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年古县广宗 县名更易索隐
张范津
广宗县历史悠久,古老而神秘,是一个注定与帝王皇族纠缠无定的地方。夏为冀、兖二州交界之域,商居都畿之土,西周时由邢国经略,入秦后则隶巨鹿古郡。商纣王曾在此域有过酒池肉林的奢靡,先秦时胡服骑射的改革家赵武灵王曾在此域休闲馁毙,千古一帝秦始皇在此域驻跸至崩,秦二世在此域伙同赵高密谋夺嗣,更有汉唐明清诸多战乱在此发生的历史记述。
“广宗”这一地名按照置县1000年以上、专名沿用达千年以上,或历史上虽有短暂变更但又恢复使用至今等诸多条件评判,是当之无愧的千年古县。
“州郡之设,有时而更”。在我国古代,对行政区划调整、更名基本可用“随意”定性。因为那时既没有《地名管理条例》,也没有《行政区划管理条例》约束和规范,一般情况下只要改朝换代,行政区划就要随之改变,甚至变更多次。作为县域地名的“广宗”,自然也难逃这样的宿命,自立名以来曾经数易。广宗在为“维护”其“地名稳定权”上可谓历尽坎坷。
从地名学的角度分析,地名,是历史的浓缩,是镌刻在大地上的文化基因,是可以窥见的文明演进轨迹。而“广宗”作为地名则首先起于帝王皇族的分封。
汉初,高祖刘邦,误以为秦朝亡国皆因不建寸土之封,不立维翰藩屏之故,于是在设郡立县的同时,又大行分封,乃至绵延数帝。
汉哀帝元寿二年(公元前1年)六月,没留下子嗣的西汉第十三位皇帝刘欣崩殂。国不可一日无君。谁是大汉王朝的下一任国君,朝野上下拭目以待。
王莽作为外戚王氏家族的重要成员,有着过人的才能和政治本领。为便于“管理”,在他的“参谋”下,其姑母王政君太皇太后当即迎立了汉元帝刘奭之孙、中山孝王刘兴之子,年仅9岁的刘衎为帝,是为平帝,次年改元元始。“帝年九岁,太后临朝称制,委政于莽”(《汉书·王莽传》)。面对童子皇帝,王莽翻云覆雨,拔擢附顺,诛灭忤恨,易如反掌。
“欲耀威德,故厚遗其王”(《资治通鉴·汉纪》),王莽以落实汉高祖“推恩令”,“广汉家宗庙”为借口,“广封功德以劝善,兴灭继绝以永世”(《汉书·王莽传》),通过扶植灭绝封国的手段,以达培植自己势力之目的。汉平帝元始二年(公元2年),拟出了一纸长长的封王名单,其中就有封汉景帝晜孙、代王刘年的弟弟之子刘如意为广宗王,以继承代王爵位的奏议,向姑母王政君太皇太后奏报后,随即诏准。
封王即立国,因广宗王之设,巨鹿郡域之内始有“广宗”之名,有了广宗之国。在此应该特别指出的是,此时的广宗国,并非现在意义上的广宗县,其范围起码与现威县有交叉,且治在威县之域。
代王刘年其实是一个很不堪的人,在当储王期间竟与其妹刘则通奸生子。刘年淫乱的消息爆出后,被废掉王位贬为庶民,三年后封国也被废除。
时光如水,岁月如梭。 章和二年(88年),东汉的第四位帝王,10岁的小皇帝刘肇登基,是为和帝。即位后不忘“广汉家宗庙”之初心,于永元五年(93年)春正月十一日,加封自己的弟弟刘万岁为广宗王。由此,在近一个世纪之后,广宗国再次名跃史册。只可惜万岁王荣祚微薄,难至万岁,登基未几即于秋九月初一去世,孩童哪来子嗣,封国便随之撤销。属地并入巨鹿郡,置广宗县,治所在今威县东南,遂开以“广宗”之名置县之先河。
东汉延光四年(公元125年)三月,汉安帝刘祜驾崩,当时阎皇后权朝,她随即便迎立了济北王之子、年幼的北乡侯刘懿为帝,谁料这位皇帝太不争气,短命尤甚,在位仅206天即薨逝。刘懿死后,阎皇后又与其兄阎显、宦官江京等人策划再演自立新帝的戏码。于此同时,宦官孙程、王康、王成等宫中十九个掌权宦官则秘密串通,做着欲迎立安帝在位时废黜的太子、现济阴王刘保为帝的准备,并发起“夺宫之变”。他们将异志宦官江京及阎皇后之兄阎显斩杀,把阎后囚禁,遂拥立11岁的刘保登基,是为顺帝。顺帝登基后对这些宦者感恩戴德,悉数封侯,“是为十九侯”(《后汉书·宦者列传》)。加封王成为广宗侯,食邑四千户。于是又一个广宗王诞生。
自此之后广宗王、广宗国的历史一去不返,代之而起的则是广宗县、广宗郡的名号。
时移世易,朝迁市变,两汉之后的三国两晋南北朝,广宗基本维持着其或县、或郡的地名区划名称。
地名百年用,易从讳中来。广宗之名因皇家而起,亦因帝王而废,这就是其最基本的存废轨迹,存之废之不过是帝王的一纸诏书。而地名更易,避讳往往是另一个主打。规避何讳,当然是帝王皇族名讳。之后“广宗”地名之易主因就是“避讳”了。
隋文帝仁寿元年(601年),为避其后登基的太子杨广之讳,将广宗县更名为宗城县,隶清河郡。据《隋书·地理志》所记,此一时期大隋一朝,为避隋炀帝杨广之“广”字,而更易郡县之名者达数十个,如广饶县改东海,广安县改延安,广都县改双流等。
广宗改宗城后,岂料又妨碍了300年后朱温之父朱诚之名讳,不得不再次更易,将宗城改回广宗,隶魏州。《新唐书·地理志》记曰“天祐三年曰广宗”。
