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国志》记录历史是否客观？生于四川的陈寿为什么弱化蜀汉人物事迹？
文 和运超
《三国志》号称传世的二十四之一，记录了汉末三国期间近90年的复杂史事，正如何兹全、马植杰等专门写过三国史的专家都表示，说起来中国人几乎妇孺皆知三国人物和故事，但三国历史毕竟不同于三国文艺，三国史研究一直都是学术界的冷门，又以蜀汉方面的研究难度最大。历史上最权威的史书《三国志》作者陈寿是蜀汉人，《蜀书》仅有区区十五卷，陈寿称蜀汉没有设立史官导致史料散失，这符合实际吗，还是他另有隐衷？
一、陈寿说蜀汉没有史官是事实吗？
陈寿生于巴西安汉（今属于四川南充市），少时好学，师事同郡学者谯周研习《尚书》、《三传》，并精通《史记》、《汉书》等典籍。
西晋太康元年（280），王濬楼船下益州，东吴被灭，三分归晋。陈寿正在这一大事不久完成了《三国志》，共六十五卷。当时的人们就盛赞陈寿具有良史才干。据说曹魏大将夏侯渊的曾孙夏侯湛也在撰写一部《魏书》，见到陈寿的《三国志》以后，便毁掉了自己的书稿。名臣张华更是对陈寿倍加赞赏，对他说：“应该把《晋书》也委托给你撰写。”足见陈寿在晋朝以后受到朝野上下普遍的欣赏和器重，这种大器晚成的名声和他作为蜀汉出身的强烈反差，恰恰导致陈寿在《三国志》的写作处理上，的确存在让后人所不容易理解的争议。
《三国志》流传以来，晋朝时期的人们大多都称赞陈寿善于叙事，文笔简洁，剪裁得当。在前期流传的众多史书中，独有陈寿可以同《史记》、《汉书》相媲美。南朝著名文论家刘勰在《文心雕龙·史传》讲：“魏代三雄，记传互出，《阳秋》、《魏略》之属，《江表》、《吴录》之类，或激抗难征，或疏阔寡要。唯陈寿《三志》，文质辨洽，荀（勖）、张（华）比之（司马）迁、（班）固，非妄誉也。”评价汉末魏晋的其他史书不是立论偏激，根据不足，就是文笔不得要领，只有陈寿的作品达到了内容与文字表述的统一。
但是《三国志》后来却引发很大争议，一方面史实安排不均衡，描写处理瑕疵不少；一方面史学态度也让后人猜测和疑惑，两大问题确实是存在的。
本身史学撰写上的问题，好比在某些人的纪和传中对一些事件显得有矛盾之处，尽管三国时期原始史料欠缺，但对一些已经比较明显的事实，陈寿依然处理的含糊矛盾（例如赤壁之战和后来争夺荆州的归属），就不像是一个客观现象，而是作者主观有意识的问题。但更重要的争议在于陈寿的史学态度，也就是古人爱说的“史德”，对此，后世史家都认为，可能是因为陈寿出身蜀汉，却在晋朝做官做事获得地位，为人显得特别小心谨慎。
《三国志》中，陈寿对曹魏和司马氏的事情大多有回护和溢美，受到了历代史学家批评。其实最典型的就是曹操，好像今天人们普遍认为，《三国志》应该是还原历史上接近真实的曹操，而后来《三国演义》中的奸雄曹操是不真实的小说形象。客观来说，难道史书《三国志》里面不是陈寿为了回护曹魏，“刻意”加工处理曹操形象的结果吗？陈寿难道不是故意摒弃了当时许多对曹操不利的材料，只突出功绩一面吗？
由于陈寿尊曹魏为正统，为曹魏写本纪，而《蜀书》和《吴书》只有传，没有纪。这本身就是一个不够严谨客观的事实，但能够得到一些理解。实际上魏、蜀、吴三国各自成书，总体如实地记录了三国鼎立的局势，表明它们互不统属，三国之间地位毕竟是相等的，因此这并不是大问题。
