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高考后的暑假，我和四姐去了佛山，佛山无影脚的佛山。

        我们去佛山，是因为父亲母亲在佛山。父亲母亲在佛山，不是练佛山无影脚，是打工维持生计去了，是为挣钱供我们姐弟俩读书。

        很久以前，我就常在电话里听父亲母亲说，佛山有很多很多工厂。父亲跟我说到佛山的时候，并没有刻意强调佛山有多少多少工厂，而是像平常的交谈一样，一两句话一带而过。母亲则不同，母亲跟我说到佛山的时候，用惊叹的语气一连强调好几遍。她说，儿子，你不知道，佛山真的有很多工厂，什么类型的工厂都有，有印花厂，有制衣厂，有制鞋厂，有玩具厂，有皮革厂。她说，我们工厂周围，全是工厂，你没有到过佛山，你不知道，等你到了佛山，你就知道了。

        我读四年级的时候，母亲就跟随父亲去了外地打工。当时，家里很穷，一个月也吃不上一顿肉。那年，年味未消，外出打工的人已经陆陆续续走出了家门。父亲咬咬牙，对母亲说，田不插了，地不种了，跟我到佛山打工。起初，母亲是不愿去佛山的，她跟父亲说我没有文化，连普通话也不会讲，去那么远的地方，走丢了，回不了板坝。父亲就骂母亲，说你这个蠢人，总说这种蠢话，你看看苟学达的女人，大字不识一个，现在不也跟苟学达在佛山做得好好的？

        其实，母亲不仅仅是因为没文化而对大城市心生畏惧，还是由于舍不得我们。母亲不忍把我们姐弟三人丢在家不管，也放不下心。她对父亲说几个仔女还小，在家没人照顾，万一有个三长两短的，我们回来只能拍大腿。但后来母亲还是跟父亲走了。父亲态度很坚决，说你在家种田种地，一年到头也种不出几块钱，我们要供三个孩子读书，就要去外面打工。

        我不知道父亲母亲在佛山进了什么厂，换过多少厂，只知道他们是去佛山打工了。我读初中的时候，才知道父亲母亲在佛山的印花厂印花。当时，父亲留给我们姐弟三人一个翻盖的老旧手机，我们就是用那个翻盖的老旧手机跟父亲母亲联系的，它就像我出生时，我的身体连接着母亲身体的脐带。每当期中或者期末考试，我都会迫不及待地打电话给父亲母亲，我掩饰不住内心的欣喜，说我又得了全校前十名。电话里我也常推心置腹地跟父亲母亲说，我会努力学习，我也不打架，也不抽烟，也不喝酒，你们不用担心。

        后来，我考取市里最好的高中芳林高中。父亲母亲心里很是慰藉，在电话里头父亲说，儿子，我们家里穷，但志不能穷。我跟你母亲都是农民，没什么文化，什么苦头都吃过了，什么气都受过了，你考了芳林，你给我们争了一口气。当时，能考上市里最好的高中，是很不容易的。我们那一届，整个羊头镇，考上芳林的，就只有八个人。

        消息就像洲家坝的河水一样迅猛，没过几天，整个板坝村的人都知道，董学海的儿子考上芳林了。板坝村的人说，苟海坝你们家祖坟冒烟了，风水轮流转，转到你苟海坝家了。他们说你看看，林字辈的人，盛林在信用社，庆林在供电所，永林在政府，他们是同一先辈的后人。学字辈的人，学振在信用社，学信在政府，学文在检察院，他们是另一先辈的后人。现在，你苟海坝几兄弟，学珍的儿子成福在河南上大学，学旺的儿子成益在玉林上大学，你儿子又考上了芳林。他们说苟海坝，你养了个好儿子。

        不仅板坝村的人知道我考上了芳林，就连远在广东，深圳的板坝村人，也知道我考上了芳林。父亲母亲在电话里头语重心长地说，儿子，要争气，将来考上大学，我们脸上也有光。

        但很快我就尝到了苦头。芳林高中汇集了全市绝大部分优等生，竞争可想而知有多激烈。自从上了高中后，我几乎不和父亲母亲谈成绩，他们也从不询问，即便询问，也只是试探性地问问。我们之间似乎就此达成了某种共识，闭口不谈成绩。和我一起考进芳林的初中同班同学黄素萍，2010年的中秋节放假回家，用一瓶烈性农药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在羊头中学的时候，她的成绩一直名列前茅。中学很多老师说到她，都赞不绝口，说董发文带的班，有位女同学，以后必定是天之骄子。父亲母亲得知这个令人头皮发麻的消息后，更不敢询问我的学习情况了。

