然生长出民意空间这种东西，甚至可以说疯狂生长出大V、意见领袖、公共知识分子以及稍后出现的称呼“自媒体”。
从此，中国大地上发生的各种大大小小事件，按照微博上的关注度，流变成各种“热点”以及伴随的“民意”。就连最官方因而也是最保守的媒体，也开始在点评时事时，把“网民”怎么说当成权威意见来源。
微博诞生伊始，某个靠写作为生的朋友兴致勃勃地鼓动我开微博，并称你只要有什么想表达的，就让微博大V给你转一下，全中国就都知道了。我激动兴奋得无以复加，当时就把认为应该让全中国都知道的我的内心想法转给了几个大V，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好吧，大V大伽宁有种乎？像我这样的自认为有内涵的人，只要在微博上辛勤灌溉（水），终有一天全世界会听到我的声音的。于是我在微博上满怀热情参加了各种讨论，就各种热点事件发声，例如从郭美美到“怕打针的小宝宝”。
但是，很快我就发现，微博上并不是能理性讨论问题的地方，最好的结果也就是你能找到几个与你意见相同的同类抱团取暖一下，而绝大多数情况下讨论都是意气之争不欢而散，骂街撒泼也是常见。
微博上形成的所谓“民意”也越来越可疑。“水军”早已是公开的秘密，绝大多数网民发声不过是大V大伽劫持过去的流量。中国微博民意的另外一个显著特点，就是用道德审判代替法律与事实，以正义之名排斥压制不同声音，用声讨代替讨论，用零成本的“爱心”和“良知”跟风站队、民意狂欢和刷存在感。
微博热点事件中，常常表现为当事人（如果他或她本身已经是名人）或者在所谓大V和一些媒体的推波助澜下，用部分事实构建悲情，聚揽人气，博取同情，试图操纵舆论，道德审判，左右法律判断。事实也是这样，很多微博热点事件，最后都出现让人大跌眼镜的反转。
所以，社会媒体被赋予的种种特性，例如多元、平等、透明、开放、去中心化和反权威化等等，并不自动带来健康的政治文化和社会理性。其实，传媒学新近的研究得出的一个研究结果就是，极端化的意见更容易吸引眼球，其在社会网络上得到传播的概率远远大于平实客观的表述。
我们都还记得，当互联网刚刚兴起，就有一个著名的自嘲：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网络的虚拟性质，一方面给人带来一种发布信息不用负责任的假象，实际效果就是降低了网络暴力语言与谎言的羞耻阈值，这也是网络讨论很快沦为人格攻击的一个重要原因（或诱因）。
另一方面，由于虚拟和匿名性质，勇气和正义感的实现同样变得门槛很低，造就了独特的一种人类存在--键盘侠。
不但没人知道你是一条狗，其实社交网络时代，你的意见还不如一条狗，你的声音在最好的情况下，不过是所谓意见领袖、大V抑或是营销号挟持的一个流量。你只能接受话题，不能设置议题。
社会媒体还让我们尴尬地发现，当发声渠道的匮乏不再是借口时，你才发现：第一是除了晒美食和美颜，你真的是没那么多好说的，第二是当你真有什么想说的时候，并没有什么人会对你的想法感兴趣。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现实和网上都是如此。微博上的热闹，实际上不过是三观相同的人在互相认可，真理反而是越辩越模糊。社会媒体带来的实际上更多的是趋同，而不是差异化多元化。
微信朋友圈到底是什么？
2013年起在中国成为几乎是全民使用的微信，本来只是个移动通信应用，但它的朋友圈无疑是比微博更具热度的一种社会媒体变种，一种最适合或者说最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交应用。
微信兴起之初，有人将微博定义为弱关系社交媒体，而微信则是强关系。陌生人可以在微博上互撕，但是通常不会有人在你的朋友圈上撒野。
微信是熟人关系这一特质至今未变，但是随着互加微信像互换名片一样随便，朋友圈早已从原来的强关系私密朋友关系，变成一面之缘圈，一次性朋友圈。如今，如何在朋友圈中区分亲疏远近成为新的社交难题。清理朋友圈有风险，你什么都不做（不去点赞），就可能导致社会关系的疏远。有微信朋友圈前，中国人的社会关系大都是自生自灭，有了微信朋友圈之后，社会关系的管理成为必要，管理成本最多是发发红包。
不仅仅是社会关系的管理成为必要。展示与窥视从来就是一对共生的冤家。朋友圈提供了展示自己的平台，当人人都在这个平台上展示，朋友圈就成了真正的人生大舞台，个人身份的管理就变得十分必要。美国交互理论社会学家戈夫曼（Erving Goffman，1922—1982）不会料到，他60年前的著名命题“我们都是在演戏”，在今天中国的微信朋友圈上能得到最好的验证。