在凸显曹魏的背后，对待蜀汉和东吴的分量就存在顾此失彼。陈寿写《三国志》，魏国有王沈的《魏书》，吴国有韦昭的《吴书》可作参考，偏偏陈寿认为蜀汉搜集史料非常困难，费了很大心血，《蜀书》才仅有十五卷，勉强算全书四分之一。历来人们都相信《蜀书》中的解释，蜀汉是没有史官，但如今已经有一些研究者指出，看来这是陈寿刻意隐瞒的事实。《蜀书·后主传》清清楚楚记载：“景耀元年，姜维还成都。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宦人黄皓始专政。吴大将军孙琳废其主亮，立琅邪王休。”
景耀元年是刘禅在位的第三十五年，距离诸葛亮去世已有二十三年。这一年改元为“景耀”的原因是因为“史官言景星见，于是大赦，改年”，很明确指蜀汉有史官。史官的职责之一是观察天象，记录发生的朝野事实。这从汉朝司马谈、司马迁父子任太史令就是如此，蜀汉以汉朝为延续，自然也继承汉朝史官传统。后主传并非孤证，后世刘知几根据陈寿在《蜀志》其他的史料还记述有“王崇补东观，许慈掌礼仪。又郤正为秘书郎，广求益部（益州）书籍，斯则典校无缺，属辞有所矣。”他就指陈寿故意制造“曲笔”，有失公正。
熟悉古代历史的都清楚，东观也是汉代朝廷所设的史馆称谓，东观郎就是史馆官员。陈寿自己就在蜀汉出任过“东观秘书郎”，他应该很清楚蜀汉史料书籍的情况。后来陈寿还利用当地搜集的资料编撰《诸葛亮集》和《益部耆旧传》。汉代东观职位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人物班固，当年就参与编撰了一部《东观汉记》。
刘知几认为“斯则典校无缺，属辞有所矣”本就指参考资料并不缺乏，撰写著作都有根据。因此，东观郎王崇就著有一部《蜀史》。不光如此，陈寿的老师谯周也著有一部《蜀本纪》，要说蜀汉没有史官和参考史书显然并不是事实。刘知几还专门以此批评陈寿对诸葛亮辅政的政策十分误导后人，有“抹黑”的嫌疑。今天应该指出陈寿的确是在撰写《三国志》过程中做了一些手脚，煞费苦心，但要说他刻意贬低诸葛亮和蜀汉历史，其实也同样“不公正”。
陈寿著《三国志》也属于私人修史，由于他所处时代关系复杂，历史与现实问题纠缠在一起，陈寿在曲折反映历史方面下了很大功夫。《三国志》对汉魏关系相当隐讳，例如刘备明明号称继承汉室基业，国号是汉，但陈寿不得不出于现实改成“蜀”，以此造成千百年来对历史真实形成偏差。许多后人都受《三国志》误导以为是魏蜀吴三国，从史学角度而言并非这样，对后世的影响确实不够客观，这一改变也是最让人无法接受的，可出于陈寿的时代背景，也同样显得情有可原。
二、《三国志》存在的种种史学问题
后世认为陈寿在《三国志》中表现的史实态度问题非常多，如房玄龄等撰写《晋书·陈寿传》，一方面承认他“善叙事，有良史之才”，另一方面认为陈寿的偏见在书中经常有所表现。举例说：“丁仪、丁廙有盛名于魏，寿谓其子曰：可觅千斛米见与，当为尊公作佳传。丁不与之，竟不为立传。寿父为马谡参军，谡为诸葛亮所诛，寿父亦坐被髡，诸葛瞻又轻寿。寿为亮立传，谓亮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言瞻惟工书，名过其实。议者以此少之。”