        在芳林求学的日子，很多个夜晚，我在晚自修下课后攥着电话卡，在宿舍附近的公用电话亭排队等候。当时，父亲母亲仍然远在佛山。打电话给父亲母亲，无外乎两种情况，一是没有生活费了，二是真的想他们了。我向他们问钱，他们大多数时候都会爽快地答应，第二天我的银行卡就会多出一千块或是两千块钱。但有时候，也有例外。有时候，我向他们问钱，他们给的并不痛快，他们小心翼翼地提出对我的不满。特别是母亲，在电话那头，接连发出悲沉的感叹，我向他们问钱，就像割了她身上一块肉一样。

        后来，三姐告诉我，我准备高考那段时间，母亲很悲观，消沉。一方面，印好的瓷砖经常因各种原因，大批量不合格，导致全部需要返工。另一方面，被检查出身体某些器官有病变，已经到了火烧眉毛的程度。母亲是一个悲观的人，大批量的瓷砖需要返工，已经让她一肚子怨气，身体又出现十分危急的情况，对她的打击可想而知有多沉重。

        在芳林高中的日子，我常常羡慕我的同学，每当周末，同学的父母就会开车接他们回家，星期天的晚上，又会开车送他们来，他们还会从家里带来母亲亲手炒的香喷喷的盒饭以及各种好吃的零食。我呢，因为学校离家远，一个月才回一次家。回到家里，也是空落落的，狭窄昏暗的房屋早已蛛网遍布，我们得拿洗洁精把锈迹斑斑的锅碗瓢盆重新洗过，得自己烧火煮饭，自己从衣柜里把被子毯子拿出来铺。有时候，我又羡慕那些比我小的孩子，每当暑假，他们的父亲母亲就会回来，把他们接到外地，夏天最炎热的时候，他们就不用在地里忍受日头的烘晒，就可以吃到母亲做的香喷喷的饭菜。从小学四年级到初中毕业，每当快要放暑假时，我就幻想，父亲母亲会不会突然回来，把我接到外地？但无一例外，每个漫长闷热的暑假，我和四姐都是在外婆家宽广无边的庄稼地里度过的。

        后来我想去佛山看看，是因为母亲总在电话里头叹息。

        高考结束后的某天晚上，父亲打电话回来，让我和四姐去佛山。当时，三姐在深圳大岭山某个超市做收银员，也电话过来，让我们去佛山，说母亲身体不好，你们去厂里帮帮忙，在家闲着也是闲着。原本，我是打算和地雷一起去深圳找暑假工的，但是那个野仔，不提前和我支会一声，就跟红村的廖宏武

        跑到深圳了。我就答应了父亲母亲去佛山。父亲说过两天，村里同个厂的黄启发开面包车回来，接仔女到佛山，到时，你们坐他的面包车。

        那天，我和四姐各自背了一个背包，走路到村口。在路旁等了十多分钟，一辆银白色的面包车在我们前面停了下来。车门很快被拉开了，里面坐了几个人，有个三十多岁左右的女人探出头，问你们是苟海坝的仔女吗，我们说是，她就让我们上车了。

        坐面包车坐了很久很久，似乎前方都是路，都是没有尽头的水泥路。周围都是山岭，山岭的外围还是山岭。太阳火辣辣，烘烤着面包车的铁皮，我们就像刚结成串的烤烟，在密不透风的烤烟炉里承受越来越高的温度。

        到厂里的时候，父亲已经在厂门口等了。父亲身上穿着蓝白条纹相间带领短袖，米白色宽大的过膝短裤，脚上穿着拖鞋。我打开车门，跳下车，父亲走了过来。眼前，父亲的衣服裤子上沾染了很多油漆和灰尘，头发上有不少尘屑，像个鸟窝。父亲很瘦，干干瘦瘦，像一根柴。再仔细一看，眼窝已深深陷了进去，干枯的沼泽一般，眼里布满浑浊的血丝，完全没有前两年的神气。我们叫了一声爸，父亲就咧开嘴笑了起来。我来拿吧，他说，边说他边伸出手，就要把我手头的背包接过来。我说不重，我背就行了。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摇了两下，抽出一根递给黄启发，说启发多亏了你，不然我的仔女到不了佛山。

