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德宗光绪二十年（1894），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败于日本。光绪二十一年（1895）二月二十四日，李鸿章同日本首相伊藤博文、外务大臣陆奥宗光等在马关春帆楼开始谈判。三月二十三日，李鸿章被迫在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上签字。四月十四日，中日双方在烟台互换批准书，《马关条约》生效。

十天以后，四月二十四日，光绪乙未科科举考试的殿试在紫禁城保和殿举行，共有282名贡士参加。策试的题目为：兵所以威天下，亦所以安天下，然非勤加训练，则无以制胜……四月二十五日，在太和殿传胪，钦赐四川资州直隶州人骆成骧为一甲第一名进士及第，即状元。

传闻此科状元原定并非骆成骧，因其策对文中有“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之语，光绪皇帝阅卷时特地圈下这八个字，并拔置为第一名。亲政不久的光绪皇帝痛感甲午战争的失败，“欲于临轩求人才，故留心搜罗”，凡在强国富民大事上陈辞慷慨有策略者，多拔置前列。骆成骧的策对文既针对时弊提出了整军练兵、惩治贪官、厉行节俭、兴修水利等“自强之计”，又表达了他的忠心，“言词异切，文句恳诚，辨理精微”，得到了光绪皇帝的充分肯定。

骆成骧也由此成为了清代四川唯一的状元。《旧典备征•卷四•各省状元人数》对此记载到，“本朝自顺治丙戌至光绪甲辰，凡殿试一百十二科，各省人擢大魁者分志如左……四川一人：资州骆成骧（光绪乙未）。”

那么骆成骧究竟是自第几拔置第一的呢？参阅相关史料书籍记载，发现有多种说法，特记载于下以飨读者。

第一，自第十拔置第一。

其一，民国时期徐珂创作的清代掌故遗闻汇编《清稗类钞•帝德类》记载为，“光绪乙未殿试，德宗念国步多艰，思得气节之士而用之，四川骆成骧名在第十，见其卷中有“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二语，大赏之，拔置第一。”

其二，曾任光绪帝起居注官十九年的恽毓鼎在《崇陵传信录》中记载为，“乙未殿试，上念国步多艰，思得气节知士而用之。四川骆成骧名在第十，上见其卷中有‘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二语，大赏之，拔置第一。”

另外，恽毓鼎在其《澄斋日记》写道，“骆成骧光绪乙未科廷对，以‘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二语，受知先帝，由第十名拔置大魁，以忠义期许甚至。”

第二，自第九拔置第一。

其一，清代夏仁虎的《旧京琐记•卷六•考试》记载为，“乙未会试，四川骆成骧殿撰，首用‘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之语，扫除向来颂扬忌讳积习，阅卷大臣传观称叹，然不敢置鼎甲。进呈时列之第九，德宗独喜其忠愤抗直，拔之第一，异数也。”

其二，刘体信在其《苌楚斋续笔•第2部分•四川会馆扶鸾》记载到，“光绪乙未会试后，京师四川会馆扶鸾言，状元必在川省。时赵寅臣太守亮熙之子□□太史曾琦，以工卷策冠一时，闻之窃喜，自谓川省若得榜首，舍我其谁。同人意亦谓然，必膺是选。及揭晓，乃四川资州骆公骕学使成骧。并不工书法，以三甲自居。因殿试卷策文中，引用殷忧启圣，主忧臣辱等语，大为德宗景皇帝所特赏，由第九拔置第一。命由天定，洵非人意料所及。”

第三，自第七拔置第一。

现代教育家、语言文字学家马叙伦的《石屋续渖•清代试士琐记》记载为，“是科，德宗以骆成骧卷有‘君忧臣辱、君辱臣死’之语，密密圈之，自第七拔置第一。”

