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王问政于管氏：“杀一人以利天下，可以吗？”
管氏说：“不可以。”
景王问：“为什么呢？”
管氏说：“杀人的应当是法律，不应肆意剥夺任何无辜之人的生命。”
景王问：“杀了他可以挽救一万个人的性命，也不应该做吗？他无辜，一万个人也无辜。一个人的无辜，和一万个人的无辜，谁重呢？”
管氏说：“一样重。”
景王笑。
管氏继续说：“杀戮无辜，有害国法。害国法而不知，却以为行的是理所当然的事，臣私下里为国君担忧。”
景王正色道：“那寡人又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呢？”
管氏说：“是谁要害这一万人，就惩治谁。如果是另外一个人，就招募勇士除掉他；如果是一个团体，就令执法机关敲掉它；如果是天灾，便去抗灾；如果是人祸，便去问责；如果是制度，便去改革。不能因一亿人的贫寒，便杀了许氏和三马，将他们的资财分给众人。这无异于杀鸡取卵，涸泽而渔，会令更多人贫寒，而不会致富。”
景王说：“关中闹了饥荒，赤地千里，饥民三百万，饿殍七十万，尸相望于道。此时尚有殷实之家酒肉乡里，歌舞纵情，我也不能将他的财产分掉吗？”
管氏说：“臣斗胆说些实话。此次饥荒之惨重，半因天灾，半因人祸。有商贾借势勾结官吏，囤积居奇，大发横财，竟将赈灾粮吞为私有，斗米千钱。其财是不义之财，其行当诛而未诛。杀一奸救民数万而不杀，惩一官救民百万而不惩，致使救援不利，饥民载道。又民无隔年之谷，是因税负太重，四税之外，又添新赋，而官逼甚急，不得已卖地与人，以纳急钱。失地之民为缙绅雇佣，转相盘剥。缙绅唇舌在朝，豪猾奸匿，赋税特轻，钱粮均从平民出纳。缙绅藏蓄十年之粮，五百年之财货，故能于大饥荒时酒肉歌舞。”
景王说：“是的！所以我才说，杀掉几个这样做的，将他们的财产和粮食分掉给百姓吃，就能活人无数了！”
管氏说：“不可以。”
景王问：“这又是为何？”
管氏说：“因其隐匿资财，逃税避征而诛，完全可以；因其太富，有吃有喝诛而均之，不可以。”
景王问：“这有什么区别吗？”
管氏说：“豪猾隐匿资财是犯法，躲避捐输纳粮是行恶，因此剥夺抑他们的财产或诛杀他们，是完全可以的。而一个人、一个家庭，吃得好，穿得暖，是不违法的，不可以因此诛杀抄掠他们。所以我说，杀一个人容易，但必须有足够的理由。如没有理由就杀人，与土匪无异，有害法律和国家信誉。”
景王嘿然。
管氏接着说：“不过，国君真的想劫富济贫吗？整顿纲纪，任人唯贤，与民同甘共苦，使下情上达。整顿的话，就先将缙绅，包括宗室亲戚子嗣查一遍，他们没有不犯法的。查出来就整治，既可严肃国法，又可以广泛地救济灾民，何乐而不为呢？”
景王急忙说：“先生！我知道了！灾荒的事扯得太远了，我们就不讨论这个话题了。我们还是聊一下别的开心的事吧——假如，一块巨大的山石从山上滚下来，左边是一个只住着一个老人的小屋，右边是一个住着数千人的村庄。现在你只能选择让他滚到其中一边，你怎么选？”
管氏说：“我大概会让它滚到老头那边吧！”
景王击节道：“你看看！我就知道，你内心其实也认为杀一人以救万人是对的！”
管氏说：“不是，你不计算一下财产损失吗？我是主管经济的官员，我当然要考虑国民经济。如果我无官，也不认识两边山谷的任何一人，它就爱滚到哪边就滚到哪边。当然了，如果那老头是我爹，我就让他滚右边去。”
景王忽然神经兮兮地问：“那如果那个老头是寡人呢？”
管氏一本正经地说：“当然是往左边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