        印花厂大门口附近以及往里的过道，到处堆叠着大箱小箱的纸皮箱。有光着膀子的中年男人，使劲拉着叉车经过过道，后面一个女人匍匐地推着车，父亲说平日里他和母亲就是这样拉着几十箱瓷砖，从印花厂大门口，运到铁皮厂里的。

        从印花厂大门口往里走了将近50多米，到了父亲母亲所在的宿舍楼，一栋三层的，简陋破旧的平房。父亲说上去吧，宿舍在三楼，我们就跟着父亲走上了三楼。日头已经快要落山了，但仍旧感觉空气异常闷热。从工厂大门一路走进来，经过被日头蒸了一天的铁皮厂房时，豆大的汗珠就已不断从额头冒出来。进到宿舍的时候，我们喊了一声妈。母亲兀地坐起来，转过乱蓬蓬的头，一脸倦意却硬挤出一丝笑容来，说，来啦。

        宿舍二三十平米，很旧，床是铁架结构，上面铺几块木板，铁架生锈了，床板凹凸不平，坐床上，咯吱咯吱响。窗子是两扇样式极旧的玻璃窗，窗口很小，火柴盒一样，窗架上已是锈迹斑斑。锅碗瓢盆在各自的角落里安静地待着，和父亲母亲相依为命。

        天气异常闷热，床上的电风扇呼噜呼噜吹着。平房被太阳狠狠地蒸了一天，房间里一股热气难以消散。我坐床边，把风扇扭转过来，那风扇呼噜噜吹着，就是不来风，豆大的汗珠还是不断往额上冒，两手擦拭都擦拭不过来。我说这风扇根本不来风，不换一把风扇，不热吗。母亲说不热，说风扇好好的，你刚来，还不习惯。

        坐了大半天的车，全身骨头都快坍塌下来了。母亲看我一脸疲态，撑起身子坐到椅子上，说躺床上睡一觉吧。躺床上，吹着呼噜呼噜的风扇，身体果然很快凉了下来。

        醒来时，母亲正拿电饭锅在墙角舀米，父亲戴着头盔，在堆满物件的角落里翻出一个麻袋。见我坐了起来，父亲问我要不要跟他去菜市场买菜，顺便买两个碗。我说好。起身洗了把脸，跟着父亲一道下楼。父亲说他常去的那个菜市场在工厂附近，骑摩托车几分钟就到了，走路则要半个钟。我们是骑摩托车去的。平时父亲买菜，就是这样骑摩托车去的。可以想象，他常常一个人骑着摩托车去菜市场买菜，又一个人骑车摩托车从菜市场回来。

        我在后座老老实实坐着。父亲开的不是很快，每路过一处地方，父亲就会告诉我这是哪，那是哪。到了市场，我下了车，站到一旁，父亲把车停在一个超市前面的空地，蹲下身，把车锁好，再把车后座的麻袋抽拉出来。父亲说先买两个碗，我就跟着父亲走进了超市。走进超市后，父亲就问售货员碗在哪。

        售货员是一个年轻的女孩，年纪可能和父亲的大女儿一般。她朝里指了指，父亲就闷声不响走了进去。跟在父亲后面，觉得父亲更瘦小了。在我眼里，父亲一直是高大魁梧的，像一座大山一样魁梧。但彼时走在我前面的父亲，像烈日下一根细小的玉米杆。他的头发有点长，有些乱，厂里的粉尘落在上面，他像极了路旁随时会被风吹倒甚至连根拔起的颤颤然的矮小植物。碗果然在里头，一摞一摞的碗，一个叠着一个，被麻绳结得严严实实。父亲蹲下身，开始挑没有结麻绳的碗。父亲拿起一个碗，用手触摸碗沿和内壁，转一圈，又是一番观察、触摸，又把碗倒过来仔细观察一番。我从来没见过，挑个碗父亲都能挑那么久，好像挑一个碗，是一件特别困难的事。每拿起一个碗，父亲就询问一次价格。他皱着眉头挑碗，很专注，可以说全神贯注。站在旁边，我的手不知搁哪，我整个人，不知搁哪。父亲因为一个碗，迟迟下不了决心。父亲不像父亲了。

