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历史上，从后宫走向前朝，由依附于人的皇帝妃嫔到临朝听政的女政治家，这样的女子并不在少数。
但是，能够历经六朝，起起伏伏，前后三次执掌皇权的传奇女子，却只有这么一位，她就是晋康帝司马岳的皇后，褚蒜子。
坐在这万人之上的荣耀宝座上，看似风光无限，可到底是幸运还是悲惨呢，只有她自己心里最清楚。
命运沉浮，身不由己，有苦难言，但求心安。
褚蒜子，河南阳翟(今河南禹州)人，祖辈世代为官，是东汉以来的名门望族，祖父曾任武昌太守，父亲褚裒，官至卫将军、徐衮二州刺史，死后追赠侍中、太傅，封爵都乡亭侯。
天生丽质、貌美如花的褚蒜子，出生在这样一个官宦家庭里，自幼便受到良好的文化熏陶，因此，无论是学识谈吐，还是眼光气度，她都要超于寻常人家的小女孩。
晋成帝司马衍听说了褚蒜子的名声，就把这个十余岁的小姑娘选进宫中，做了弟弟琅琊王司马岳的妃子。
咸康八年（公元342年），成帝去世，谁也没想到，他在临死前，竟意外地将皇位传给了弟弟司马岳，即为后来的晋康帝。
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康帝立褚蒜子为皇后，并封其母谢氏为寻阳乡君，这一年，她才19岁。
幸福来得太过容易，也许，未必是件好事。
建元元年（公元343年）九月，褚蒜子为晋康帝生下了皇子司马聃。
建元二年（公元344年）九月，晋康帝去世，由年仅两岁的司马聃即位，是为晋穆帝。
刚刚做了两年多皇后的褚蒜子，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居然这么快就成了寡妇，年纪轻轻地就被晋升为了皇太后，接下来将要独自照顾年幼的孩子，面对朝堂上的血雨腥风。
由于当时穆帝年幼，实在无法执掌国政，领司徒蔡谟等人遂上奏说：
“嗣位的皇帝自幼聪明过人，继承皇位，天下归心，万民仰赖。
太后陛下为妇道规范，女中楷模，超过文王之妃太姒。昔日涂山氏使夏禹业绩光耀，简狄使殷祖兴隆，由于这些明哲的后妃，才使大业长久兴盛。
我想太后陛下德操可比舜之二妃，仁善胜过文王之后，临朝摄政，可使天下安宁。
当今社稷危急，万民系命，臣等惶恐，一日万机之事，国家命运所期，天意所归，都在太后身上，不是冲淡谦让的时候。
汉代和熹、顺烈二后，也曾临朝摄政，近世明穆皇后摄政的事，都是前规先例。臣等不胜惶恐，谨伏地上请。
望陛下上顺祖宗之意，下念臣吏之愿，推公心，弘治道，以协和天人，则万国庆幸，百姓更生。”
褚蒜子随即下诏说：
“皇帝幼小，当赖群公卿士扶持匡救，以报答先帝礼遇贤人之意，而且是先帝旧德泽于后世，先帝之命未曾掩息，祖宗的事业可以继承，皇帝只是正位于宫中而已。
然臣下所奏恳切周到，体现于奏书的字里行间，捧读未完，又悲又惧。想到先后如此谦恭自抑，只想顺从妇道，所以不拒绝群臣请求而临朝摄政，本是为国家考虑。
我岂敢只固守住年幼无知的幼主，而违背先贤的意愿，即敬从群臣所奏。”
然后，褚蒜子便开始临朝听政，太常殷融提议，依照郑玄释义，褚太后的父亲卫将军褚裒，在宫廷则行臣礼，褚太后回家时则行家人礼。
她却坚持详细查明典章后，再做定夺，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也不肯纵容家族妄自尊大。
征西将军庾翼、南中郎将谢尚认为，父在一家最尊，君在天下最重，郑玄的释义合乎情理。
褚蒜子听过他们的意见后，才放下了心来，遵照此规定行事，此后，她的父亲褚裒，也很受大臣们的敬重。
升平元年（公元357年）正月，晋穆帝已十五岁，觉得儿子可以独自处理政务了，褚蒜子就下诏说：
“昔日遭受不幸，皇帝尚在幼年，皇权微弱，虚居其位。百官卿士都遵前朝之例，劝我摄政。