清朝史学家赵翼在《二十二史札记》中对史书的回护传统进行了总结分析，也认为陈寿显得不够客观，有些地方还让人觉得不可思议。他指出如汉献帝逊位之后，魏封其为山阳公，到他死时才追谥为献帝，陈寿隐去曹王篡汉封山阳公一节，在《魏纪》中只称汉献帝。同样常道乡公逊位，为陈留王，到死时才追谥为元帝，陈寿也为之讳隐掩饰。司马师废齐王芳，《魏略》记载:“(司马)师遣郭一芝入宫，太后方与帝对弈，芝奏日:‘大将军欲废陛下。’帝乃起去，太后不悦。芝曰:‘大将军意已定，太后但当顺旨。’太后曰:‘我欲见大将军。’芝曰:‘大将军何可见邪。’太后乃付以玺缓。’是齐王之废，全出于司马师之主意，太后全然不知。陈寿《魏纪》“反载太后之命，极言齐王无道不孝，以见其当废，其诬齐王而党司马氏亦太甚关。’如此等等。”
最严重的是高贵乡公被弑，据《汉晋春秋》、《魏氏春秋》以及《世语》、《魏末传》所载是高贵乡公曹髦见司马昭跋扈专横，专权祸国，心不能甘，“发甲兵于凌云台，亲讨司马昭。司马昭令贾充拒之，时府兵尚不敢动，贾充即令成倅、成济曰:‘公蓄养汝等，正为今日。’成济乃抽戈犯帝，刃出于背而崩。”而陈寿“《魏志》但书高贵乡公卒，年二十”，绝不见被弑之迹。反载太后之命，言高贵乡公之当诛，欲以庶人礼葬之。并载昭奏，称“公卒兵向臣，臣即敕将士不得伤害，骑督成倅弟成济横人兵阵，伤公，遂至殒命，臣辄收济付廷尉，结正其罪。”赵翼为此十分感叹:“本纪如此，又无列传散见其事，此尤曲笔之甚者矣，然此犹曰身仕于晋，不敢不为晋讳也。至曹魏则隔朝之事，何必亦为之讳。”
赵翼罗列的证据很多，如曹操征陶谦时滥杀无辜，记曹魏对蜀之战“专以讳败夸胜为得体”，赵翼认为陈寿不仅对曹魏的本纪多回护，许多其他曹魏方面的人物列传中也多所讳。这样的曲笔让赵翼十分困惑:“岂寿以作史之法必应如是，回护耶？抑寿所据各国之原史本已讳而不书，遂仍其旧，而不复订正耶？”
赵翼所指种种情况，若从史学角度来说是很明显的问题。但魏晋交替的严酷环境，陈寿的无奈可能也超乎后世的想象。曹魏晋朝都是世家大族垄断官僚阶层，陈寿一个蜀汉地方小官出身，因史才而受人推崇，这种意外扬名的社会效应，不得不显出“委屈求全”的尴尬。陈寿原本是私人写史，但没想到会广受关注。事实上也只能尽量做一些史实的隐晦处理，在《荀彧传》、《董昭传》和《周瑜鲁肃吕蒙传》中都揭露当时曹操咄咄逼人的野心和尴尬失败的真实情况。
另一方面来说，虽然陈寿对蜀汉有故国之情，却并不隐讳刘备、诸葛亮的种种过失，记下刘备以私怨杀张裕和诸葛亮错用马谡等事，本身这也的确是良史之才的表现。最典型的陈寿父亲病故，陈寿赶回家中守孝三年。这个因卷入失街亭一战而受牵连处罚的父亲只字未提，对于惩罚父亲的诸葛亮却大加颂扬，以至于后人各种猜测陈寿的父亲到底是谁，同样可以见证陈寿有客观公正的史学态度。只不过出于生存在晋朝的压力，显得非常隐晦，也容易受到指摘。
三、陈寿弱化蜀汉历史的真实用意
从影响来说，后人普遍对陈寿写诸葛亮的态度争议最大。他对诸葛亮究竟是一种怎样的心态？整部《三国志》以文笔简略著称，可是，全书最长的并不是曹魏的任何一个皇帝的本纪，恰恰就是诸葛亮传的篇幅最长，传记最后的评论文字也最多。这一点已经充分表明陈寿对诸葛亮敬重和赞许的情分。
陈寿并没有掩盖诸葛亮有军事才干，全文记录了《隆中对》，也记录了后来领军出征的经过。出于实际来说，几次北伐的确成效不大，陈寿评价诸葛亮的最后一句说军事不如治国并非不公正。但若再看其他的评价内容，说诸葛亮“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任谁都能够明白，可以说称赞一个大臣已经到顶点了。