        售货员站在旁边，看着父亲，有点失去耐心。我觉得很尴尬。最后，父亲挑了两个碗，两个质地光滑，价格合理的碗。经过一排风扇前面，父亲走上前，伸手拿起一把，前后左右看了遍，说要不买把风扇？他说宿舍有两把风扇，买的时候很便宜。我一看，眼前最便宜的风扇也标价45元。我跟父亲说不用买了吧，宿舍有两把，给我一把应付就行了，反正也住不久。但父亲还是叫来了服务员。服务员来后，他指着地上的风扇，说这把能不能少点。服务员顺着父亲手指的方向看过去，说已经是明码标价了，少不了。父亲说真的不能再少点吗，再少点吧。服务员语气依然肯定，说，真少不了，我们超市，都是明码标价。父亲看着风扇，有点犹豫不决。我赶紧打圆场，说爸，既然宿舍有风扇，就不买了。服务员就转身走到了门口的收银台。

        菜市场有很多小贩，每个小贩的摊前都摆放各式各样的青菜，有青嫩嫩的白菜，有紫艳艳的茄子，有圆不溜秋的南瓜，有红红火火的向天椒，有全身长满疙瘩的青瓜，有黄灿灿的南瓜花。六七月份适合煮南瓜花，南瓜花煮瘦肉，在家的时候也常煮。我们全家人都喜欢吃南瓜花，整个板坝村的人，也都喜欢吃瓜花。

        父亲就是在一个摆有一把南瓜花的菜摊前停下来的，他说儿子，想不想吃南瓜花，今晚用南瓜花打汤。可能南瓜花好卖，别的小贩摊前都没有南瓜花了，只有那个小贩还留有一把，一把被日头暴晒过一般，奄奄一息的南瓜花。征得我的同意后，父亲弯下腰来，一手托起那把南瓜花，掂了掂，说南瓜花怎么卖。明明摊前一块纸皮已经标明价格，父亲还要问。小贩是一个五六十岁的女人，她伸出手朝标有价格的纸皮拍了两下，说这不是价格吗，都写着。说着，麻利地抽出一个黑色塑料袋，就要接过父亲手中的那把南瓜花。

        父亲嫌贵，继续掂着那把南瓜花，没递过去，说你看看你的瓜花，都蔫了。小贩抱怨起来，说老板，我们小本生意，根本不赚钱。

        回来的路上，我在摩托车的后视镜里看到父亲脸上挂满了笑容，原先布满浑浊血丝的眼睛竟生出一股股清泉。我敢断定，他一个人骑摩托车去市场买菜，以及返程的时候，脸上肯定不会洋溢出这样的笑容来。

        晚上吃饭的时候，父亲叫了两个工友过来，父亲说他们是湖南人。父亲给湖南人倒了一杯自酿的葡萄酒，自己也倒了一杯，说我的仔女，今天刚从家乡过来。湖南人举起酒杯，三个玻璃杯碰撞在一起，发出清脆的声响。其中一个湖南人看了我一眼，一本正经地对父亲说，你的仔女，听话。说完他就竖起了大拇指。湖南人说话夹杂他们本地口音，听起来费力，我索性埋头吃饭。父亲倒跟湖南人聊的来，扯了一大通。一顿饭下来，湖南人话没少说，酒肉也没少吃。饭后，湖南人还一个劲夸我，说老海，你养了个好儿子。

        宿舍窗口可以望向外头的灯火，近处是厂房，远处是高楼的灯光。走廊里也能望到外面，不过，夜晚的时候，乌漆墨黑的，就是有鬼，也分不清是人是鬼。

        工厂的洗凉房在宿舍一楼隔壁，一层的平房，空间很小。里面有三个隔间，洗凉，上厕所都在里面。一进门，臭哄哄的味道扑鼻而来。这种洗凉房，我只在羊头中学读书时体验过。我很不喜欢公共澡房，尽管有门隔着。洗凉房的味道，我一辈子也不想再闻。尽管我知道这迫不得已。谁愿意在那样臭味熏鼻的洗凉房洗澡？但是，工厂里的人都习惯了，臭味熏鼻的洗凉房成为他们生活里的一部分。父亲母亲亦如此。