社交网络只是让人们方便地构建一个社会关系网，但它没有使人更有归属感。相反，移动社交网络表面上让我们无时不刻不出席我们构建的社交舞台，但它带来的，其实是人与真实环境的隔绝，人人都是低头族。
正是因为微信朋友圈已经不再是限于强关系的私人空间，每个人就都会发展出一套自己的形象管理策略，想在朋友圈看到“真我风采”的可能性不大，就像所谓的“写真”摄影，其实与真实毫无关系。美颜相机与朋友圈是孪生姊妹，美颜的作用与其说是美化，不如说是保护，她是一种社交媒体时代的折中方案，它以皆大欢喜的方式解决了既想展示又怕被审视的矛盾。
朋友圈一方面满足了我们审慎地展示自己的需要，一方面也满足了窥视他人的生活的好奇心。但是我们同时又知道，无论是我们自己展示的，还是我们窥视到的，都是一个经过精心构建的世界。
但是，我们真的需要一个真实的世界吗？我们能与这个世界相安无事，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选择了与种种假象相安无事。
总之，微博也好，微信也好，发达的社交网络反而加深了人际关系的脆弱感，加强了我们对现实的无能为力感和孤独感。我们越来越多地成为碎片化和多余信息的被动消费者，然后用碎片构成一个充满假象的现实，一个高度同质化的虚拟现实。
真正带来差异化的，仍然是资本，是社会等级。在一个开放的社会，从洗盘子到土豪的神话现实版不是没有，但与大多数看客无关。看别人的生活，带来的更多的是焦虑，于是我们需要更多的鸡汤，更多的掩饰，修饰，粉饰。
下面的文字，有点天马行空形而上了，不感兴趣者可以略过。
网络不靠谱，没有网络就靠谱？
既然社会媒体有各种不靠谱，但是没有社会媒体的世界是不是就更靠谱？我觉得不是。这就有点像民主制度，它有很多不靠谱的东西，但它是各种不靠谱的制度中，相对来说害处最小的。
同样的问题还有，我们已经知道网络民意有多不靠谱，但是没有网络的民意难道就更靠谱？且不说没有网络，在某些社会结构下民意形成几乎是不可能。就是在开放社会，纸媒和电视时代的民意操控不但不少，而且是更加容易，资本控制舆论的现象并不是谷歌和脸书时代才有的。
鉴于网络和社会媒体的种种弊端，教育界有识之士提出了“媒体能力”的教育概念，其中重要一项就是鉴别网络信息真伪的能力。
但是网络信息传播的特征恰恰就是简单化碎片化速食化。面对海量多元化信息，大多数人应该是没兴趣为每一条新闻或传闻去展开调查。就像在信息来源高度集中化的纸媒时代，大多数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应该还是那种简单易懂不用动脑的街头小报吧。
虽然网络舆论容易受到操纵，但是让来自草根的舆论有了被操纵的必要，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它至少让公权力有了更多的道德合法性上的压力。
一个社会系统的本质与其说是物理事实，不如说是社会事实。技术的作用是为人们提供将物理事实转化为社会事实的工具。人类的进化也是工具的进化。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也是用技术改变生存状态的历史。人类社会可以选择价值观，却不能选择不与技术俱进。数字化是人类的宿命，退回到模拟信号时代已经不可能。
数字技术有着它自生长的逻辑，就像市场背后的看不见的手。在互联网之前的时代，社会事件的操控基本上靠人工的消息封锁，而互联网时代社会事件会自发地追寻自我传播最大化。
如果我们相信麦克卢汉的“媒体本身既是信息”的论断，我们就要看到，新媒体的出现让人们生活在一种全新的社会事实生产方式当中。极端点说，媒体社会事实之外，没有其它事实。例如对于大众传播来说，传统媒体的目的也是靠制造新闻热点，当今天的新闻热点主要来自网络，除非你不想与社会隔绝，否则你无处寻找网络之外的社会生活。
生活在网络时代，我们一方面享受着网络带来的种种便利，也受到网络带来的种种弊端的制约。技术在解决问题的同时也创造出问题。技术并不解决人的幸福问题。
反正，这样或者是那样，人类总是要繁衍下去，问题也是一代接着一代地变换着花样产生，能解决就解决了，不能解决的，留给时间去解决。只要时间足够长，任何问题都不是问题。当年有人指责经济学家凯因斯的政府推动就业政策只是短期有效，他回答说：长期来看，我们都要死。
在海量碎片化信息的海洋中，我们智能尝试保持一种距离感和清醒，保持一种健康的怀疑态度，保持一种对差异化的宽容，除此之外，我们不能做得更好。
王凤波 2017年12月31日 柏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