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成珂炎
几年前的时候，我还在农村，在那个每天都能看见火车喘着粗气轰鸣而过的地方。那里的尘土是黄色的，暮昏是黄色的，人朝着土地、庄稼的脸也是黄色的，一切似乎都早早的注定了，本该如此。
我常常会路过一条铁路，那条铁路常常会有喘着比以往所见更黑、更粗重的气的火车，满载着煤和装卸煤的工人迟缓行过。有时候，我会有一种近乎荒诞的想法，爬行在那两道长长的铁轨上的，不是一列拉煤的火车，而是一头牛，一头犁田的黄牛，不是其它任何什么。不是我，不是我熟知的所有人，不是一棵草、一棵树，不是我触及到的空气，不是我站立着的土地。它是且仅仅是一头黄牛，一头我昨天看见即将又看见的黄牛。
我在那里生活了十年。十年的时间久得足够一个人进行一场漫长而独立的思考，而对我来说，十年是一头黄牛老去，一堵墙被推倒又砌起，一个人以至更多的人出生或死去，仅此而已。
我走的时候，没有从那条铁路经过，没有看见一列火车和一头黄牛，而是朝着与铁路相反的方向，向着远离那片土地的方向，走远了，走得很远，远到再走回来需要五六年的时间。
我走的时候，还没有意识到一列火车和一头黄牛的喘息对我而言意味着什么，对我之外又意味着什么。
如果我还在农村，一直在那儿，安安静静地呆在那儿，也许在我余下的全部生活中，火车和黄牛会时时出现，直到我的其余岁月将尽，直到天彻底地黑透了。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确确实实地发生了，我也许就会亲手抚摸黄土地，细细地、用力地、由外而内地抚摸它。拔下一棵草，又不深不浅地埋下一粒种子。
而这些，我的母亲很早就做过了。
只是当我再回到这片土地的时候，那些曾经被母亲一遍遍抚摸过的土地早已荒芜，稗草、狗尾丛生，长满一坡又一垄，长得很高，比原先地里的庄稼还要高出一截。我似乎看见我曾经所有的岁月都早早地融进了这片土地，成为了杂草的养料。那些杂草真实地看见了我过往的生活，在我走后，一天天的荒芜下去。
我真就像一棵杂草一样看见了这片土地的过往？我看见了更多，又有多少是我还未寂静下去的？除了我，谁又能知道更多？
我回去的时候是下午，照在老墙上的阳光大概和七八年前没什么不同，可我总觉着有什么东西还是改变了，也许老墙的墙皮比我走之前多脱落了两块，门前的石板在我走后又添了一道裂痕。它们也许没想过我会回来，他们想的、念的是无关我的事情，是属于它们不为我所知的消磨一段又一段时光的事情。
许多年前院门口住着一个疯老头子，整日地绕着院门转悠，也不说话，只是偶尔停下来直愣愣地看着进出院门的人，也不知道想些什么，那时的我以为一个疯老头子本该就这样了，除了如此便不剩什么了。我曾远远地看着他，没有说话，他也看着我，不说话，就只是看着，那时我十岁，而他五十多岁。
当我再回去的时候，他已经死了。真就死了，他没能活得比一截老墙、一块石板更久，在我走后没几年就死了。
死的还有其他人，破败的还有其它东西，只是，我没能注意到全部。
我站在这片黄土地上，我真就看见了这片土地的过往，我也看见了有些东西——真实的、虚浮的、熟悉的、陌生的，被人所踩起的尘土渐渐掩埋，只是我不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