        冲凉出来的时候，一起吃饭的湖南人在洗凉房门口前的水龙头洗衣服，他冲我笑了笑，问我适不适应厂里的环境。我说适应。农村来的，有什么适应不了？上楼后，父亲说二楼湖南人的宿舍有一张空床，也是一个湖南人的，那人几天前回湖南老家探亲了。到了睡觉时间，我走下楼，跟几个湖南人打了声招呼，就躺床上。

        有一个湖南人，拿了一个按键手机走到我床头。帮我看看，他用湖南话跟我说，边说他边用手里的按键机杵我的手臂。我下意识地往墙边缩回身子，眼睛直勾勾提防地看着他，我大声说你干什么。刚才和我们一起吃饭的湖南人，走过来笑说，小兄弟，不要怕，他是想让你帮他调调手机的时间。我才消除防御状态。我从湖南人手里接过手机，湖南人坐到床沿，身子倾斜过来，目不转睛地盯着手机屏幕看。我操作的每一步，都是在他的监视下完成的。这让我有点毛骨悚然，他看起来有点精神不正常。找了很久，没找到设置时间的入口。我说我帮不了你，没法调。正当我把手机递给湖南人时，湖南人突然惊叹一声，像受害家属指认惨烈的杀人现场一样，把手机屏幕指给我看。我定睛一看，娘的，按键机的屏幕碎裂成无数道抢眼的沟壑。我不禁害怕起来，心跳砰砰砰加快了频率。心里咒骂，这湖南仔想坑我，我根本没有对他的手机动过手脚。但是他一再跟我强调他的手机坏了，他一直把他的手机推到我手里。我的心都快跳出来了，怕他让我赔钱，好几百块钱一个手机，哪有钱赔给他。我忙把手机推回给他，我说我不知道你手机怎么坏的，你的手机不是我弄坏的。当时，那个按键手机就像个定时炸弹，我不趁早把它抛得远远的，它就会把我炸得粉身碎骨。我把手机推还给他，就像是把一颗炸弹推给还给他一样。那个看起来精神有问题的湖南人，还想把他的手机推给我，我惊恐不已，用土话大声骂了他。

        宿舍几个湖南人看着我一脸坏笑，不知笑什么，用湖南话说一些我听不懂的话。我越想越生气，一整晚都睡不好。

        第二天起来，父亲已经在楼下的厂房了。母亲还没起，说身体不大舒服。四姐在三楼，跟一个贵州女人睡。我上三楼的时候，她也正好走过来。母亲说你们父亲在楼下做工了，你们要不要下去看看。母亲的意思，是让我们下去帮父亲的忙。我们来佛山，就是进厂帮父亲母亲干活的，就是来印花的。我们说好，说完我们就走下楼了。

        父亲围着一个围裙，围裙上粘满米白的油漆。父亲正在印花。只见他动作娴熟地将瓷砖放到印花模具上，让瓷砖形状与模具完全吻合，再压下盖子，两手均衡用力，用刷子一刷，一块原本没有图案的空白瓷砖，瞬间有了好看的图案。我们当时很好奇，原来父亲母亲所说的印花，就是这样。父亲告诉我们，市场上图案各式各样的瓷砖，就是经过这样一道道工序制作出来的。印花模板，图案各式各样，不同的图案印出不一样的花色。父亲印花很娴熟，老练，很有耐性，像很多年前在家犁地，插秧，割禾，扎烤烟。

        印花的活很细。印花前，瓷砖要洗得干干净净，印花时，用力要均衡，烘烤时，还得拿捏准时间。每块瓷砖上面都有一层蜡，是为防止运输途中瓷砖与瓷砖之间发生碰撞致碎。假如洗瓷砖的时候，没有把蜡清洗干净，印出的图案就会缺胳膊少腿。稍有不合格，就要返工。母亲不太会印花，平时主要负责用叉车拉货洗瓷砖。母亲感慨说，也只有你父亲如此耐心。好几次，因为瓷砖的蜡没有清洗干净，要进炉的几百块瓷砖，全部要返工。疲惫的母亲，跟父亲怄气，这破活。随后，围裙一扔，走出了厂房。父亲一块一块清洗瓷砖，又一块一块重新印上花色，一个人忙活到深夜。