第四，自第四拔置第一。

其一，《清稗类钞•考试类》记载为，“光绪己丑，阅卷大臣为李鸿藻、翁同龢。翁得费念慈卷，欲以状元畀之。商诸李，李已得张孝谦卷，坚持不可易，翁争不已。乃两置之，改为张建勋、李盛铎是也。进呈后多照原拟，亦间有更动者，如乙未之萧荣爵拟状元，骆成骧拟传胪。进呈后，德宗见骆卷起语：‘臣闻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时方新败于日本，德宗大感动，乃以骆魁天下，改萧为第四。”

其二，清末民初罗惇曧在其编撰的《宾退随笔•朝鲜纪恩碑•记部曹》记载到，“进呈后，多照原拟，亦间有更动者，如光绪乙未，萧荣爵拟状元，骆成骧拟传胪，进呈后，德宗见骆卷起语‘臣闻殷忧所以启圣，多难所以兴邦’。时方新败于日本，德宗大感动，乃以骆魁天下，而萧改第四是也。”

第五，自第三拔置第一。

现代著作《赵炳麟传》记载为，“当时光绪帝看到四川人骆成骧策论中‘君忧臣辱，君辱臣死’之句，想到甲午战争的惨败，此语触中皇帝痛处，遂将其从第三名拔置为状元，喻长霖以第十改置第二为榜眼。”

从以上记载不难看出，虽然骆成骧是拔置为第一的说法较多，但都出于野史，不是正史记载。

《清实录光绪朝实录》对骆成骧中进士的记载为，“光绪二十一年乙未四月丙寅……上御太和殿传胪。授一甲三人，骆成骧为翰林院修撰，喻长霖、王龙文为编修，赐进士及第。二甲萧荣爵等一百人，赐进士出身。三甲文同书等一百七十九人，赐同进士出身。”“光绪二十一年乙未五月……引见新科进士。得旨，一甲三名。骆成骧、喻长霖、王龙文，业经授职。”《清史稿》记载为，“二十一年乙未夏四月丙寅，赐骆成骧等二百八十二人进士及第出身有差。”

骆成骧中状元后，按惯例授翰林院修撰，先后任贵州和广西乡试主考官，山西提学使等职。《清实录光绪朝实录》记载到，“光绪二十四年戊戌夏四月……引见乙未科散馆及补行散馆人员。得旨，修撰张謇、骆成骧，编修王龙文、喻长霖，业经授职。”“光绪二十六年庚子五月……修撰骆成骧为贵州乡试正考官。编修田智枚为副考官。”“光绪二十九年癸卯闰五月……修撰骆成骧为广西乡试正考官。河南道监察御史钱能训为副考官。”《清实录宣统朝政纪》记载为，“以翰林院修撰骆成骧为山西提学使。”

终其一生，骆成骧一辈子都同教育打交道，梁启超谓其“状元公教书有瘾”。他同光绪年间的其他状元一样，“然亦终不得大用”，并未得到朝廷的真正重用。《旧京琐记》对此感慨道，“光绪一朝，所取状元皆不得意。陈冕早逝。黄思永以无罪陷狱，昭雪后亦不得大用。赵以冏、刘福姚、骆成骧皆偃蹇终身，并不得开坊晋一阶。夏同龢、刘春霖、王寿彭皆俯首入学堂而充生徒。夏复游学东洋，毕业亦竟不用。张建勋、吴鲁得外放提学使已为多幸，然与捐纳之候补道其升途正相似耳。唯张謇以经营实业起家，以视先代鼎甲由清贵而直跻清要，盖不可以道里计。殆科举将废之先兆欤？”《国闻备乘》也有同感，“近岁十一科殿撰陈冕早卒，黄思永由狱中赦出。久之乃还原官。赵以炯、刘福姚、骆成骧皆困踬不起。后进若刘春霖、王寿彭入进士馆，屈伏充生徒。张建勋、吴鲁稍通声气，同时简放学使，又投之吉、黑。夏同龢游学东瀛，三年毕业归，自循其发已割辫，改易西装，妻孥相对悲咤。唯张謇以经商致富，人皆艳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