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70年代末，我在距杨村七八里地的阳洪中学读高中。刚上高二，学校举行了作文竞赛，题目是《秋天》，我获了第二名。在那篇给我带来荣誉和虚荣的作文中，我写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写“玉米笑裂了嘴，高粱笑红了脸，谷子笑低了头，棉花笑开了花”等等。在表现农民丰收的喜悦时，我写道：“邻居三爷在粮站交完了粮，拿到一沓新崭崭的钞票。三爷高兴得一边蘸着唾沫一边数着钞票，刻满皱纹的脸上露出抑制不住的笑容。”老师在点评我的作文时，说“有点有面，尤其是老大爷数钞票这一细节，对于表现富裕起来的农民，十分生动、传神”。
三十年前，我坐在那所乡村中学破败的教室里，听着老师的点评，十分得意；三十多年以后，当我忆起当年的“神来之笔”时，只觉得自己的幼稚和肤浅，甚至愚蠢和虚伪。
的确，在关中平原，秋天是收获的季节。即使在三十多年前，秋天也是一年中最美的季节，田里的庄稼和务劳庄稼的人都喜盈盈的。对农民来说，秋天起码不会挨饿，虽然忙但毕竟不像夏天那样催命一般，而且，这个季节也不会在严冬为了取暖而发愁。所以，相对地说，秋天对杨村的农民来说要好过一些。
当然，说“好过”只是相对的，如果秋风秋雨不是“愁煞人”的话。可世上的事往往就这么不遂人愿，秋季适逢关中的雨季，雨下起来没完没了，十多天甚至几十天也数见不鲜，县志里在《雨涝灾害》这一小节里，多次出现“淫雨霏霏，数十日不开”、“持续降雨××天”这样的字眼。在秋雨绵绵的日子里，杨村的街上到处都是没到半腿的泥水，人的行动会受到了极大的限制，老人和不上学的孩子几乎不出门。实在没办法了，男主人才穿上高腰雨鞋或者踩着泥屐，披着塑料片或者麻袋片，到地里拔几把葱或是其他蔬菜，算是几天的菜肴。
吃用差点其实倒在其次，在满目都是泥泞的秋天，杨村人更担心的是自家的房子，尤其是家里住着在曾祖父或者祖父手里盖的老房的人家，更是整日整夜提心吊胆地熬着日子，生怕房子在风雨飘摇中支撑不住，把全家捂在里面。
多年前，杨村的房子几乎全是土木结构。盖房的程序是：先打地基，拉土，夯成土墙，然后在土墙上面用土坯再砌上一截土墙。这样，墙体就完成了。墙体完成后是立木，就是架上柱子和檩条，排好木椽。名曰立木，其实有些人家只是柱子和檩条用木头，木椽就用替代品。记忆中的替代品主要有二：竹竿和向日葵杆儿。立木完成后，在木椽上铺一层箔子，家境很好的用砖砧片，家境不好的也可用谷草替代，然后在上面抹上厚厚的麦草泥。最后就是在麦草泥上铺瓦了，家境不好的人家就在上面铺一层谷草。无论用青瓦还是谷草，杨村人把这一道工序都叫做“瓦房”（“瓦”读一声，作动词用）。瓦或者谷草一铺，房子就基本完成了，剩下的就是安门装窗了，有些人家太穷，门窗几年不安的情况也有。这样的房子名为土木结构，实际上主要是“土”。所以，多年以来，杨村农民身上总有一股呛人的土炕味道，其实就是土的味道。
无论家境好坏，无论用何种材料，在几十年前的杨村，盖房都是农民一生的头等大事。说是“头等大事”，最主要的原因是要花大钱，所以杨村人说：娶媳妇盖房，费钱没王。娶媳妇还好说些，自家条件不好，女方有条件更差的，实在不行从外地“办”个女人回来也照样在炕上生儿育女。但盖房就不行了，虽然土不要钱，但木料要钱，砖瓦要钱，雇匠人要钱，“钱是硬头货”，没有就是没有。所以，有人从年轻轻就开始筹措着盖房，因为没钱，就只能将就着，有些人就在破房里将就了一辈子。青年熬成了老年，孙子熬成了爷爷，青丝熬成了白发，房子还是没有盖成。
