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在西南联大听沈从文上小说课的时候，有句话让他终生牢记：＂要贴到人物来写。＂汪曾祺认为这是小说学的精髓，小说里人物是主要的，主导的。
他没阐释“贴到”，是不是可以理解为，人物必须“贴到”个性写，而且这个性必须打上作家自己的烙印，是自己的专利，正像黑格尔老人说过的＂这一个＂。
拉斐尔是描绘圣母的大师，专业户，画了许多幅可称经典的名作，比如《西斯廷圣母》：
可是这丝毫不影响其他画家也以圣母作画，看看这一幅：
两幅作品的对比反差多么巨大。拉斐尔的圣母浮在云端，富于宗教感，神圣感，还有其他人物和小天使陪衬，画面饱满，庄严。
后面这一幅，只有头像，突出的是圣洁，典雅，却含蕴着清纯的世俗意味，特接地气，给人以温暖的亲切感，在众多同类圣母题材中，别具一格，创造出独特的审美价值。虽然赶不上拉斐尔，倒有不少粉丝点赞。
一个人物，在不同的笔下，既然可以有这样不同的处理方式，那么创造不一样的人物，无需多说，自然应该更有差异，更有自己的特征。这可给小说家敲起警钟了，千万不能把自己的张三，写成和别人的李四一个模样。
写小说让笔下的人物能达到＂这一个＂的高度，除了独特，还必须鲜明生动，有眼睛鼻子，有血有肉，有精神有灵魂地挺立起来，就像两个成语形容的，维妙维肖，栩栩如生，这才行。完成这个目标，最重要一个手段，或者说技巧，就是仰仗细节，会选择会运用。
克拉姆斯柯的名作《无名女郎》，做出了示范：
这幅画里面的人物，那么美艳尊贵，傲气凌人，女神一般，之所以有这样的艺术效果，手腕上的闪亮金镯，帽子上洁白飘逸的羽毛，马车宽软的皮椅，椅前两个白色小柱头，以及处远处隐约可见的圣彼得堡大剧院的雄伟轮廓，这几个细节，绝对功不可沒。
再看一幅，巴斯蒂昂．勒帕热的《垛草》：
这两个垛草劳动中稍作休息的人物，所展现出来的穷困疲惫形象，全由躺倒男人皱巴巴的衣裤，破旧的皮鞋，女人沾满污垢的长裙，前倾的脊背，粗糙的面容，手臂，一只半翻起的手掌，身旁乌黑的草地等等，这么一些逼真细腻的细节，呈现和烘托出来，撩人眼球。
别看绘画是静止的单一画面，但是却可以构成曲折的情节，比如普基廖夫这一幅《不相袝的婚姻》：
画面描绘的只是婚礼上一个场景，神父正将一枚戒指戴在新娘伸出的手指上。然而，清纯美丽的新娘，不过十六七岁的样子，可站在她身边的新郎，却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头子，年龄，容貌，体态显示出的反差，如黑白那么鲜明刺眼。如此婚姻，内里一定深藏着不平常的故事，还一定是个挺曲折，复杂的悲剧故事，做为背景的婚礼参加者那几个人的神色，也透露出了其中的隐情。小说作者应该从这幅画中，参悟到构成情节的要领和秘诀。
在当今背景下，小说艺术手段在不停演变出新，意识流，魔幻，先锋等流派让读者耳目一新。在这方面，名画也包含许多借鉴和启示，能激励小说作者进行大胆地尝试。
这幅毕加索的《梦》，很有代表性。人物身体比例发生了极大的変形，扭曲乃至分裂，画家不顾及表面的真实性合理性，冲击着原有的绘画观念和技法。强调的是意念，抽象，借助对观众的视觉刺激，大大拓展了艺术空间。这其中的奥妙，值得小说作者好好玩味思考。
在个别读者中，有这么一种阅读现象，要求作者把小说所牵涉到的故事，什么都得写全写透。真这样，那可太没劲了。小说一定要留下必不可少的空白，唤起读者积极地思考想像，带动他（她）主动进行补充互动，这才是完美的创作。
欣赏一下李可染这幅水墨画：
两个顽童和两头牛，是画家的表现对象，可仅仅占了画面的三分之一，而其余部分只画了几根什么树的枝条，细细的，飘飘悠悠，若有若无。大量的留白，含蓄，内敛，不是可劲地泼墨挥毫，是水墨丹青传统的表现技法，看起来很空泛，虚无，可在空泛虚无中，却潜存着很厚实很丰满的内含，引人琢磨，联想，余韵不绝。
齐白石《蛙声十里出山泉》，是另一种方式的留白：
一泓泉水从山涧流出，几只小蝌蚪欢快地游出来，可既不見＂蛙＂，更听不见＂声＂，都是空的，白的，然而却转发出了浓浓的情趣，妙不可言。假如画上果真出现了大青蛙，在泉边张着嘴巴呱呱直叫，倒是符合画题，实了，那可枯燥乏味，大倒胃口了。齐老的巧妙构思，会让小说作者脑洞大开，长了见识。
小说是语言艺术，绘画是造型艺术。＂艺术＂这个共有的基因，使它们有了血缘关系，打断骨头连着筋，分不开你我，从经典名画中可以学习到怎么写小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