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过去的事情

　　　　　　　　　　　　　　　　　　文／文宏宾

母亲1944年出生在山西南部垣曲县一个偏僻的小山庄，这里南北两个小庄加起来只有二三十几户人家，并且大多姓王，基本都是不出五服的本家，母亲这一门当时是王姓家族的第一大户。

垣曲县是有名的帝舜故里，这里东跨王屋山，西踞中条山，南临黄河，北接太行山，是一个非常封闭的山区小县。母亲出生的小山庄被称为后洼，现在属古城镇峪子村，距帝舜出生地诸冯山只有十几公里。

母亲是小山庄走出的第一个女中学生，也是第一个当了山村教师的女先生。当年上小学的时候，母亲每次在联学区考试中都是第一名，成绩远超那些大村和中心学区的学生，在十里八乡非常有名。现在母亲虽然上了年纪，但记忆力尚可，特别是对早年的事情记忆犹新，说起来总是如数家珍。前一段母亲不小心在院中摔了一跤，走路有点不方便，我回家小住，又听母亲说起一些陈年旧事，意味深长，记下存证。

  亲爷爷打鬼子吐血而终

母亲出生在一个家道殷实的庄户人家，家里有一百多亩山坡地，有二三十颗柿子树，柿子树有八月红、牛心柿、蜜罐柿、甘柿、小柿等多个品种，还有牛有羊。地多劳力少，自己种不过来，就租给乡亲耕种，农忙的时候亲邻也会来帮忙。

母亲的爷爷也就是我的太姥爷是个有名的庄稼把式，样样农活都拿得起放得下，年轻时还练过武功，曾经拜师学艺，身手不凡，动起手来几个壮汉不能近身。太姥爷急公好义，爱打抱不平，在乡民中威望很高，在四乡八邻也很有名望。

1938年日本侵略军占领垣曲县城，当时的县城城关镇距离后洼只有十几里路，由于日寇经常下乡抢劫杀人，村庄居民都逃进深山里避难，只留下个别人看家护院。母亲的爷爷自恃武功高强，一个人留在山庄里守家。

有一天，三个日本兵来到后洼抢摘早熟的八月红柿子，他们把枪架在柿子树下，上树摘下一堆红柿子准备抢走。太姥爷远远看见日本兵抢柿子，非常气愤，就挑上担子想把日本兵打跑，把柿子夺回来。

三个日本兵看到一个老农挑着担子来了，开始并没有在意。没想到太姥爷过来后，一担子就打倒了两个日本兵，另一个日本兵一看来者不善，吓得转身就跑。被打倒的两个日本兵爬起来后也知道不是对手，连滚带爬，落荒而逃，枪也没顾上拿。

三个日本兵在前面跑，太姥爷在后面紧追。从北坡上追到沟底，又从沟底追上南岭。太姥爷这时已经五十多岁，虽然身强力壮，武艺高强，毕竟上了年纪，腿脚比不上日本兵，又不会打枪，他手提担子一直追上南岭也没追上三个日本兵。如果太姥爷会用枪，说不定就成了民族英雄。

追到南岭太姥爷本来还想往上追，三个日本兵一边跑一边大声呼叫，从南岭山后招引来一大队鬼子兵。太姥爷见势不妙，赶忙扔下担子，返身跑下沟底，又顺着沟往后山跑。鬼子兵在太姥爷身后一边追，一边开枪射击。幸好这道沟曲曲弯弯，子弹没有打中。

太姥爷凭着腿快路熟，拼命跑到后山，摆脱了鬼子的追击，跑到了谭家的舅舅家。毕竟太姥爷这年已是五十多岁的老人，因为连惊带吓，又加上长时间的拼命奔跑，他一进舅舅家就吐了血，可能是肺部受了损伤，自此一病不起，不久便离开人世。

一个闻名四乡八邻的英武的庄稼汉，因为保家护土，不甘受日本鬼子的欺凌，就这样含恨而去。

太姥爷因日本兵追杀病逝后，关于他的故事却并没有就此结束。令人寒心的事发生在日寇投降以后。

1945年8月底，太岳四分区司令员陈康率部解放垣曲，占领垣曲县城。日寇投降后，经过和国民党军队几个回合的争夺，1947年秋，垣曲全境解放。在清算汉奸恶霸的时候，峪子村有人因为个人恩怨，提出来要把我的太姥爷定为恶霸。太姥爷的一个外甥这时当了村民兵连连长，他据理力争说：我舅舅虽然武功高强，却从来没有欺负过乡邻，还经常主持公道，不让恶霸欺负穷人，不仅没有民愤，在村民中还很有威信。后来因为打了三个日本兵，被日本兵追杀，死于非命，这咋能算是恶霸呢？工作队觉得有理，这件事才算过去。如果不是太姥爷的外甥据理力争，不仅太姥爷会蒙受不公，全家人也会跟着遭殃。

