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聂文蔚
【原典164】得书，见近来所学之骤进，喜慰不可言。谛视数过，其间虽亦有一二未莹彻处，却是致良知之功尚未纯熟，到纯熟时自无此矣。譬之驱车，既已由于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乃马性末调，衔勒不齐之故，然已只在康庄大道中，决不赚入旁蹊曲径矣，近时海内同志，到此地位者曾末多见，喜慰不可言，斯道之幸也！
贱躯旧有咳嗽畏热之病，近入炎方，辄复大作。主上圣明洞察，责付甚重，不敢遽辞。地力军务冗沓，皆舆疾从事。今却幸已平定，已具本乞回养病，得在林下稍就清凉，或可瘳耳。人还，伏枕草草，不尽倾企，外惟浚一简幸达致之。
来书所询，草草奉复一二。
近岁来山中讲学者，往往多说“勿忘、勿助”工夫甚难。问之，则云“才着意便是助，才不着意便是忘”，所以甚难。区区因问之云“忘是忘个甚么？助是助个甚么？”其人默然无对，始请问。区区因与说，我此间讲学，却只说个“必有事焉”，不说“勿忘、勿助”。“必有事焉”者只是时时去“集义”。若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间断，此便是忘了，即须“勿忘”；时时去用“必有事”的工夫，而或有时欲速求效，此便是助了，即须“勿助”。其工夫全在“必有事焉”上用。“勿忘、勿助”，只就其间提撕警觉而已。若是工夫原不间断，即不须更说“勿忘”；原不欲速求效，即不须更说“勿助”。此其工夫何等明白简易！何等洒脱自在！今却不去“必有事”上用工，而乃悬空守着一个“勿忘、勿助”，此正如烧锅煮饭，锅内不曾渍水下米，而乃专去添柴放火，不知毕竟煮出个甚么物来！吾恐火候未及调停，而锅已先破裂矣。近日，专在“勿忘、勿助”上用工者，其病正是如此。终日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奔奔荡荡，全无实落下手处，究竟工夫，只做得个沈空守寂，学成一个痴呆汉，才遇些子事来，即便牵滞纷扰，不复能经纶宰制。此皆有志之士，而乃使之劳苦缠缚，担搁一生，皆由学术误人之故，甚可悯矣！
夫“必有事焉”只是“集义”，“集义”只是“致良知”。说“集义”则一时末见头脑，说“致良知”即当下便有实地步可用功，故区区专说“致良知”。随时就事上致其良知，便是“格物”：著实去致良知，便是“诚意”，著实致其良知，而无一毫意必固我，便是“正心”。著实致良知，则自无忘之病；无一毫意必固我，则自无助之病。故说“格、致、诚、正”，则不必更说个“忘、助”。孟子说“忘、助”，亦就告子得病处立方。告子强制其心，是助的病痛，故孟子专说助长之害。告子助长，亦是他以义为外，不知就自心上“集义”，在“必有事焉”上用功，是以如此。若时时刻刻就自心上“集义”，则良知之体洞然明白，自然是是非非纤毫莫遁，又焉“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之弊乎？孟子“集义”、“养气”之说，固大有功于后学，然亦是因病立方，说得大段，不若《大学》“格、致、诚、正”之功，尤极精一简易，为彻上彻下，万世无弊者也。
圣贤论学，多是随时就事，虽言若人殊，而要其工夫头脑，若合符节。缘天地之间，原只有此性，只有此理，只有此良知，只有此一件事耳，故凡就古人论学处说工夫，更不必搀和兼搭而说，自然无不吻合贯通者。才须搀和兼搭而说，即是自己工夫未明彻也。近时有谓“集义”之功，必须兼搭个“致良知”而后备者，则是“集义”之功尚未了彻也。“集义”之功尚未了彻，适足以为“致良知”之累而已矣。谓“致良知”之功，必须兼搭一个“勿忘、勿助”而后明者，则是“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致良知”之功尚未了彻也，适足以为“勿忘、勿助”之累而已矣。若此者，皆是就文义上解释牵附，以求混融凑泊，而不曾就自己实工夫上体验，是以论之愈精，而去之愈远。
文蔚之论，其于大本达道既已沛然无疑，至于“致知”、“穷理”及“忘、助”等说，时亦有搀和兼搭处，却是区区所谓康庄大道之中，或时横斜迂曲者，到得工夫熟后，自将释然矣。
【译文】
来信收到，见你进来学问进步很快，非常欣慰。你的信我仔细读了几遍，其间有一二还不通透的地方，那是致良知的功夫还不够纯熟，等到纯熟了，自然就没毛病了。这就好像驾车，已经走在康庄大道上，但有时走得不算太直，还有迂回曲折，那是马性还没有调教好，缰绳没有勒齐的缘故。但是，人已经在康庄大道上，绝对不会在窜到旁蹊曲径去。在最近的其他同学中，还没有达到你这种境界的，所以我非常欣喜和快慰，这也是圣道之幸事啊！
