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不怎么愿意提及自己的德语语言学博士学位，不是矫情，也不是厌恶这个“第三类人”的称号，而是代价过于惨重，耗费了自己的大把青春，又显得有些多余。如果不从事学术研究，读个硕士也就够了，真的没有必要跟自己过不去，追加个博士，还一读就是七年。
拖了七年除了主观原因之外（这始终是首要原因），还有两个重要的客观原因：这七年出了各种各样、千奇百怪的倒霉状况，我被迫更换了两次第一导师（主导师），两次第二导师（副导师），德国的各种繁文缛节就不一一赘叙了，总而言之严重影响了论文的顺利进展；第二个原因就是德国文化包括学术界的批判精神，将我的存在感和价值感打入到了谷底。
经历了第一任垃圾教授、第二任为人做学问都让人如沐春风、但转去瑞士苏黎世大学的教授，又隔了一年，我迎来了我的第三任，也是最后一任主导师。这时，三年半已经过去了，垃圾教授对我没指导，第二任教授为我申请到了奖学金，但因为时间原因对我论文的指导也非常有限，我按照自己的想法做出了论文的提纲和研究方法，理论研究和语料分析也都在按照自己的安排进行。
语言学的博士论文除了自己埋头苦读和分析研究之外，还要定期开研讨会，跟导师以及其他博士生一起讨论论文的研究主题、理论指导、方法和应用以及论文进展等等，这个研讨会主要用来帮助博士生理清思路，完善研究。我的论文题目是：汉语和德语习语的语用对比研究。
还记得第三任主导师第一次在场的研讨会，她听完我的论文报告说：“汉语和德语是两种完全不同的语言，分属两种不同的语系，就像苹果和梨一样，有可比性吗？”，一开始就将我的论文主题给否决了。
怎么说呢，当时感觉好像是，用青春和心血建造起来的大厦有顷刻之间坍塌的可能。好在我的副导师都是德国的汉学家，三个副导师对我的论文一直持以褒奖和肯定的态度。考虑到主导师可能因为不懂汉语，开始了我漫长的据理力争之路。从理论基础，到研究方法，到定义语料库，到语用分析，到论文结论，每一部分都被她批评得体无完肤，我一边咬着牙修改、一边提着气沟通，暗无天日。
到了第六年，我感觉自己被折磨得筋疲力尽了，真是死的心都有了，不过没能狠得下心，决定放弃博士论文，捡回自己的命。我当时拿的还是留学生签证，拿到学位之后可以延签，中断学业也就意味着拿不到签证，必须打道回府。不管了，太憋屈了，打电话给导师，导师在电话那头说：“我带过很多博士生，很多都会经历你这个过程，对一部分人来说，放弃确实是一种解脱，但是对另外一部分人来说，放弃会让他们后悔恨不已。我觉得你属于第二种。”
语气平和，尽管话语里没有半个字肯定我的论文，但我似乎在漆黑的胡同里看到了依稀的光明，受到了莫大的鼓舞，如果她确认我是那类放弃会后悔的人，说明她能感觉得到我对这篇论文投入的心血、热泪、理想和青春。尽管开论文研讨会的时候，她对我的论文总有说不完的质疑，提不完的批评性意见，但总是跟论文的内容相关。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量，在那次通完电话之后，我夜以继日，一章一章地写完交给导师，导师一章一章地给我修改提意见，半年之内完成了论文，之后也顺利完成了答辩。
答辩完的那天，我拿到了临时的博士头衔，正式的博士头衔必须等论文发表之后才能授予，论文发表在德国只是走程序。所以答辩完的那一天，是我人生的另一个开始。我终于又可以重新拥抱这个世界了，那一天对我而言无异于重生。
回首那段日子，真是痛苦、挣扎、无助，炼狱一般。花7年的时间拿这个博士头衔，获得了这个“第三类人”的称号，有用吗？仔细想想，我还是学到了一些可以终生受用的东西，德国人骨子里的批判精神和完美主义，将我的内心已经打磨得无比强大了；对批评和质疑的看法也有了很多改变。
德国人的批评和质疑随处可见，这个民族特性是不是德国品质的一个重要保证呢？
批评和质疑最重要的原则是对事不对人、要有建设性，出发点是为了或完善制度、或改善服务、或提高产品质量。这种善意的和建设性的批评很珍贵，它其实不是对个人价值的打击，而是对事物力求完美完善的表现。
人生苦短，分清楚批评质疑的性质类别，不纠结，在保护自己的同时不断修善自身、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和专业水品才是正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