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二那一年，出于某些原因，我搬到了校外，与人合租在一套三室一厅一卫的小公寓里。

紧接而来的，便不再是距离上课只有五分钟路程，气呼呼地冲到教室被点名。

图书馆自修室可以赖到晚上十点半，当经典萨克斯的“回家”响起，再拖拉塞书笔加电脑到包里，到校门口烧饼大叔买一个肉饼，边吃边走回寝室。

会走过竖立在寝室楼边上的晾衣架，会每天在晚归簿上签名，再和宿管阿姨假笑唠嗑几句。

这些都随着自搬出寝室起那天，就消失了，像一只鸟飞离了绝壁上的巢穴。

但除了在外兼职以及晚上睡觉的时间，每天还是去学校该上什么课就上什么课，图书馆宅居和课余活动一样不落下。

学校在城市的郊区，而我的小公寓则在城中心，相距8.8公里，公交均时1小时，地铁换乘30分钟。

这只是理论上的数据。

没有统计路上连过三个红绿灯都是红灯的概率，没有计算在站台上等地铁的沉没成本，更是干脆省去“人”这个概念。

七点起床，八点上课

为此，每天比往常早起一个小时。

洗脸刷牙叠被之后，就背包出门，从小区走到地铁站，这一部分“前戏”已经消耗了四分之一。
过安检，掏卡刷卡，挤地铁，换乘，再挤地铁，出站。 最后还要跨越从地铁站到学校教学楼的一段距离。

一小时的沙漏在那时差不多已经漏光。

晚上九点，收拾东西乘末班地铁回去。

当挤地铁成为你生活中的常态，你可能就是一个苦逼的上班族了。

这句话对我来说不真切却适用。

然而当我意识到某些不对劲时，是在过去一年，挤地铁的每一天早晨。

我开始无意识地了解，长长的一列地铁，从那一节车厢换乘下站，走路步数最少，排队上车的人最多；那一节车厢刚刚对着下到大厅的电梯；地铁到站车厢门是往右开还是往左开。

最奇怪地是，我开始逐渐注意每个在地铁站遇到的陌生人。

每个在地铁站虚幻又真实陌生人

无论是画着精致妆容，穿着高级时装的都市白领，还是背着牛皮小包，西装领带的男人，都在低头摆弄着手机。

车一来，脚一跨，身子进了车厢，还是继续低着头，刷着手机。

我挤在他们中间的时候，偶尔会偷瞄几眼。

看着他，即使微信上没有消息，也会用端详地姿态，在联系人列表不停地用指尖刷滑着。风一般，呼呼呼，一条一条的朋友圈，在她眼前飘了过去。

玩吃鸡的，王者毒药的，炉石的，一一在我眼前直播。

在换乘站，刚出车门的人是有机会到达上一层挤上刚来的一班换乘地铁的机会，但同时也要走一段楼梯的距离。

到站音响起，大家好像心有灵犀，不约而同放下手机，车门一开，似起弓的箭矢，急不可耐地便冲出去，三步并作两步，上楼梯，挤上刚来的一班地铁。

被裹挟在人流里，不经意间，发现自己也在跑着冲上准备换乘，把身后常年久坐的白领，甩了几米远，跳进地铁，车厢门“嘟”的一声慢慢合拢，后面几个跑得上气不接下气的白领，眼看就跑到，门却关了。

通过车窗，我看到他们一脸懊丧的表情。

等到人流大军的惊魂甫定，我才试着回想刚才为什么自己要跑还要跳呢？为什么心里这么焦急呢？为什么感到一阵荒谬呢？

晚上，末班车并不一定代表着，空荡荡的车厢，气流在车厢发出“瑟瑟”的声音，搞不好还有女鬼出来，续一夜聊斋。

相反。加班到地铁末班的人们，开始从每个站陆陆续续地走进车厢，带着说笑，放松又疲惫的表情，使他们可以优雅地在地铁上享受“慢时光”。

打扮靓丽的女孩，沉默寡言的中年男人，上完晚自修回家的高中学生，戴着银色耳环染着绿色头发的少年，操着本地土话大声讲话的大妈。

不再那么只专注于，那块手中亮起幽光的玻璃了。

开始仰头，带着好奇和警觉，环顾车厢里的陌生人森林。

或者带着惬意，观察手指甲缝，新买的鞋子上彩色的鞋带抑或看着对面人的鞋子。

还有不少靠着“爱心座位”栏杆睡着了的姑娘汉子大妈大爷。

他们，终于在夜幕落下来的时候，在地铁狭小的空间里开始享受自己，生活的张力在这时如潮汐一般退却了。

脸映在黑暗中行驶的列车窗玻璃上，映出了每个人的影子，但好像除了我自己，没有一个人在看着“镜中的自己”。

在中国，地铁是一个富有多层含义的象征。

象征着大城市的苦逼奋斗，也象征着安于一方水土，“朝九晚五”的生活；从哲学心理学的角度来说，或许还有着压抑的“性”张力。

但我思考着这种生活的价值，如同我每天“朝九晚五”上下学，这种生活的惰性，似乎会把一个原本富有朝气和干劲的年轻人，慢慢榨干。

而“榨干”在这里的意思是：你不再思考属于你生活的意义，你只关注现实的生活意义，譬如能不能挤进下一班地铁呢？

这多少令人绝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