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志清

要理解本章，首先要分清“上德”和“下德”的区别，“无为”和“有为”的区别。“上德”和“下德”并不是程度上的区别，而是性质不同，来源不同。老子讲的“上德”是指因道而生的德，“孔徳之容，惟道是从。”与道是有无相生的关系，道是无形的势，而德则是此势在具体事物中具体的体现，也就是现实社会中合道的法律规范，规章制度，公序良俗，合同契约等符合双方或多方共同利益的制约条款，道和德与事物有各不相同的关系和作用，“道生之，德畜之”。道是组成事物各方面平等的对立统一产生的共同利益之势，而任何事物的产生是因为有了共同利益的需求，也就是说有了使用价值，才会有人去生产，生产了才会有交换价值，例如，镰刀的产生是因为人们用连根拔起的方式收获谷物又累又慢，才产生了要一种既轻便又好握，而且锋利的工具的需求。这样，镰刀是共同利益之势的需求。而既轻便又好握，而且锋利就是体现道的德，既规范，符合了这个规范就达到到了道的需求。没有道的需求，德无从谈起，例如现在收割不用镰刀而用联合收割机了，关于镰刀规范的德也失效了，同样，没有德的规范，道也无法显现落实，这就是道和德的有无相生关系。德是事物中各方共同利益之势的产物，势对各方的约束行为是由德来显现的。又例如在一个国家，组成国家各群体的共同利益之势的德则以合于道的法律规范的方式显现出来；一个企业内部，各方共同利益之势的德则是以规章制度方式显现出来；一个社会，各方共同利益之势的德则是以公序良俗的方式显现出来。例如：当我们走进一个大会现场，此时的共同利益之势就是与会各方要完整清晰地相互交流，所以此时的徳是安静、卫生、认真等各项会场秩序，如果大家都以德而行，就可以达到此时的共同利益之道，反之，如果大家不遵守会场秩序，交头结耳，手机声此起彼伏，吸烟吐痰……，这个会议的完善清晰地相互交流的共同利益之道能达到吗？会议因共同利益之道而生，由德而成，这就是：“道生之，德畜之。”“畜”是规范管理的意思。可见，老子说的“上德”是与具体事物有直接关系，是在组成事物各方的相互影响、作用、制约的对立统一中产生的，和道一样无时不在，无处不在，随着事物的变化而变化，随着事物不同发展阶段而变化。“上德”是人的行为规范，是由许许多多不允许的制约规范出来的一块区域，例如对于一个人的社会规范是由：不许杀人放火，不许抢劫偷盗，不许卖淫嫖娼等法律和不许违反企业规章制度，不许违背社会公序良俗等诸多不许所围成的一个法不禁止的区域，在这个区域内活动就是遵德，就是社会正能量，活动能量越大对共同利益之道越有利，出了这个区域违反了哪个不允许都是不德，你活动量越大对共同利益之道伤害越大，是负能量。所以老子所说的德与人们平常认为的仁义道德礼教并不是一回事，这个德有对各种违背共同利益的制约，而不能成为人们升官的阶梯和敲门砖，也不能以此去炫耀，去高人一等。老子的德和历史上法家宣传的法制也完全不同，因为法家的法的目的是为统治者利益服务的，首先服从社会上的统治者及其强势群体的利益，甚至损伤弱势群体的利益，为利用“国家利器”镇压民众的各种方式的不满和反抗提供法律依据。这样的法律通常有两部分内容，一部分符合共同利益之道，有保持弱者利益和谐稳定社会的意义，而另一部分则以保护统治者权威为主，并不会受其他群体有效制约的条款。这样，执行法律时就必然会产生在法律面前不能人人平等的因人而异的结局，一方面在执法过程中，产生衙门口八字开，有理没钱莫进来的弱势民众有冤无处诉的结果，助长推进社会上持强凌弱，攀附权贵，追名逐利的风气成为主流意识，所谓出人头地就是拥有受到荫庇，不受法律制裁特权的含意在里面；另一方面，执法人因人而异，这就有了民众口中的清官、贪官、昏官的区别，同一个案子不同官员审理结果会大相径庭，这就是几千来民众的清官情结，为了满足人们的心理愿望企盼塑造了如包公等清官的形象。正因为历代法律规范的这种与社会共同利益之道不符，甚至矛盾的状况，因为法律规范成为历代权势都可以随意解释应用的玩物的状况，才使社会各群体的人们都对法律规范不以为然，强权者无畏惧感，而视之为无物，我行我素；弱势者得不到保护，甚至反而受害，无亲近感，只有畏惧感。总之所有人对法律规范都有异己感，而没有共同利益之德的感觉，也就使人们都漠然置之，甚至唯恐避之不及，称动用法律为摊上官司，十分不光彩。正是这种人们不认识理解老子所讲的真正的道德，不依道遵徳，不但不讲，反而极力掩盖避开社会各群体的阴和阳，权利与义务的相对平衡关系只空谈与实际事物脱勾，并无约束作用的仁义道德才造成了人们思想意识的混乱，才促成了社会的失序混乱。