2003年，在我的力主下，家里新盖了房子。那年春天，我请一个学建筑的胡姓朋友专门去看了庄基，然后，他在一张纸上画出了图纸。到了那年麦子收罢的六月份就开始动工。也是天公不作美，那段时间里经常下雨，从开始打地基到完工，一直折腾了四个月。在这四个月里，两个姐姐和我们兄弟经常打电话，话题就是谈盖房，一说盖房就说天气，连一向好脾气的大姐都开始骂老天不长眼，好不容易盖回房还下个没完没了。那段时间弄得我很焦虑，我的焦虑倒非盖房本身，而是老房拆了，说好让父亲和小弟一家住到对门人家，那户人家两口子外出打工，孩子在外地上学，房子空着，但是父亲坚决不住，而是非要住在老庄基里西南角上临时搭建的一个四面透风漏雨小房子里，说是要看着盖房的摊子。我们兄弟劝说不下，就叫来了姐姐来做父亲的工作，但任凭姐姐们磨破嘴皮父亲还是执意不从。所以，那段时间，只要一下雨我就打电话询问父亲的情况。好不容易等到国庆节放假，终于，房子基本完成了。按照杨村的风俗习惯，房子快要落成时，要举办简单的“庆典仪式”，亲戚、朋友、邻居都要来祝贺，我就邀胡姓朋友和另一位刘姓的朋友一起去杨村参加了那个仪式。那天雨过天晴，早上我们回去时，工匠们还忙着给外墙上贴瓷片。看到我回来，有工匠就和我打着招呼。我问我爸在哪里，工匠笑着说你爸这些天一直在“监工”。我过去一看，即将年满八十的老父亲果然端坐在院里一把木制的圈椅之中，戴着老花镜，仰着头，一动不动地坐着看忙碌的工匠们。父亲是那种全神贯注目不转睛地看，脸上挂着微笑。他是那样的专注，我们都走到他跟前了，竟一点也没察觉。胡姓朋友见状，就笑着对我说：你看，把叔高兴的！不知道为什么，听了他的话，我有些心酸，就连叫了几声爸，父亲这才反应过来，看到我们，有点不好意思，那表情像是正做美梦被叫醒一般。
看到父亲的神情，我的辛酸是有理由的。听母亲生前讲，家里的老房是我出生那年盖的。打围墙需要的土，是父亲用架子车一车一车从城壕里拉回来的，而且几乎都是在夜里，因为白天要参加生产队劳动，也因为只有晚上生产队的架子车才闲着。那院庄基的围墙究竟需要多少车土我不知道，父亲到底用了多长时间我也不知道，但那绝对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几十年过去了，父亲也已去世了好几年，我至今都无法想象我的老父亲独自一人当年是如何借着月色星光一镢头一镢头一铁锨一铁锨一车一车完成了如此浩大的工程？如今，我只是想一想都觉得可怕。拉架子车是重体力活不说，那么多的土需要一个人用架子车拉运，那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和毅力啊！打我记事起，家里虽说住得紧紧巴巴，但还说得过去。姐姐长大成人后，房子就紧张了一些，我记得我和爷爷还在门口的茅草屋中住过一段时间，后来就又盖了两间房子。到了上个世纪末，家里的房子都已经几十年了，瓦楞上的草都长得老高，到处都流露着年深月久的痕迹。后来，姐姐们出嫁了，我们兄弟也都成家了，父亲和小弟一起生活着。小弟和父亲一样是土里刨食的农民，经济条件自然不会很好。我在外工作，时不时地要和朋友、同事去老家看看。可能是怕我脸上过不去，记得是在盖房的头一年，有一次，我回家看父亲，说了一阵子话，我觉察到父亲似乎有事要说，因为他好几次欲言又止。我就问有什么事，父亲嘴里嗫嚅着，仍是欲言又止。在再三追问下，父亲才说，能不能帮小弟盖间厨房，老房都四十多年了。父亲一辈子不爱开口求人，再苦再难的事情都喜欢一个人扛着，即便是对子女也是如此。这一次，父亲终于开了口，我知道父亲心里可能为此纠结了很长时间，就说，盖房在计划之中，但不是盖厨房，而是把老房全部拆了重盖。父亲听了，半天都没有说话。我看得出，父亲不相信我会这么做。因为盖房这么大的事情，对于父亲来说，轻描淡写随口说一说是绝对不可能的，需要筹划很多年才行。直到那年的六月开始拆房了，父亲这才相信：确实要盖房了，而且是盖一砖到顶的楼板房。