我原有怕热咳嗽的毛病，到了南方，更加发作得厉害。主上圣明洞察，给我的责任托付很重，我不敢推辞，地方军务又十分冗杂，我只能带病处理。如今幸已平定，我已经上奏折请求回乡养病，能到林下清凉处疗养，或许还能痊愈吧。送信来的人就要回去，我爬上枕头上，草草给你写几句，匆忙间也难以诉说得尽。
另外，给惟浚的信，也烦请你转交给他。
最近来山里跟我讨论学问的，好多人谈到“勿忘勿助”的功夫很难！我询问原因，他们说：“稍有意念就是拔苗助长，稍不注意呢，又落入‘忘’了，所以太难了！”
我问：“你说的忘是忘记了什么呢？你说的助又是助了个什么呢？”对方默然答不上来，又来请教。
我就说，我这里讲学，不谈勿忘勿助，只说“必有事焉”的功夫。必有事焉，就是时时刻刻去集义，时时刻刻下这“必有事”的功夫，一刻也不间断，一事也不违背，若是间断了，违背了，就是忘了，这时候就要勿忘。如果贪巧求速，老想下点快功夫，就是拔苗助长了，这时候提醒自己勿助。所以一切功夫，专注于“必有事焉”，“勿忘勿助”不过是给你提个醒。这是何等明白简易，洒脱自在！今天你不去“必有事焉”上下功夫，空悬个勿忘勿助，要找点事来勿忘，又要找点事来勿助，就像要煮饭，你锅里既不放米不放水，尽惦记着添柴放火，那你要煮出个什么东西来？我恐怕火候还没调停到位，锅已经烧裂了。近日这些专注在“勿忘勿助”上用功的，病根就在这儿。成天悬空去做个“勿忘”，又悬空去做个“勿助”，茫茫荡荡，完全没有实际下手的地方，最终只落得个死守空寂，学成个痴呆汉，刚遇到一点事，就会心绪纷乱，啥也应付不了。这些人，也算是有志之士，却因此劳苦困扰，耽误一生，这都是学术的错误耽误人的缘故，真是可怜啊！
必有事焉而只是集义的功夫，集义的功夫呢，只是致良知而已。光说集义，一时不知道从哪里集，说个致良知，就有下手的地方了，所以我专门讲致良知。随时就具体事情致良知，就是“格物”；着实去致良知，就是“诚意”；着实去致良知，没有意必固我，没有一丝一毫的主观臆断，没有期必其效验，没有固执己见，没有执着于自我，就是“正心”。着实致良知，自然就没有“忘”之病；没有一丝一毫的意、必、固、我，自然就没有“助”之病。所以，说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也就没有必要再讲“勿忘勿助”了。
孟子讲“勿忘勿助”，是针对告子的毛病而言，对症下药。告子强制其心，正是“助”的病痛，所以孟子专门讲拔苗助长之害。告子拔苗助长，是因为他以义为外，不懂得在自己心上集义，不懂得在必有事焉上用功。如果他时时刻刻在自己心体上集义，其良知之体自然明白，自然是是是非非纤毫分明。告子如果懂得在自家心体上集义，就不会说出“不得于言，勿求于心；不得于心，勿求于气。”这样的话了。孟子的“集义”、“养气”之说，自然是大有功于后学。但是，也是因病立方，对症下药，针对告子讲的，不如《大学》里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功夫，尤其惟精惟一，简易明白，上下通透，千秋万世永无弊病。
圣贤讲学，大多是就事而论，虽然他们的说法不一样，但功夫主旨却是一致的，就像兵符一样严丝合缝。因为这天地间，只有这一个性，只有这一个理，只有这一个良知，只有这一件事而已。所以，凡是就古人论学之处讨论功夫，不能把他们不同的话掺和、兼搭、比对着说，你非要把他们不同角度的话拿来比对，来找不同，找不通，找麻烦，那就是自己功夫还没有明白通透。如果你下“致良知”的功夫，又必须时刻悬着个“勿忘勿助”来提醒自己，那是你致良知的功夫还没搞明白罢了。致良知的功夫没搞明白，那恰恰又成了“勿忘勿助”的牵累，还是两个都搞不成。所有出现这些问题，都是就着文字上解释，牵强附会，表面上是在求融会贯通，其实是都没有在自己身上切实下功夫体验，所以论证得越精细，偏离大道越远！
你的观点，在大本达道上已经没有问题，只是关于致知、穷理、勿忘勿助等说法，还有掺和兼搭的地方，也就是我所说的，在康庄大道上，但是还有迂回曲折，等到你功夫纯熟了，自然自己就通透了。
【解读】对圣学的误解，往往都是没有下切己体察的功夫，只在不同的文字上掺和、兼搭，这样不仅与功夫无益，还可能论证愈精细，偏离大道愈远。所以圣学不是寻章摘句，不是文字完美漂亮，而是要切实在致良知上下功夫，真正做到明白透彻。
参考资料：《传习录集评·梁启超点校》（九州出版社）、《传习录》（中国画报出版社）《传习录（明隆庆六年刻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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