而老子本章所说的“下德”的仁义道德的产生却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的具体事物的共同利益之道没有直接关系，与先于天地的道相比，与几百万年人类群居形成的圈子道德的公序良俗的德相比历史也极短。历代早期人类上层意识主要生活在对自然界的敬畏无知产生的占卜观星象中，随着人类交往的增加，生产力的提高，行政管理机构的分工产生以后，夏商周统治者逐渐认识到人与人之间交往作用更现实直观，作用更大，所以在占卜观星象的同时，而一手扶持和推广仁义道德礼仪教化的雏型的思想和行为规范，这是为了巩固统治者的等级特权和垄断思想便于控制上下级官员而促成的，这是一套由各王朝帝王逐渐增加完善的仁义道德礼仪教化行使的从思想到衣食住行等行为规范的体系，是以建立和维护王权统治和等级特权为目的，是以龟板、骨头、青铜鼎等器具为载体用文字传播的，规范以社会统治群体为主的。这就是孔子所说的“克已复礼”的来源。也可以说，仁义道德的核心并不是孔子首先发明的，孔子只是当群雄割剧，民不聊生，这些统治者所制定的仁义道德礼仪教化在那些权力不受制约的诸侯王面前早已经失去制约作用，成为了霸权争夺的工具，用孔子的话就是礼崩乐坏。此时的孔子为了社会的安定和民众的利益，试图用其整理出的历代事件教训和道德礼教去游说各国君王约束自己的行为，克已复礼。当他四处碰壁不得志时，转而向社会中上层为主开始比较系统地传播仁义道德礼仪教化的思想观念，从而形式一种文化氛围去直接或间接影响和制约上中层为主的群体。孔子成为将只供君主大臣群体垄断的道德礼教文化向社会传播的开拓者，并为社会中上层文化精英和统治者相互利用提供了“学而优则仕”基础和通道。由于后世帝王为了自己统治的长治久安对孔孟之道的拔高利用，使人们一提起道德，马上就会联想到孔子的仁义道德。后世的封建统治者为了利用一些社会文化精英为自己服务，把当初孔子为了和谐社会和仁爱民众，要人们克制贪念回复道德礼教，已所不欲勿施于人的孔孟之道成为人们夺取功名，出人头弟占有“千钟粟”“黄金屋”“颜加玉”的工具和敲门砖，使相当一些人可以终身以此为生，但这些人同时也完全可以和春秋战国时期各路诸侯一样不受其制约，所以有些饱学之士就像民众所说“满口仁义道德，满肚子男盗女娼。”，这样的矛盾现象和孔孟传播仁义道德礼仪教化大相径庭，完全是统治者对孔孟仁义道德的歪曲利用。而老子本章中所指的仁义道德是统治者所主张宣扬的，和孔子无关，因为此时孔子的社会影响力还远远不足以引起社会普通重视。

再说“无为”和“有以为”，“无为”就是不违背共同利益之道的阴阳相合，也就是权利和义务相对平衡的自然规律，而“有以为”就是承认等级特权，违背道的权利与义务相对平衡的自然规律，利用某些强势特权去不尽或少尽义务而多占有权利，从而侵害弱势者的利益的行为。