所以，在家里新房落成的庆典上，几个老邻居一边喝酒一边对父亲说：这下子老六（父亲行六）成了老地主了！父亲只是“嘿嘿”笑着，什么话也不说。但我看得出，父亲是打心眼里高兴。
庆典仪式结束后，亲戚邻居们都四散了，收拾完毕，我和朋友要离开的时候，门口来了一个拄着棍子的老人，我一看就是当年在作文中写的三爷。三爷红脸、个高，辈分也高，年龄比我父母要小几岁，因为住在涝池岸边，所以，父母在说起三爷两口时，就说“涝池岸三老汉三老婆”；对我们姐弟说的时候，则说“涝池岸你三爷三婆”。三婆矮胖，去世较早。三爷是我家的西邻，中间隔着两家，住在杨村的涝池东岸。本来，他家不在涝池的最边上，他家的西邻嫌涝池岸边住着房子围墙常年受浸泡，就迁了出去，三爷家就紧挨着涝池了。三爷家也想迁出去，但从三爷的父亲开始就想迁出去，想了一辈子，没钱，直到死还在涝池岸住着。到了三爷手里，他放下狠话，一定要盖房！于是，三爷就在生产队里苦做，脏活、累活、重活、危险活抢着干，而且不放过任何一个加班挣工分的机会。但直到生产队解散，全家仍住在涝池岸边他爷爷当年盖的房子里，而三爷却老了。
三爷上午来过，这时候来估计有别的事情，父亲和我就赶紧过去招呼。三爷说：没事，你们忙你们的，我再看看房子。然后，三爷仰着头在房子里面转了一圈，又仰着头在房子外面转了一圈，最后，他走到我父亲跟前，说：好啊！好啊！一辈子的大事完成了！说完，三爷深深地叹了一口气，习惯性地摇了摇头，又长长地“唉”了一声，拄着棍子颤巍巍的出门了。
父亲和我对视了一下，没有说话。那时候，父亲和我谁也没有想到，房子竟然会成为三爷心中一辈子的痛。
杨村的地形是马鞍形，两头高中间低，涝池在南街的中间。我曾经问过老人涝池为啥要留在村中间，老人们说涝池和南城壕原是相通的，涝池满了，水就会自然流进南城壕。后来随着人口的增加，南城壕被填平了。这样，遇到天阴下雨，全村的积水就只能蓄在涝池里。好在很多年没有遇到大雨，涝池每到岌岌可危时，雨总会知趣地停下来，所以，迷信的人就说杨村这涝池是个神池，一些女人把这件事传得神乎其神。三爷听了气得乱骂，说：啥神池？你们住到涝池岸试试！
进入新世纪后，杨村大多数人家的土房都四五十年了，所以很多人家都勒紧裤带新盖了砖混结构的房子，顺便也就把院里、门口也硬化成水泥地面。2004年初，几个“能人”一商量，决定筹措资金将杨村的街道打成水泥路面。村人听了，都说修桥铺路是做善事，大家的热情很高，工程很快就完工了。杨村有个在外头把事干大了的人听了，说好事好事，就拿了一笔钱，给村里装上了路灯。记得路修好路灯装好之后，我回家看望父亲，很多乡亲都眉开眼笑，说：这下和你们城里一样了！
但是，硬化路面并非对所有的人家都是“善事”。原先杨村的家家户户和街道都是土地，下雨了黄土就像海绵一样把雨水吸收了，等到雨下得时间长了，海绵饱和了，雨水这才慢慢地从村子的各个角落流向涝池。而现在，稍微下点雨，雨水就迅速地涌向了街道，冲向了涝池。所以，从路面硬化那一年开始，涝池常年有半池满池的水，三爷家的围墙和房子就始终被浸泡着。
2007年9月中旬，关中普降暴雨。其实，那场雨持续的时间不到十天，但雨量极大，可以说豪雨如注。有一天中午，小弟打来电话，说村里的涝池满了，开始倒流，街道上的积水超过了一米。我家西邻挨着涝池的四户人家和涝池对面的一户人家，房子全部倒塌。
我清楚地记得，几天过后，当我回到杨村，看到了我家西邻的四户人家已全部成了废墟。那一天天气响晴，中午时分能看到废墟上升腾的蒸汽。就在那片废墟上，我看到三爷家院子里有一棵不大的桐树竟然完好无损，奇迹般地矗立着，硕大的叶子绿莹莹的泛着亮光。三爷的二儿子正在废墟上漫无目的徒劳地刨着，三爷坐在街道旁的树荫下，看到我走过来，三爷先是“唉嘘”地长长地叹了一口气，然后，摊开双手，一脸愁容地看着我，说：你看这咋办么？这到底咋办么？
