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9年6月25日，我三岁。那天我起得非常早，爸妈才开始做早饭。换好凉鞋，我一路小跑下楼，从地下室里推出了我的自行车，那是我三岁时的生日礼物，骑了一年。在我三岁生日的前一天，爸爸为我拆掉了它后轮上用来保持平衡的两个小轮子，告诉我是时候像个大人一样骑单车了。那时候，家门前有一片空地，一头是草坪、电线杆和垃圾箱，另一头是一幢居民楼，二楼的阳台上挂着居委会的牌子。
我们总在空地上踢球，煞有介事地将垃圾箱和居民楼地下室的入口作为球门。因为我身体不好，所以总是在院子里的激烈赛事中充当守门员——只有两次我试图成为冲锋陷阵的大将，一次我踢着踢着脚下的凉鞋不见了，另一次则是在我将要射门的当口，突发贫血，倒在了地上。在幼年荒乱的战场上，守门员最重要的职责并不是守门，而是捡球。皮球滚到哪儿，守门员就要跟到哪儿，打偏了还好，顶多爬进车底或是草地，可一旦打正了，你就得钻进垃圾箱或者幽深的地下室了。垃圾箱倒也还好，顶多惊动一西瓜皮的苍蝇，地下室就不一样了，那是绝对没有孩子愿意进的。
世纪末的地下室，每一间小屋子都有两扇门，一扇铁门锈迹斑斑，另一扇木门破陋难看，无论什么天气，光从窗户里打进来都会变成咸涩的暗黄色，在这种光线下，似乎每一扇门的背后，都有一双咸涩暗黄的眼睛。我总是被其他的孩子赶进地下室捡那颗走失了却又自信满满的皮球——这似乎是我身体孱弱、总是给人带来麻烦的惩罚。
拐角，拐角，数不清的拐角，我屏住呼吸，把自己绷得笔直，不知道自己究竟害怕惊动什么。好几次，我终于找到了皮球，劫后余生般地重见天日，空地上的孩子已经走光了。
1999年，6月，日头还没有打起精神，满世界都是水光，鼻子里有沙沙的味道。我把单车推到空地上，用昨天爸爸教我的方式，三步两步地扶着把手助跑，然后跨上车。刚开始骑得挺好的，慢慢悠悠地在空地上打转，我很想喊爸妈下楼看看，或者喊玩伴们的名字，但终究还是一句话都没说，眼睛里只装得下龙头前的路，越骑越快。挂着居委会牌子的居民楼横在了我的面前，地下室张开牙口暗黄的嘴，忘了捏刹车闸，我连人带车栽了进去。
那是我所有逃出地下室的经历中，最快的一次。一口气从斜坡上把单车推上平地，我气喘吁吁地把车放倒在地上，全身都是灰土，膝盖摔破了。稳了一稳呼吸，我把车从地上扶起来，助跑，上车，一圈一圈地环绕家门前的空地，终究没有再去看一眼那间地下室的入口。
这时我听见妈妈在喊我的名字，她站在阳台上。妈你看我！我喊道。
对于那一辈大人而言，1999年充满着恐慌。末日临头，世界坍圮。千年虫在我的膝盖上咬了一口，从此消失不见，而妈妈和我的名字一起站在晨雾的背后，从来清晰可闻。
二
我能想起的最初的残忍，是十岁的春天。家里养了一蓝一绿两只鹦鹉，在阳台上的笼子里。那时我最喜欢的事情之一，是把小米倒在手心，他们会飞过来啄食，剥壳声清脆，他们的嘴一下一下啄在掌心很舒服。一个周末的下午，我在房间的窗台上发现了另一只鹦鹉，比我养的要大得多，喙是鲜红的。
它翅膀伤了，停在窗外动弹不得。我把它抱进来，喂水喂食，然后把它也放进鸟笼里。第二天我去上学了，走之前看了看笼子，三只鹦鹉都还没醒。那时爸妈都还很忙，总是在我之前离开家，回家也往往比我晚很多。五点，我用挂在脖子上的钥匙开了家门，抓了一把小米，径直走去阳台。
推开阳台的纱门，地上是洒出来的水、粟壳、被捣开的笼子、撕扯坏的盆栽、带血的羽毛和他们的尸体。宣红的血窟窿开在他们的脖子和腹部，大鹦鹉飞走了。
十年过去了，我依然感到抱歉。我依然总能在身边看见那些血窟窿，那些艳红的鸟喙。钥匙永远冰凉，我无论走到哪，都像一个人回家一样不知所措。
三
南方的夏天啊似乎永远都不会有尽头，绿树成荫，影子却瘦骨嶙峋。我和我的兄弟坐在各自的教室里频繁地看时间，下课铃刚亮出第一个音节，我们同时冲出教室，撞肩以目。学校在新城区，距离城市另一端的群架有着二十分钟的车程。那时候我们都张狂得像是可以可以令这座城市分娩。回学校的路上，我们坐在摩托车背后大声聊天，声音散在风里，不留痕迹又不遗余力。
天气再热，身上带一件衬衫也是有必要的，用衬衫从到刀尖裹住刀柄，和校门口烟店的老板娘打一声招呼，塞进她家的柜台。走进办公室前嚼一片口香糖再整整衣服，早有部门的学弟听见声音拉开了门，说，学长你总算来了。咱们部门这个月主要有三件事，我对着一屋子的人说。
