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老师走了，我们一下来了两位老师，开始分科教学。其实只分出了一科：数学。
数学老师姓杜，五十岁上下，国字脸上顶着一个大大红红的酒糟鼻。
他爱喝酒，逢喝必醉，逢醉必睡，睡不择地。
所以我们的数学课有时不上，如果上课他人还没有来，派两三个男生去山上找，一般可以找到，但也只是找到而已。他已在麦地里，或草丛边熟睡。
他的课堂总是愉快的，一定程度上我们都很期盼，虽然我的数学从此下滑，但其实滑与不滑都没有意义，因为滑下去了就滑下去了，也没有任何办法补救，所以知道和不知道在本质上没有价值。
我们为什么期盼呢？因为他的课堂风格奇特，有时会把我们带到山上去上课，也就是围着山巡视一圈回来，基本就下课了。而今回忆，他上课的内容一点也想不起来，倒是全班在他的带领下去巡山触目所见的景致还记忆犹新。
我们一群人，站在方圆十里最高的山顶上，不时指点远处的房舍农人、炊烟晚霞，听几声稀稀落落的鸡鸣和太吠，作一些一本正经煞有介事的评论。那种意态，颇具书生意气的气度，颇有指点江山的豪情。一腔少年心事跟随云卷云舒，满怀壮志豪情游走千山万水。这样的教育方法，与苏霍姆林斯基所提及的自然教育竞不谋而合。
杜老师是自由的，他的自由颇像阮籍式的放浪形骸。也许他是率性所为，也许是壮志未酬而白发丛生，我们也没有问过，也不可能再问及。但总之，他濡染我的是一种自由的生命形态。
这样的濡染，叫不叫如坐春风？
这样的教育，算不算夏雨雨人？
我想这是幸运的，儿时的教育保存了一颗完整的童心，被引进了阅读的殿堂，还沐浴着自由的春风。
刚好在恰当的年龄，留有恰当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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