我什么也说不出，我也不知道该说点什么，只好默默地回到家，问父亲三爷现在住在哪里。父亲说，你三爷就住在村东看果园搭建的一间小房子里。
就在村外那间转个身都困难的小房子里，三爷一直住到他去世。
三爷家的房子倒塌之后不久，县民政局就派人来查看了灾情。废墟在那里明摆着，民政局的人就说，迁出去盖新房政府补贴三万元，在原址上盖房不予补贴。为了补贴，三爷和儿子们决定迁出。第二年年初，补贴到了，但却变成了两万元。问原因不说，只说：账面上三万，签字给两万，不签一分没有。于是只好签了。两万元盖房子肯定不够，连围墙都砌不了，那就借吧。亲戚朋友邻居转圈圈东挪西借还不够，就借高利贷。一年以后，一算账，如果不雇小工，自家人和亲戚给匠人打下手，勉强能盖了，于是就开始在新庄基上挖地基。没想到第二天县土地局就来人了，说国家政策不允许批庄基地，谁要在新庄基地上盖房，就要交一万元的罚款。三爷的小儿子说民政局的人让盖的，土地局的人说那你就去找民政局的人给你批庄基。于是，三爷的小儿子今天去民政局，明天去土地局，折腾过来折腾过去，大半年又过去了。最后，不知谁想到说三爷有个侄女婿在省政府某部门工作，还是个当头儿的，就把情况说给了三爷的侄女婿，侄女婿就给县里打了一个电话，然后，土地局说，款不罚了，房可以盖。
这样一折腾，等房子真正立木的时候，就到了2010年深秋。但是三爷却没有等到这一天。
三爷是那年秋天去世的。去世前三爷很清醒，他觉得自己不久于人世，就向儿女提了一个要求：我不想死在别人家的果园里，要死在自己家里！三爷下了一辈子苦，受了一辈子罪，儿女、族人都觉得三爷的这个要求不过分，但问题是房子还没有盖起来，只砌了个墙框子，而看三爷的样子随时会咽气。最后，族人商量说，先办个立木仪式，仪式办了，也就算房子盖了。如果看三爷不行了，就赶紧把人往“家”里抬。那样，三爷就算死在了自己家里。于是，就草草地办了个仪式。那一天炮仗刚放完，亲戚朋友还没吃饭，三爷的大女儿就跑到果园那间小房子里，趴在三爷耳边说已经立木了。三爷听了，闭着眼睛叹了一口气，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唉嘘”。三爷的大女儿起初没觉得什么，但一摸三爷的鼻孔，就失眉吊眼睛地叫着哭了起来。人们连忙跑到果园，匆匆忙忙将穿着寿衣的三爷抬到了一页床板上，大呼小叫着冲向三爷的新家。可是，还没到家门口，三爷就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三爷终于没有死在自己家里，但三爷的丧事是在自己“家”里办的。三爷前脚咽气，后脚老天就开始下雨了，于是，三爷的族人们就在还没有立木的墙框子里架上了篷布，三爷的灵堂就停放在“上房”里。
前几天，我和小弟打电话，不知道怎么话题扯到了三爷身上。小弟说，三爷家的房子到现在还没完工，墙面的涂料没刷，厨房也没盖，因为当初盖房的时候，儿子借的高利贷，到现在还没有还清。
三爷下葬的那一天，天仍然下着雨，通往墓地的小路经雨水浸泡异常松软，一脚下去半天拔不出来。杨村的人们吐着白气扛着三爷的棺木，在泥泞不堪的小路上深一脚、浅一脚，大声地招呼着，歪歪斜斜把三爷送进了他在另一个世界的房子里。
在另一个世界里，三爷不知还会不会习惯性地叹息？还会不会习惯性的无可奈何地摇头？还会不会终生为房子而熬煎？这些我都不知道，我知道的情况是，三爷下葬那天，虽然雨下得并不大，淅淅沥沥的，但那条通往墓地的小路泥泞不堪。
那一天，因为三爷，连老天似乎都在哭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