    干爷爷的忠义一生

母亲的爷爷生前有个结拜兄弟，是个河南来到垣曲齿磨的匠人，姓张。太爷爷对外乡来的手艺人和说书人一向很好，张爷爷来到后洼揽活的时候，和母亲的爷爷很投缘，两个人就结拜成为异姓兄弟。张爷爷自此就住在了母亲家。

手艺人要经常外出揽活，张爷爷经常一走就是十天半月，活干完就回到母亲家住几天，吃饭也和一家人一样，不再像以前居无定所，东家住完西家住。没活干时，张爷爷不再回河南老家，就住在母亲家。据张爷爷说，他家里已没什么亲人，只有一个外甥女出嫁在过了黄河不远的南村，他每年过年时会到外甥女家走亲戚，住上几天回来时，总要背上一大口袋花生仁回来。

母亲的爷爷被日本兵追杀吐血一病不起后，自知时日不多，就开始安排后事。并且提出要把这个家托付给张爷爷。

当时母亲的家里虽然人口不少，但是女人多，男人少，母亲的父亲就是我的姥爷虽然不是独生子，但前面的两个哥哥娶亲不久都离开人世，留下两个守寡的少妇。我的姥爷这时只有十七八岁，虽然已经成家，但身单力薄，胆子又小，面子也软，根本支撑不起这个大家。

母亲的家族原来分为两门，母亲的这一门人丁一直不旺，到了母亲爷爷这一辈，因为本门三房人家最后只剩下他一个男丁，他便继承了三房的遗产。也就是说家族两门的家产他独得一半。另外一门人丁很旺，人口众多，土地和房屋却和他得到的一样。这样母亲这一门人少家产多，就成了小财主。其他族人日子相对要贫困一些。当然，房产虽然大都在太姥爷一人的名下，其实都是本家的叔伯兄弟和子侄们在居住。一个大院七八眼窑洞还有一座平房，住的都是本家，地大多也是本家兄弟子侄在租种。

母亲的爷爷知道自己的儿子年轻又软弱，撑不起这个大家，临终前就通知主要亲戚来到家里，正式把这个家托付给自己的结拜兄弟，并让儿子给张爷爷行了大礼，改口叫爹。就这样，母亲的爷爷去世后，张爷爷在名分上成了这一户王家的实际家长。

张爷爷人高马大，勤快能干，农活样样拿得起，算得上一等一的好庄稼汉。他不仅能干，人品也非常好，他为人耿直，诚信忠义，受人之托，忠人之事，自从掌管了这个大家，就把这里当成了自己的家，每天起早贪黑，为这个大家操劳，为大人孩子操心。农闲的时候，他一个人放着一群牛上山，牛在山上吃草，他在山上打柴，每天回来都背着一大捆硬柴，家门口的柴火堆得小山一样高，几年也烧不完。就这样，张爷爷十几年如一日为这个家出力流汗，赢得了一家人的敬重和众乡亲们的尊重，乡亲们都说母亲的爷爷生前没有看错人。

张爷爷虽说是这个家的名义家长，但毕竟和真正的家长有所不同。他自己单独住着一眼窑洞，虽然和家里人吃的是一锅饭，但每年小麦收割以后，家里人总要给他的窑洞里送上满满三大缸麦子，卖也好，换东西也好，由他自己处置，算是给老人的一点孝敬。其实张爷爷拿到这些孝敬后，从来都不会动。到了来年，家里人又把这些陈的粮食拿走，换成新的，就像一个小库房。对此张爷爷从来没有推辞过，他要的是这份尊严，不是这些钱粮。

张爷爷为了支撑这个大家，终生没有成亲，把结拜兄弟的孩子当成自己的孩子，把异姓兄弟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直到去世还在为这个家着想。

张爷爷去世的时候，正赶上灾荒年，母亲这时已经有了四个兄弟姐妹，家里生活非常困难，要发送一个老人不容易。张爷爷的棺材早年在家境好的时候早就备下了，是一付上好的楸木棺，他临终前对家里人说：“现在家里孩子多，孩子小，没有力量发葬。你们先把我柩放在窑里，等孩子们长大了再下葬吧！”家里人遵从了老人的意思，就先把张爷爷的棺木柩放在磨房旁的一孔窑洞里。后来这孔窑洞被村小学征用了，村里出了一笔丧葬费，买了油漆，把张爷爷柩放的棺材油漆了一下，雇人把张爷爷安葬了。

母亲小时候不仅学习成绩好，画画也好，当时母亲已经上了中学，安葬张爷爷时专门请假回来，把张爷爷的棺材四面画上了仙鹤、五彩祥云等，这些图案画得栩栩如生，人人赞称。张爷爷自此才入土为安。

    姥爷被日寇抓走险些丧命

前面说过，我的太姥爷是个身强力壮的英武的庄稼汉，我的姥爷却长得瘦弱低矮，胆子也小，一点不像太姥爷。日寇占领垣曲后，姥爷舅舅家的一个表弟加入了北山抗日游击队，这年夏天，表弟在一次战斗中不幸牺牲。消息传来，族中人都很悲痛，又不敢去奔丧。这天晚上，族中的七八个成年男人围坐在姥爷家的窑洞中长吁短叹，咒骂日寇，哀悼亡灵。正在这时，一队日本兵突然包围了山庄，冲进家里来搜查中国兵。几个人看见端着刺刀的日本兵，吓得胆颤心惊，面无人色。