为了社稷之重，遵守先代成规，勉力听从众议，不敢固守己见。仰凭祖宗保佑，俯仗群臣护养，皇帝已成年加冠，礼制已成，德望已备，应当南面亲政，治理万国，今归还政事，一切遵照旧典。”
随后，褚蒜子退居崇德宫，亲手写下诏书对群臣说：
“昔日因皇帝年幼，又频遭艰难，含忧多年，内心沉痛。
司徒为有尊位重德的亲近大臣，能训诫拯救弊端，王室得以不坏，实凭借诸公之力，皇帝已行加冠之礼，而四海未能统一，五胡叛逆，豺狼当道，耗费日增，徭役不止，百姓困苦。
愿诸位君子思量筹谋，努力一心，辅助幼主，匡救往日不足，我将永归别宫，以终晚年。仰思家事国事，故以此抒怀并相托。”
可见，此时的褚蒜子，根本无心贪恋皇权，还政于儿子之后，只是希望君臣齐心，一统天下，振兴国家，造福百姓。
而她自己，渴望的是远离复杂的政治漩涡，过着清心寡欲的生活，在对亡夫的思念之中，了此余生。
可惜，天不遂人愿，厄运再次降临在她身上，令她在遭受了失夫之殇后，又迎来了丧子之痛。
升平五年（公元361年）五月，年仅19岁的穆帝，因病早逝，褚蒜子本想安享晚年，却毫无预兆地承受起了白发人送黑发人的痛苦。
因穆帝死后无子，便由晋成帝的长子琅玡王司马丕即位，是为晋哀帝。
孰料，哀帝是个极不靠谱的皇帝，他对政事一点都不感兴趣，反而迷信方士，喜欢修仙，成天不吃饭，只吃金石药饵。
所以，本是施展抱负的大好年纪，他却无奈病倒在床，拖了一年，仍不见好转。大臣们看不过去，只好再次请出褚蒜子，临朝摄政。
兴宁三年（公元365年），哀帝到底还是把自己给玩死了，他也没有子嗣留下，褚蒜子便立哀帝之弟琅玡王司马奕为帝，由她继续执掌朝政。
咸安元年（公元371年）十一月，桓温亲自赶赴建康，暗示褚蒜子，请求废司马奕为东海王，改立丞相司马昱为帝。
当时，褚太后正在佛屋烧香，侍臣报告说：“外有紧急奏章。”
待她出来，把奏章大概看了几行，就说道：“我本来就猜疑会发生这样的事。”
将奏章读了一半后，就停下来，在上面批复道：“我遭此百忧，感念生者与死者，心如刀割。”
纵有万般不甘，如今丈夫儿子都已不在人世，自己又没有权欲和野心，更不愿大封外戚，祸害后世，所以，即使心有怨言，她也只能勉强同意了。
其实，桓温起初起草诏书时，也是忐忑难安，担心褚蒜子会有异议，现在，看见批复，自然是喜不自胜。
就这样，司马奕被迫下台，司马昱即位，为晋简文帝。褚蒜子也随之下野，无须操劳政事了，她被尊为崇德太后，移居崇德宫。
咸安二年（公元372年），皇位还未坐热的简文帝，再一次早早下线了，太子司马曜即位，为晋孝武帝。
因为孝武帝年幼，霸道的桓温也去世了，所以，群臣们又想起了褚蒜子，上奏恳请她继续临朝听政。
太元元年（公元376年），孝武帝已然长大成人，褚蒜子便一如往昔，毫无留恋地还政于他，过回自己的清静日子，被复称为崇德太后。
太元九年（公元384年）六月初一，褚蒜子在显阳殿去世，终年六十一岁。由于孝武帝与褚太后为叔嫂关系，因此，关于如何服丧的问题，朝臣议论不休。
太学博士徐藻提议说：
“侍父侍君都应该做到敬。《礼记》上说：‘夫妻丧礼，丈夫按父亲丧制，则妻子按母亲丧制，’那么丈夫按君礼，妻子应按后礼。为太后服齐丧，是母亲的丧制。
鲁人讥讽违礼的祭祀，是表明对尊者之尊。今皇帝亲自奉祀康帝、穆帝、哀帝及靖后，尊重如同亲生，怎么可以尊敬为君，而丧服按本亲呢？应该行齐衰丧礼，服丧一年。”
最后，孝武帝听从了这个意见，七月二十八日，将褚蒜子安葬于崇平陵。
对褚蒜子而言，真可谓，皇帝更迭如流水，我若磐石稳不移，权利于我何所宜，夫亡子逝几重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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