现代人们想搞清楚“上德”和“下德”之间的区别和关系有一个人或者说两个人是绕不过去的，就是孔子和孔孟之道。这也是为什么几千年来文化社会中往往忽视共同利益之上德，而专注于上层统治者宣传推崇的仁义道德礼仪的下徳的问题？客观实际中，老子认为的道的“上德”比仁义道德的“下德”包括范围要广的多，历史要远的多。道的范围包括世间万物，整个世界人类的生存发展都离不开共同利益之道，也离不开与道有无相生的徳的显现，也就是合于道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公序良俗。世界历史上相互隔绝的各国在历史进程几乎相同，产生的历史不同发展阶段的国家形式，法律规范几乎大同小异，这充分说明老子的共同利益之道是人类通用和唯一的。而不同国家地区的宗教文化信仰又有多少呢？他们之间表面上看差异很大，但也有其共性，绝大多数宗教信仰都是在宣扬社会交往范围中的共性，而约束人们的不利于社会交往的极端个性。实际上是从另一角度来助推人类社会交往各方对立统一产生的共同利益之道。那么，够明确接受仁义道德礼教的范围又有多大呢？不要说全人类，既使是在我国历史上，那些占人口绝大多数的目不识丁，居住分散的广大的社会根基处的民众，那些通过每日辛劳供养整个社会的民众，在几千年里，谁组织过他们，谁给他们认真讲解传授过仁义道德礼教呢？那些管理他们的父母官们又有多少是仁义道德礼教的表率呢？反而是将虚伪、狡黠、贪婪、智巧的投机风气和个人功利主义价值观逐渐污染了一些基层民众，使基层民众纯朴的相互制约的共同利益，公序良俗受到干扰；虽然大多数民众是对仁义道德礼仪教化不甚了了的庶人，但民众们必定会在一定程度上了解与自己相关的法律规范，规章制度，尤其是了解自己时刻生活其中的相互制约的公序良俗，并且时时处处自觉不自觉地在践行着。这种社会上层文化和社会根基处民众的认识差别是有其深刻的历史根源的，真正的孔孟之道和统治者所推崇利用的孔孟之道是有很大区别的，统治者侧重于推崇忠孝节义，三纲五常的等级观念，倾向于维护统治者的利益；而真实全面的孔孟之道则侧重于压制个人贪欲的个人休养，维持社会的稳定和秩序的整体和谐。因为与当时生产力发展阶段相适应的农耕社会自给自足的小农生产方式阶段，绝大多数人们都生活在一个个相互独立的圈子内，主要依靠圈子内道德规范在以自治为主地生活，所以可以执行社会职能的政权都来自于用武装暴力夺得的王朝家天下，广大基层民众无力也无意主动制约强势的统治者，更无力阻止社会上层对权力的争夺，在这种情况下维护统治者的嫡子正统传承和等级制度权威是唯一的站在文化领域的减少社会各群体对政权争夺战乱的方法，在一定程度上符合当时社会各群体的上层社会治理的共同利益之道，所以孔子当时关于等级礼仪的推崇是必然的。而与上层社会治理不同的是，在当时社会根基处的生产活动中，人与自然物质的交往和劳动者相互之间交往中存在平等的相互制约的对立统一关系，所以可以产生老子所说的可以制约各方的共同利益之势，因此才可以通过圈子道德自治基本维持人们低水平的生存。这样社会上下层的对立统一关系就形成了，下层向上层提供生活物质，兵源，劳役，而上层调节各个相互独立的圈子之间和圈子内重大的矛盾，维持社会秩序，执行保卫疆土，兴建公共工程建设维护等等公共职能。但是由于地位差异不平等关系就形成了，无法产生直接主动的相互制约，所以也就不可能产生完整的社会共同利益之道，为统治者不受制约的违背权利和义务相对平衡自然规律侵害民众利益留下了发展余地，而且在当时甚至是必然的。在这种情况下孔孟之道中维护社会整体利益的“和而不同”“仁者爱仁”“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吾日三省吾身”“有教无类”等等强调维护社会共同利益的自我修养，自我约束就成为当时从文化层面唯一减轻民众压力维护上层社会相对稳定的方法，这就和社会底层老子所讲的平等的相互制约产生的圈子道德自治相辅相成构成了封建王朝时期的现实的社会治理方式。在返个社会，老子是以对立统一自然规律为基础指明了共同利益之势对万物的横向作用，以上德的通过法律法规，规章制定，公序良俗的侧重于制约的方法去影响、作用、制约社会活动；而孔子是在当时历史发展阶段的现实基础上，从上向下纵向的通过仁义道德礼教文化意识，以侧重于支持鼓励个人道德休养积极参与的方法去影响、作用、制约社会活动。两者以不同的方式维护社会各群体的共同利益。将孔孟之道回归到当时的历史客观环境中，使统治者所为了自己统治而片面推崇利用的孔孟之道回归全面的孔孟本意之道，才会真正认识我们的不同的历史瑰宝。

老子本章的目的就是要区分与道共生的有制约作用的被人们忽视而隐性之“上德”和与道不同的被统治者极力推崇的显性之仁义道德的“下德”，告诉人们如何分辨取舍。

上德不显露仁义道德，是与道共生之德，而下徳显性仁义道德，但不是与道共生之徳。“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徳是以无徳。”。

上德是由组成事物的各方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由相互制约而产生的，是权利与义务相对平衡的，是限制特权自私行为的行为规范，是言行一致的。所以“上德无为而无以为”；而下德虽然也口口声声是为民为国的道德，但由于他们的道德并非实际事物中相互制约产生，也不受权利和义务相对平衡自然规律的制约，是建立在维护等级特权基础之上的，所以可以名正言顺地在讲为民仁义道德的同时占有特权私利。这就是“下德无为而有以为。”。