天祐是唐昭宗李晔的年号,而朱温则是后梁开国皇帝,大唐帝国的掘墓人。为何唐朝要避其父讳?那是人家朱温在大炮射程之内讲述的真理,是通过剑锋获得的尊严。
朱温早年追随唐末黄巢农民起义军,是唐军的劲敌。唐僖宗李儇中和二年(882年),以同州防御使“反正”降唐,唐僖宗喜赐“全忠”之名,使其加入“镇反”的唐军队伍。在镇压黄巢起义的过程中,他先后击败多路反军,不断扩张领地,特别是当取得了晚唐最强藩镇“河北三镇”控制权后,他发现了与乃父撞名的“宗城”。随着其势力实力的发展,“大炮射程”逐渐增加,朱温的野心也逐步膨胀。为取得对唐廷的完全掌握,于天祐元年(904年),谋弑唐昭宗,改立唐哀帝。在此背景下改易与其父名相讳的郡县之名,岂不顺理成章?此时,现邢台之域的临城县则改名为房子县。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朱温改易地名不久,后唐庄宗李存勖同光元年(923年)便灭掉了其刚刚创立的后梁,定都洛阳,史称后唐。
朱温可谓李家的宿敌,他曾于唐僖宗中和四年(884年)五月十四日谋杀同朝称臣、同帐为帅的唐朝名将、官拜晋王的李克用未遂,而李克用正是李存勖的生父。所以李克用将终之时“以三矢赐庄宗而告之曰:‘梁,吾仇也;燕王,吾所立,契丹,与吾约为兄弟,而皆背晋以归梁。此三者,吾遗恨也。与尔三矢,尔其无忘乃父之志!’”(《伶官传序》)此处所谓“梁”者,即朱温所创立的后梁。
“杀父之仇不共戴天”,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此时“系燕父子以组,函梁君臣之首,入于太庙,还矢先王,而告以成功,其意气之盛,可谓壮哉!”(同上)的李存勖,岂容为避朱温父讳改名广宗的县名存在?广宗自然又迎来了它再次更名的窗口期。“编新不如述旧,刻古终胜雕今”,于是广宗县改回了宗城县,隶贝州,不但后梁的痕迹被消除了,而且还让它始终践讳朱温之父。
不料“及仇雠已灭,天下已定”的后唐,很快即迎来了“一夫夜呼,乱者四应,仓皇东出,未及见贼而士卒离散,君臣相顾,不知所归”(同上)的可悲下场。改名只是撒撒气而已,却改不了后唐覆灭之命。
“野蛮的征服者总是被那些所征服的民族的较高文明所征服,这是一条永恒的历史规律。”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无疑对历史上征服和被征服者反思历史教训有着重要借鉴意义。
张德辉元太原交城人,金末为御史台掾史。金亡,大元名将史天泽开府真定后聘为经历官,后升参议。他博学,禀性刚直,有经邦济世之才。据《元史·张德辉传》记载,元定宗二年(公元1247年),元世祖忽必烈知其贤,故召之一叙,于是有了他们之间的这段炉边夜话。
“或云,辽以释废,金以儒亡,有诸?”忽必烈问。
张德辉对曰:“辽事臣未周知,金季乃所亲睹。宰执中虽用一二儒臣,余皆武弁世爵,及论军国大事,又不使预闻,大抵以儒进者三十之一,国之存亡,自有任其责者,儒何咎焉!”
“世祖然之。”
此说是否正确不可妄下定论,但金人汉化程度之高则是不争的事实。金朝的第三位皇帝完颜亶,其父乃金太祖完颜阿骨打的嫡长子完颜宗峻。完颜亶自幼受到汉儒思想影响,能够直接用汉字赋诗。登基后他谨遵汉儒思想、中原国朝避讳的遗俗规矩,将其父名作为避讳重点,于天会十三年(1135年)把涵“宗”字的宗城县改为洺水县,隶洺州。
金人汉化,宗城更名,还可用南宋人洪皓《松漠纪闻》所记事例佐证。文曰,金人“庙讳尤严,不许人犯。尝有一武弁经西元帅投牒,误斥其讳,杖背流递。武元(金太祖谥号)初,只讳‘旻’,后有申请云:旻,闵也。遂并‘闵’讳之。”今甘肃省西河县,宋时本名岷州。南宋绍兴元年(1131年)被金人夺取后,立刻因与阿骨打之汉名“旻”字同音,而改为祐州。由此,足见华夏文明同化能力之强。
调整行政区划的目的在于有利行政管理,促进经济更快更好发展,优化国家整体布局。大元帝国也在巧妙运用着这一杠杆。
至元初,元蒙哥宪宗二年(1252年)“宪宗分洺水民户之半于武道镇,置司总管。五年(1255 年)以武道镇置广宗县。”(《元史·地理志》),隶邢州。广宗有一通元成宗铁穆耳大德九年(1305年)勒刻的《广宗县新修庙学两庑碑》记载了此事,曰:“岁在壬子,割洺水四千五百户隶邢,乃以武道镇复置广宗县。”
至此,最终形成了现在行政区域意义上的广宗县。这一调整,无疑加强了广宗,同时也固化了广宗之域。因此,至明清乃至民国广宗县名未作变更。
新中国建国之初对“广宗县”做过年许省废析并,隶属关系也稍有变更,但很快便恢复,终使广宗之名沿用至今。
2024年9月19日完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