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很擅长通过案例来论证他的观点，比如这本《陌生人效应：做社交关系中的聪明人》就是这样的一本书，他在书中主要讨论了我们在与陌生人交往中为何被骗，为何会发生冲突尤其是发生致命的冲突的机制以及解决办法。
我们与陌生人交往的难题有三：
难题一：当面前的陌生人对我们撒谎时，为什么我们看不出来？
难题二：为什么同陌生人见面会无助于我们认清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还不如不见面好呢？
难题三：不重视陌生人所处的环境，这使我们理解陌生人变得更加艰难。
难题一：为什么我们看不出陌生人对我们的撒谎？
主要是因为我们的思考逻辑是默认真实。也就是说，我们天然相信他人是真诚的，是不会撒谎的，尤其是陌生人在没有利益冲突的时候。这是我们人际交往的前提假设，除非事件明确地变得和我们最初的假设相反时，我们才会走出“默认真实”模式。
而且因为我们的大脑运行机制的限制，如果怀疑一切，我们就需要花太多精力和时间去进行调查分析，这样效率太低。在一定的场景下，我们相信他人或者机构已经事先帮我们甄别了相应的信息，比如学校，我们认为老师首先其次都是有资格的，是善意的。也就是说怀疑他人也是一种社交成本。
在默认真实的底层逻辑下，我们会对一些显而易见的证据视而不见。
要摆脱“默认真实”模式，就需要有莱文所说的“触发器”。“触发器”和怀疑或者第一丝怀疑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只有当事件明确地变得和我们最初的假设相反时，我们才会走出“默认真实”模式。
难题二：为什么见面不一定会让我们真正认清陌生人呢？
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在书中举了一个案例：与纽约市法官准予释放的40万人相比，电脑审核的名单上的人在候审期间犯罪的可能性要低25%。在这个意义上说，我们本来可以通过与人见面了解更多的信息从而能做出更好判断的这种想法和行动带来的并不是正确的认知，为什么呢？
我们相信，与他人面对面互动时得到的关于对方的信息具有最重要的价值，电脑数据告诉我们这种想法是天真的，因为我们低估了我们人的局限，比如各种心理偏见，以及高估自己，以及在不同时景下我们自身的状态或者他人的状态等等。
我们自己想当然认为具有别人所不具有的对别人的洞察力（却不认为别人具有我们自己所不具有的对我们自己的洞察力）——导致我们在本该倾听的时候却在诉说，本该耐心地听别人说他们如何坚信自己是被误解或被不公正地判决时却心不在焉。
我们都有一种倾向——根据人们的行为去判读他们是否诚实。在我们眼中，说话得体、自信，握手有力，友好、有魅力的人被认为是可信的；说话时紧张、不自在、躲躲闪闪、结结巴巴、含含糊糊、言语费解且空洞无物的人则难以被他人信任。
但这是无稽之谈。加缪的《局外人》就是这样的一个故事，而在马尔科姆·格拉德威尔调查中，有很多的案例也是这样的因素造成的，这就是所谓的透明假设。
我们相信人的表情表明是和人的情绪动机是一致的，比如各种微表情会体现你是撒谎还是诚实的，比如“lie to me "里的专家通过分析对方的表情、语言以及各种非语言动作等，但是这是有基础的，首先你得有一个判断的基线，通过这个人日常真实的反应基线再来核定。但是我们大众以自己的常识来，以为我们可以通过他们的行为举止来了解他们。
“透明”假设与“默认真实”问题最终有了同样的结局：我们与陌生人打交道的策略存在严重缺陷，但这种有缺陷的策略在社会交往中又是必要的。我们需要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雇佣程序及挑选保姆的过程都有人性化的一面，但是对人性的需要意味着我们必须容忍大量的错误，这就是陌生人引起的矛盾效应：我们得和他们谈谈，但是我们在这方面做得很糟糕。
难题三：不站在在陌生人的环境中我们很难理解陌生人。
耦合效应理论让我们有了完全不同的看法，它告诉我们，不要一看到陌生人就匆忙下结论，不妨多了解一下陌生人的世界。所谓耦合效应指的是人的行为与具体情况和条件有关。
也就是说在面对陌生人时，必须考虑与陌生人相见的时间和地点，因为这两个因素会极大地影响你对陌生人的理解。
在日常中，我们需要接受这样一个事实，即了解陌生人是有限度的。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全部真相，我们必须满足于了解部分真相。谨慎、谦逊地与陌生人交谈才是正确的方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