夏天傍晚的空气是撩拨又旖旎的。你抱着书在六楼等我，天黑得晚，块状的暗红色透过铁门的栅栏打在你逆光的身影上，上楼时平视前方，你用左脚蹭着你露出的小腿，我从书包里掏出从办公楼顺的蚊香点上。
那时候啊，似乎所有人都想称得上那个夏天，简单粗暴的夏天，奋力生长的夏天。太阳强烈得动人心魄，没有人不相信冲动无法解决问题。就像那时我想起了十四岁我藏起的第一条内裤、用掉的第一张抽纸、家人走进我房间时我匆忙关上的显示屏，然后我追寻着你的手指，在涨裂时，战意熊熊地与你分食彼此。
四
回头看看我的十八岁，我看见了什么？
经过四座城市，错过了两个个国家，搞了两次演出，组过一支乐队，读了数十本书，写下几万字，上千张照片，两次住院，第一支烟，十几次大醉，回了两趟家，送走很多人。总在掏心掏肺，总是面目狰狞。
十八岁我总在抱怨命途多舛，似乎现在我可以看见的生活只剩下了沮丧。我也总是陷入不可名状的愤怒，似乎举世皆颓圮，众生皆傻逼。可我渐渐发觉，我所有负面情绪的根源只在于自己。这一年我过分高估了自己的成长预期，始终要求着自己接受作为成年人的自己，作为一个“青年”。一方面努力压抑着、甚至是刻薄地嘲讽着自己依然浅薄的心性，另一方面则奋力地、不自知地效颦着。
2018年2月12日11点，我骑着自行车从网吧赶回家里，在公路急速逆行。几场雨下来，深夜的大冶显得有些失焦。距离二十一岁只有十几分钟了，快点啊青年，我这样对自己说着。风静止的时候，你就是风。那个瞬间我忽然原谅了属于自己的二十岁，原谅了自己因为用力过猛而变形了的十九岁。
我自大，狂妄，别扭，矫情，充满攻击性，虚荣，头脑混乱，缺乏逻辑，口无遮拦，随心所欲，浅薄无知，一腔热血。站在二十一岁的临界点，我忽然发现在我反复强调和自我麻痹关于“变化”和“成长”的过去一年里，其实我的一切都一如往常。
我痛恨的、蔑视的一切都带有那个被自己虚构出的“青年”的样子，正是因为那个青年的轮廓是那样的模糊，他才可以在令我心旌摇曳的同时恨得咬牙切齿。我是多么丑陋地希望自己能够骑在时间的背上，匆忙地成为他，可这种欲求，本身就是与他相背离的。
说到底，一直以来支撑着我的，不外乎“少年心性”四个字。就这样自我抹杀，实在是太造作了。
对于生日的纪念和庆祝，从来不在于作为一个日期的它可以为生命提供任何加速度或缓冲——否则那些拥有两个生日的人早就飞升了，修行只需要去派出所改个出生年月日，最大的灵修组织领袖化名户部侍郎。
只是站在一个这样的日子里，无论是回望还是遥望，总归还是带着不甘心。
五
五月，我在武汉，准备从那儿坐火车回家看看，票卖完了，拖着行李又坐了很久的车去汽车站。全中国的汽车站都是一个样子，混乱、肮脏，善意和恶意欢聚一堂。我坐在候车大厅小口小口地嚼着随身带的干粮，读穆旦。
不远处的玻璃倏然碎了，继而是尖锐的打骂声，语言恶毒得像是刚从地上拾起的玻璃碴。我抬起头，看见的却是一对搏斗中的哈萨克族母子。母亲矮而敦实，儿子则瘦削高挑，看起来和我一般大。他们对视时，恨意分明积满了整片深陷的眼窝。
对骂中，他们的语速越来越快，仿佛在参加一场以每秒吐字数为量化指标的竞技。母亲扯下头巾，怒骂着追打着步步后退的儿子，卷发在候车厅浑浊的空气里摆动得像是一把泥鳅；儿子则顺手抄起墙边立着的扫帚，步步后退的同时将它往妈妈的脸上抽打。工作人员围了过去，念叨着劝慰的话，但也只是如此了。
全候车室的鼻孔都张大了，相应动作的是全候车室的下巴开始上扬、上下眼皮趋近，挤出光。没有比那一刻的傅家坡汽车站，更不体面的空间了。
我站起来，冲进胖妈妈和瘦儿子厮杀的缝隙，架起儿子的肩膀和脖子，和几个工作人员一起将他提出了候车室。回到自己座位上时，我看见那位胖妈妈站在售票员身边哭了起来，她在大声地诉说着什么，用的是我听不懂的语言。
我这才想起来，那天原来是母亲节。
怎么可能没有一丝沾沾自喜的膨胀呢，做了这么多这类事情之后。就像此刻我将它写下来，写在我的二十一岁，无非只是又一场个人英雄主义的自渎。可是，我是多么地喜欢自己的个人英雄主义，又多么地喜欢自己对于“不体面”的深恶痛绝。
这个世界上还有太多污浊空气里飘扬的头发、太多以扫帚为刀剑的手，扬起的下巴成了世界屋脊，张大的鼻孔呼风唤雨，卑鄙而自利的眼皮间是光与热的构成。那就扔掉水和干粮，扔掉座位，扔掉所谓的青年面貌，去吧，二十一岁，把你的错觉、正义和报应，满满当当地装进你的口袋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