陈寿对蜀汉的感情是很深也很隐晦的，尤其他最开始来自姜维的提拔。陈寿在蜀汉时第一个职位是卫将军主簿，就是在姜维的身边做事。后来姜维屯田避祸，以陈寿善于文书工作，推荐陈寿回成都进入东观秘书郎。因为姜维和宦官黄皓的矛盾，陈寿被认为是姜维亲信的人，黄皓看不惯陈寿，陈寿也不买账，因此长久得不到提升。
众所周知，姜维是诸葛亮事业的接班人，后期也多次主持北伐。但在《三国志》里，姜维的北伐事迹居然轻描淡写，试想，陈寿年轻时跟随姜维一段时间，就不存在不了解姜维北伐事迹的可能性。今天我们如果看《姜维传》，开头投降蜀汉经过有一段，最后姜维的死也算清楚，但姜维中间大段的北伐事迹则十分潦草和茫然，对姜维的生平叙事相当简略，还不停穿插别人的印象和说法，许多人物和事实都一笔抹去，这种古怪的传记符合情理吗？为什么陈寿会这样对待曾经的“伯乐”？
还是离不开陈寿内心对蜀汉的情结。姜维是曹魏末年到司马昭时期十分有影响的蜀汉重要人物，蜀汉被灭以后还设计与钟会和邓艾同归于尽。可以说让司马昭、司马炎十分忌恨的。陈寿在晋朝为官，既是出于保全自己，也是出于对姜维及其许多共事的蜀汉同僚维护，不得不违心地对姜维后期抵抗曹魏的事迹大力删减。这并不是陈寿故意要贬低姜维才埋没他的功绩。例如陈寿写姜维投降诸葛亮，尤其回家乡冀县的事迹，为什么姜维会遭阻拦，《姜维传》和《魏略》就不一样，后有人往往认为《魏略》的真实性也许更高。显然《姜维传》是出于维护姜维的形象，使其投降纯属被迫，于德行毫无亏损。
再如关于段谷大败。裴松之后来附加的史料各种分析失败原因。而陈寿只重点突出“因胡济失期”。而侯和小败是因为宫廷内部的陷害，这是姜维唯一的两次败仗。整个传记后半部分完全是钟会、郤正等人物之口把姜维的才干、人品以及气度都一一点到，却几乎看不到多少具体事迹。整个《姜维传》，除了最后评论部分带有贬低色彩，总体姜维的形象却非常光辉。
但是，唯一遗憾的是陈寿在姜维身边，应该知道姜维也是文才出众，不然不会欣赏他推荐他后来出任东观秘书郎。也许这是姜维后来避祸沓中以后留下的一篇《蒲元别传》，记录一位蜀汉军中工匠的事迹，完全是散文小说的笔法，《太平御览》中留下一些片段：
“君性多奇思，得之天然，鼻类之事出若神，不尝见锻功，忽于斜谷为诸葛亮铸刀三千口。熔金造器，特异常法。刀成，白言汉水钝弱，不任淬用，蜀江爽烈，是谓大金之元精，天分其野，乃命人于成都取之。有一人前至，君以淬刀，言杂涪水，不可用。取水者犹捍言不杂，君以刀画水，云‘杂八升，何故言不杂衤集？’取水者方叩首伏，云实于涪津渡负倒覆水，惧怖，遂以涪水八升益之。于是咸共惊服，称为神妙。”
蜀汉的文士都崇尚质朴简约，诸葛亮如此，姜维如此，陈寿本人同样如此，和曹魏那边曹植、曹丕、曹睿、阮籍、嵇康等人长篇大论，卖弄辞藻的魏晋文风大不相同，这是传承汉朝文风的缘故。真正笔记小说式的文字要在南北朝《世说新语》才比较明显，但蜀汉的姜维已经有明显的小说风格文字，是很重要的过度。徐公持先生在《魏晋文学史》专门谈到这一点。