        父亲说，你们还不会印，洗瓷砖吧。他停下手头的活，带我们到印花厂大门口，告诉我们，哪堆瓷砖是厂长分给我们的。父亲把附近一辆叉车拉了过来，把车身推进瓷砖镂空的底架，用力摇起车身。父亲拉着叉车，我和四姐在后头弯着腰低着头用力推。车上四五十纸箱的瓷砖，每箱瓷砖几十斤重，底架被压得几乎贴到地面。在家里我们也不是没有推过人力车，我们推过满载二三十麻袋湿谷子的人力车，在泥泞不平的小路，也没有推这一车瓷砖那么难。上坡了，加把劲，父亲字正腔圆的喊声传到后头。我们两脚交叉蹬着地，使出浑身解术，终于把一整车瓷砖搬运到铁皮厂房里。父亲告诉我们洗瓷砖的要领，并提醒我们一定要把瓷砖表面的蜡抹得干干净净。就像地里的节节草一样，要除得干干净净，不除干净，它很快又会长出来，和庄稼争抢肥料。瓷砖的蜡洗不干净，父亲辛辛苦苦印出来的花色就不合格，就要返工。父亲回到了印花的石台前。我们抬了一箱瓷砖下来，用刀子割断结实的塑料绑带，把瓷砖一块一块拿出来，放到一个大澡盆里，用湿布抹洗。蜡很难洗干净，得拿抹布用力擦，比搓衣服还费力。洗一块瓷砖容易，洗一百块，一千块瓷砖，就不容易了。五六十箱甚至上百箱的瓷砖需要抹洗，那种感觉，好比七八月份，晌午的日头蒸烤大地时，手握禾刀，站在田里沮丧地巴望着遥远的尽头。

        没事的时候，我们就在一旁观看父亲印花。看多了，我觉得印花也就那样，不像母亲说的那么难。我跟父亲说让我来试试吧，父亲就让出了位置。我就按照父亲的操作步骤，笨拙地操弄起来。尽管我全力模仿父亲印花的动作，但还是没能印出一块合格的瓷砖来。父亲笑着说，这碗饭没那么容易吃的。

        父亲印花有好几个年头了，印花的工作早已应付自如，他靠自己的努力，端起了印花这个碗，我们又把碗里的饭，瓜分走了绝大部分。

        某个晚上，天空忽然响起了轰隆隆的雷声，紧接着，煞白的闪电如同一把把巨斧，勃起的男人泄欲般从夜空里劈了下来。父亲母亲的宿舍窗口关得并不严密，倾盆大雨很快随大风打了进来，雨水很快蔓延开来，很快宿舍就成了一个鱼塘。我很惧怕闪电，窗外一道紧接着一道煞白的闪电，像一把把布满仇恨的血剑，劈头盖脸地劈了下来。云层不断相互猛烈地撞击，轰隆隆的雷声一声盖过一声，仿佛一捆捆炸弹在耳边炸裂开来。我想起读初中的时候，在塘岛村外婆家的一个晚上，我们已经关灯睡觉了，轰隆隆响亮的雷从天空打了下来，我紧紧闭着眼睛，黑暗里我听到无数的闪电劈下来的声音，当附近的变压器被气势汹汹的闪电劈中时，我的心紧紧地揪着，我以为我要死了，我在黑夜里，蒙在被子里头，祈祷恐怖的场面快点结束。从窗外望出去，煞白的闪电，三道五道，甚至更多道，同时劈向大地，劈向城市的各个角落。我坐在宿舍床上，双手抱住膝盖，一句话也不敢说。

        我们离开佛山，是在两个月以后。

        我终究是要走的，佛山不属于我，我只是做短暂停留，我不需要记住这里的街巷，更不需要在这里扎根。父亲母亲同样不属于这里，但他们必须在这里扎根。他们不在这个厂扎根，会在另一个地方的厂扎根。这里有很多背井离乡的农民，和父亲母亲一样，不在佛山的工厂扎根，会在另一个城市的工厂扎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