日军看到几个成年男人围坐在一起，像是在开会，就怀疑他们中有抗日军人。当时日军占领垣曲时间不长，一个日本兵操着生硬的中国话问他们中有没有中国兵，姥爷和隔壁的大堂哥也就是母亲的大伯大着胆子说“没有没有”。日本兵又问：“实在有没有？”但由于话音生硬，姥爷他们又是第一次见日本兵，就把这句追问听成了“柿柴有没有”，他们还以为日本兵下来抢柴火，问有没有柿树柴，赶忙点头答应道：“柿柴有，柿柴有。”日本兵一听，就把答话的姥爷和隔壁的大堂哥两个人抓走了，其他几个不敢答话的人没有被抓。

日本人搜查了后洼后，又到峪子村抓走了20多个青壮年，先是灌水上压杆等刑罚审问，审不出结果，又把这20多人绑在县城戏台下的大广场，一人绑一个木桩，围成一大圈，让他们在夏天的毒太阳底下曝晒。曝晒中间，日本兵还拿他们练刺刀寻开心，吓唬中国人，企图得到一些情报。姥爷胆子小，看到日本兵的刀刺过来，就吓得不断惨叫，他越叫，日本兵就越刺。最后身上的衣服都被挑破了，人也吓得半死，身体却并没有受重伤。

姥爷和村里的20多个乡亲被绑在木桩上整整晒了五六天，也不给吃喝。本来日寇是想把这些人活活晒死，碰巧姥爷本村有一个热心的亲戚常年在县城做买卖，和日本人混熟了，他买通日本人，每天提着一罐汤饭去给这20多个本村乡亲送三次饭。因为人多饭少，一个人只能喂三勺，一圈喂下来，一罐饭就喂完了。就这样整整喂了五六天，才保住了这20多位乡亲的性命。五六天后，日寇看这些人还没有死，就把他们押送到山上去修工事。

姥爷在山上修了几天工事，看到没有释放他们的意思，很害怕被日寇整死在工地上，就想找机会逃跑。一天，姥爷看到附近没有日本兵看守，就对身边的大堂哥说：“咱们跑吧。”大堂哥不敢跑，怕被日本兵发现开枪打死。姥爷想不跑也是死，还不如跑，于是就偷跑下山。幸好没有被日本兵发现，姥爷跑了几十里山路，总算活着跑回了家。

回到家后，姥爷不敢露面，就藏进了外面一处养牛的院落里。这个院里的一孔窑洞后面有一个很大的地窖，是专门用来藏粮食的。地窖上面盖着草料，从来没有被下乡抢劫的日寇发现过。这里离家稍远，直线距离虽然只有二三百米，却要上一道坡再下一道坡。姥爷在这个地窖中整整躲藏了一个多月，每天吃饭都由家里人做好送来。一个多月后，看到日本兵没有前来追查，姥爷才敢出来。姥爷的大堂哥过了几个月修完工事才被放回。死里逃生的堂哥回来后，对姥爷非常赞赏，他对家里人说，别看姥爷平时胆子小，遇到大事很有主见，逃跑的时候比谁的胆子都大都机灵。

1946年，母亲的这个大伯在解放战争中参加了解放军，南征北战将近十年，在部队入了党，当了班长，直到1955年才光荣复员回乡，是这个山庄唯一参加过解放战争见过大世面的老军人。复员回乡后，当了几十年生产队的政治队长。他一有空就给大家讲他参加过的战斗，我小时候也听过不少，因年代久远记不真切了。

姥爷解放后成了村里的积极分子，并当了生产队队长。扫盲运动中，他和聪慧的姥姥都学会不少字，能读书看报算账，算是脱了盲。特别是姥姥，识字特别多，心算也快，看戏听书一遍就能记个八九不离十，过后说起总是有声有色，栩栩如生，还会不少唱腔。我小时候就出生在姥姥家，跟着在村里教书的母亲在姥姥家长到五六岁，我的文化启蒙受姥姥影响很大，姥姥讲的故事至今仍有印象。

我二舅长大成人后，和当年急公好义的太姥爷颇有点像，初中毕业后，适逢文化大革命爆发，学校停课闹革命，二舅无学可上，便回乡务农。二舅上学时成绩非常出众，是全校有名的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回乡务农后，庄稼活也特别出众，提耧耙种样样精通，是村里有名的好后生。村委领导考虑到姥爷年事已高，就让有文化人品又好，各方面能力都很强的二舅当了生产队长，姥爷退下当了生产队保管，母亲的那个大伯仍然是政治队长。

姥爷当生产队长时，把集体的事看得比家里的事还重，一心为公，从来不沾集体一点便宜，赢得了村委和群众的信任。不然村委和群众绝对不会让儿子当队长父亲当保管的。

母亲经常唠叨的事情还有很多，今天先记到这里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