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京政府的迁移纲要里覆盖的那些高校（北大、清华、南开、北平大学、北平师范大学等）师生，纷纷南下西行，而众多名单外的机构及知识分子则陷入茫然，包括燕京、辅仁在内的著名私立大学、私立文化科研机构都被弃之不顾。
建筑学家梁思成、林徽因夫妇所在的中国营造学社，就在“弃之不顾”的行列。
介于7.16梁思成曾在致南京国民政府要求抗日的公开呼吁书上签过字，名单已被日本人掌握，自然难以留在沦陷的北平。梁思成找老社长朱启钤及其他社员共商对策，结论是学社在乱局下已无法工作，只好宣布解散，各自好好保重。朱启钤因年老不愿离开北平，学社遗留工作和未来希望就托付给了梁思成。
此时的日本人已注意到梁思成的身份和在北平文化界的影响，很快发给其署名“东亚共荣协会”的请柬，邀请他参加会议并发表对“东亚文化共荣圈”的看法。
要想不做与日本人“共荣”的汉奸，梁思成一家就得赶快离开北平，于是他们匆匆收拾行李，联系结伴同行之人，计划第二天就走。
正在此时，清华物理系教授赵忠尧突然找到梁思成，说还有50mg放射性镭在清华实验室保险柜，是当初留学归国之际卡文迪许实验室卢瑟福博士特别赠予的。他想起梁思成有一辆小车，想请他帮忙抢救出这珍贵的科学材料。黄昏时分，两人开车出城，一路狂奔驶入清华园，在破烂不堪的实验室里一个隐秘的角落找到了盛装镭的铅筒，又匆匆离开，返回城中。
一回到家，梁思成立马与林徽因一起收拾家什。除了必须携带的资料及工作用品，生活方面只简单带了点东西，其余就如国民政府对他们的态度一样“弃之不顾”了。
休息空当，林徽因给远在美国的好友费慰梅写了封告别信“思成和我已经为整理旧文件和东西花了好几个钟头了。沿着生活的轨迹，居然积攒了这么多杂七杂八！看着这堆往事的遗存，它们建立在这么多的人和这么多的爱之中，而当前这些都正在受到威胁，真使我们的哀愁难以言表。特别是因为我们正凄惨地处在一片悲观的气氛之中，前途渺茫……”
1937.9.5凌晨，梁思成夫妇携孩子及其外婆，与金岳霖和另两位教授走出了自己的住所——北总布胡同三号大门。多愁善感的林徽因触景生情，心里一阵酸痛，泪水夺眶而出。她知道，这一别，便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再回到心爱的故园了。梁家五口的命运之舟裹挟在时代的大潮之下也只能随波逐流，听天由命了。
流亡的路只有从北平乘车到天津，再转水路绕道南下。
在天津登船前，梁思成心忧自己及家人未来命运不定，于是把之前写好的几篇关于古建筑的英文学术论文及林徽因的信一同寄给了费慰梅，请她把自己的心血研究在国外发表。他也随之附了一个纸条，上面写道“发生了这么多事，我们都不知道从何说起。总之我们都平安，一个星期前我们抵达天津，打算坐船到青岛，从那里途径济南，去到换车船不超过五次的任何地方——最好是长沙，而这期间尽可能不要遇到空袭。等到战争打赢了，我们就可以结束逃难生涯。”
他们一定没有想到，长沙也不是他们的终点，之后他们又先转昆明，最后到了一个从未听说过的地方——四川南溪李庄隐居了下来。
他们一定没有想到，当时战争并没有那么快就结束，这一走就是九年，人生有几个九年呢？去时还是年轻漂亮的样子，回来时便成了苍老衰弱的病人。
辗转刚抵长沙，林徽因就因路上的颠沛流离患病发烧。待病情稍有好转，梁思成在火车站旁租了一栋二层楼房的上层作为全家栖息之所。
其他流亡的师生们也陆续纷纷来到长沙，他乡遇故知，自是感慨良多。
当初与梁思成分别的赵忠尧，为躲避日军及伪军盘查，昼伏夜行，一路几乎丢掉了所有行李，再见面时只有手中的一个咸菜坛子，里面自然放的便是装镭的铅筒。当他晃晃悠悠来到长沙临时大学报到时甚至一度被当成了乞丐。直到见到了梅贻琦校长，把坛子安心放下，热泪如决堤般涌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