“上仁”也是不以权利和义务相对平衡的自然规律为基础的，反之，是以维护等级特权为前提的，是只浮在社会上层书斋和文章中，与社会现实事物并无必然联系的，实施不实施并无限制和标准，因人而异的，“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也就是说因为不受制约的仁可以停留在口头上，在贪欲下无法落实实施，尤其是拥有特权的既得利益群体，更是只说不作。

“上义”则把等级特权圈子化，在圈子内讲义气是为了谋求实际的相帮得利，例如水浒传中的梁山好汉，对内讲求义气，对外可以滥杀无辜，闹江州劫法场，李逵双板斧开道，多少无辜民众丧命，造成多少家庭悲剧，但他被称为是侠义英雄，所以“上义为之而有以为。”

“上礼”是当仁义道德并起不到维护统治群体内部和社会团结稳定时，索性把套在统治头上的仁义道德限制伪造撕下来扔弃，以实际的权力等级取代虚假的仁义道德，通过强势权力丢开维护共同利益之道的权利与义务相对平衡客观自然规律，强行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并规定了不同等级的人在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方方面面的不同享受的等级权利，通过严酷立法严惩僭越者，借以维护等级特权的威严，“上礼为之而莫之以应，则攘臂而扔之。”。这个过程就是区别于孔孟之道的统治者版的仁义道德礼仪教化。

可见，统治者在脱离了社会各群体在平等基础之上相互制约对立统一产生的共同利益之道后，只能用空泛无根的“下德”来掩饰自己的特权和蒙骗麻痹民众社会“故失道而后德”；当“下德”也被人们识破其虚伪性后，又用泛泛地空谈与实际事物无必然联系的“仁”来企图减少弱化相互之间的争权夺利引起的混乱失序，“失德而后仁”；当大淡“仁”也无济于事之后，又用可以在不同强势圈子内共享一定程度的特权的“义”来拢络人心为核心人物卖命，以减少一些内部权利争斗，“失仁而后义”；当“义”也挡不住对圈子内部对特权的追逐争斗之后，干脆就用强权的手段以“礼”的方式把等级特权固定下来，权大一级压死人，不容置疑，这里没有权利和义务的相对平等，只有不容僭越，也无理可讲。在这个礼也就是等级特权面前，人们是无法实事求是和诚信的，有的只能是低头称是，不能讲理，也不承认和追求权利和义务的相对平衡，你只要记住一句话就够了“上级永远是对的！”只要你能得到官，“英雄”不问岀处，哪怕是用贿赂、色情、党同结伙等各种方式买卖官位，欺下瞒上等手段保住和升迁官位，在位一天就都是有权威的好官，其应尽的社会职能只是为等级特权服务。正是礼教的等级特权成为了败坏社会诚信风气，产生离心力，争名夺利的社会动乱，撕裂和弱化社会的最大诱因。所以老子说：“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

有了以上老子对“上德”和“下徳”以及对仁义礼教的剖析，也就可以理解为什么老子说“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前识者”指以表面上的冠冕堂皇的以仁义道德为标准，而实际上以营私党同为基础的人治理念，来管理现在和预知社会未来。“前识”也就是说老子在第三章“尚贤”治国，表面上看很荣光华丽，而必然造成社会上的沽名钓誉对虚名追逐，而脱离实际社会的风气盛会。

“上德”的产生来源于一切事物的组成各方在平等的基础之上相互影响、作用、制约对立统一产生的共同利益之道。所以道无处无时不在，做为与道共生的德也无处无时不在，有其无比深厚的现实基础，与社会万事，自然万物息息相关，而且是动态的，会随事物各方变化而变化，有无限的生命力。因为“上德”与道的有无相生关系，是世间万物之道的具体体现，所有“上德”显现为客观的自然规律，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公序良俗等等，人们可以明确理解应用，与万事万物息息相关。所以，老子将能依道遵德，实事求是，务实质朴的“处其厚不居其簿，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的人称为“大丈夫”。

通过本章可以分辨出老子的道和德与历代统治者所宣扬的仁义道德礼仪教化的区别和不同的社会作用，以及这两者和不同社会群体的对应属性。也可以通过老子对于下德等的描述来区分统治者发明提倡的仁义道德礼仪教化和偏后的孔孟之道的区别，封建统治者偏重于自己的等级特权，仁义道德只是他们的虚华掩饰，而孔孟之道则是主讲全面的社会和谐和个人休养的关系，和老子的道德是站在不同角度出发，有异曲同工，相辅相成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