陈寿刻意忽略姜维事迹，其实能感觉得到淡化优点、突出缺点的矛盾，这是一种违心的写作。他不能把姜维和其他后期蜀汉的人物顽强的精神进行赞颂，但又想为姜维遗憾的失败进行惋惜和开脱，所以强行塞入旁人评价姜维的长篇大论，完全超出他自己最后对姜维抹黑式的评价。对一个自己原本非常熟悉了解生平的人——姜维，陈寿找不到理由说缺少史料，对姜维本人、对其他和姜维共事的同僚，陈寿都亲身经历，非常熟悉，他却强行淡化和不写，只用两三段旁人的评价来敷衍，这种很不正常的写史正体现陈寿心理压力之下，非常隐晦的蜀汉情结，也体现出他对有知遇之恩的姜维，怀有难以表露的情义。
蜀汉在姜维时期长期同曹魏和掌权的司马懿、司马昭作战，姜维号称九伐中原，虽然后人通过一些史料能够梳理这九次的胜败，但这二十年里具体的事迹，蜀汉方面的人物情况少得可怜。魏晋时代残酷的环境就像“司马昭之心”，陈寿为了不给自己找事，也出于保全蜀汉故人，他能想到唯一的办法就是越简短越好。
无法遮掩的蜀汉被灭做了比较清楚详细的记录，在差不多二十年里，姜维多次的北伐都潦草收场，与他并肩的似乎只有夏侯霸、廖化、张翼、傅佥、蒋斌、赵广几个人，基本只是点点名字，这些人几乎都全无多少具体事迹。相信还有其他一些人淹没在陈寿故意的“留白”中。
像今天通过《三国志》的记载，即使后人对刘禅再如何批评，却也无法否认他的仁厚和蜀汉官员整体的廉洁，除了黄皓一个小人属于是完全的反面人物，蜀汉上下官员的品格面貌，根本不具备濒临灭亡的迹象，唯有廖化批评姜维的北伐指出蜀汉民众面有菜色，因为蜀汉是战时制度，百姓生活沉重应该是事实，但三方百姓都大体一般，曹魏军制同样残酷，一人出逃全家连坐，东吴孙皓更是留下暴君的形象。这里也不排除廖化过于激动，语气重一些也是可能的。不得不让人怀疑，蜀汉后期的历史被舍弃很多其他内容没有留下比较详细的记录。
从陈寿写史的效果看，的确要承认他充分继承了司马迁的“春秋笔法”，本传中以赞美为主的特色，把一件重大事件可能分开在不同相关的传记中，因为涉及三个不同阵营，就留下有互相矛盾的情况，最典型的就是赤壁之战的立场问题。
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知道，陈寿内心依然倾向于蜀汉，例如评刘备“先主之弘毅宽厚,知人待士，盖有高祖之风，英雄之气焉。及其举国托孤与诸葛亮，而心神无贰，诚君臣之至公，古今之盛轨也。机权干略，不逮魏武，是以基宇亦狭。然折而不挠，终不为下者。”当中“高祖之风，英雄之气”“机权干略，不逮魏武”可以说就汉末三国的时代氛围，这一番赞美简直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而今天张作耀的《刘备传》却几乎通篇对刘备诸葛亮的批评和贬低。
事实上，毫无疑问陈寿对刘备的确有美化的嫌疑，像赤壁之战时留下荆州归刘备，联合东吴共同抗曹的迹象。但在吴书的一些传记，尤其后来裴松之补充的江东史料，让后人看得出把一些不同功劳还原给东吴，实际上，落实到抗曹的主要行动，的确可以看到是周瑜胆略过人，赤壁大战事实上在军事上是依靠东吴取胜的。原本刘备已经没有立足之地，最后是以刘琦的江夏水军接受荆南四郡，和通过某种秘密交易反而成了赤壁大战最后的赢家，陈寿就是出于维护刘备，故意掩盖了刘备的尴尬和究竟做了什么交易得到南郡江陵？落得一个借荆州的说法，这就是陈寿种种隐晦情感冲突的缘故。
作为蜀汉人，陈寿不惜造成后人对真实三国历史的一些误读，处于对蜀汉历史的回护，内心是有着深厚蜀汉情结的。
2019年2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