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病隙碎笔》是没法评论的，因为史铁生把生死讲得太清楚了，没有给评论者留下一丝半点的余地。
这本书十几万字，史铁生写得非常慢，非常艰难，陆陆续续写了四年。那段时间，他一周做三次透析，每次长达四个半小时，全身的血要被过滤十几遍，整个过程下来人要脱去三公斤水，令人疲乏至极，饥饿难耐，昏昏欲睡。而他只能利用每两次透析中间那个上午写作两三个小时，写一点思考的片段。可以说，这样的写作是真正的“病隙碎笔”。
史铁生曾自嘲他的职业是生病，业余才是写作。他的笑谈，在旁人看来却异常心酸。但他不以为然，内心宁静，早已彻底看透了生死，生病只不过是他生命中的另一种体验罢了，况且“死是一件不必急于求成的事，死是一个必然会降临的节日”。
2010年12月31日凌晨3点46分，史铁生迎来了这个节日，突发脑溢血逝世了。再过5天便是他的60岁生日，他没能走完一个甲子。从某种意义上讲，一甲子意味着完满，而他一生始终与完满无缘。“彻底的圆满只不过是彻底的无路可走。”他说。根据生前遗愿，他的脊椎和大脑捐给了医学研究，他的肝脏被移植给了天津的一位病人。
在许多人看来，史铁生几乎是“永生”的。
他看透了，谈透了，洞透了。
他走向了天堂。
一、他有过三次未遂的自杀行为，但像赌徒一样选择了写作
史铁生在轮椅上坐了近40年。
残疾是上帝赐予他的一份不可推辞的礼物。他的思考，他的写作，他的整个精神世界，都是从残缺和死亡出发。从当初自己身体的残疾，到人类心智的残疾，他不断地追问和探寻，揭晓答案。“人生”“信仰”“命运”“苦难”等抽象的概念，在他反复的思索中变得直观起来，力量饱满，激荡人心。
“上帝不许诺光荣与富乐，但上帝保佑你的希望。人不可以逃避苦难，亦不可以放弃希望——恰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上帝存在。命运并不受贿，但希望与你同在，这才是信仰的真意，是信者的路。”曾几何时，史铁生是绝望的，前路黑暗一片。21岁那年，他知道患高位截瘫后，每天醒来，都沮丧不已，心说怎么还没死，又活过来了。甚至，他有过三次未遂的自杀行为，是母亲的不离不弃、默默陪伴，才让他从地坛那找到了“活出意义来”的突围。
史铁生接受了命运的安排。他像赌徒一样选择了写作，或者说是轮椅逼迫他走向写作之路。用他的话讲，“残疾与写作天生有缘，写作，多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残缺，残疾人可谓是‘近水楼台’。”从此，他用笔去寻找生存的意义，一颗最为躁动的心走向了宁静。即使败血症、尿毒症、肾功能障碍相继缠上了他，他也觉得自己是幸运的，“因为任何灾难的前面都可能再加上一个‘更’字”。
他成为轮椅上的一个巨人，精神上获得新生，在理想上的废墟上重建理想，在虚无的命运中超越宿命，不断解答生死这个终极的命题。
二、他用另一种眼睛看世界，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
因为恐惧，才无限向往希望。
因为死，才无限向往生。
普通人用双腿丈量大地，而史铁生从瘫痪的双腿上寻找到辽阔的世界。他不停地写作，用一支笔打开了宿命的大门，洞察无常的人世间。
正如《病隙碎笔》开篇第一句话所讲的，“所谓命运，就是说，这一出‘人间戏剧’需要各种各样的角色，你只能是其中之一，不可以随意调换。”史铁生坦然地接受属于他自己的角色，逐渐地从激愤变得平和，从偏执逐渐宽容。
写作对他来说，是为心魂寻找活路，要在汪洋中找到一条船。他向往这样的写作。“当白昼的一切明智与迷障都消散了以后，黑夜要你用另一种眼睛看这世界。”这是对白昼表示怀疑而对黑夜秉有期盼的眼睛。他对此回答到，“白昼的清晰是有限的，黑夜却漫长，尤其那心流所遭遇的黑暗更是辽阔无边”。于是，他直面内心，直面苦难，在难以捉摸、微妙莫测和不肯定性的黑夜中问路，不再向外寻取，而向内建立。
他把最好的惩罚之地看成锤炼之地。
好友陈村评价他是“艰难地从生存的窄缝里走出来的人”。
而我想说的是，世界上只有一种真正的英雄主义，是在认清生活的真相后依然热爱生活。史铁生就是如此。
比如，他尿毒症住院，大有活不下去的危险，但他躺在床上，想的都是吃，最后筛选出最爱吃的是猪蹄；他笑起来十分热情，小眼睛眯成一条缝，有时还透着几分孩子般的狡猾，这笑既单纯而又灿烂；当妻子陈希米第一次出现在了他面前时，他的第一句话便是，“你正是我想象的样子”。
这样的史铁生，用人的残缺证明了神的完美。
三、他身处孤独，也拥有最大的自由
从轮椅到病床，史铁生的躯体被固定在轮椅的方寸之间，但他却拥有广阔的生命。这从他《病隙碎笔》中即可看出。他身处孤独也拥有最大的自由。这是他精神上的自由，是他穿过黑夜的“诗意地栖居”。
他说：“我的心魂常在黑夜出行，脱离开残废的躯壳，脱离白昼的魔法，脱离实际，在尘嚣稍息的夜的世界里游荡，听所有的梦者诉说……我一心向往的只是这自由的夜行，去到一切心魂的由衷的所在。”
是的，他的孤独是心灵发出的，他的写作是与灵魂对话。在众声喧哗的时代，他进行了彻底的个人化，是历经磨难之后的清醒，是淘洗浮躁之后的纯真。尤其是在文学商业化的染缸中，他不哗众取宠，不被大家“利用”，坚持写作立场，独处一方宁静，与世界保持一定距离，书写着对生命和希望的感悟。
对于死，他更是一次对自由的尽情释放。尽管他对生有留恋，对未竟的事业有期望。但二三十年一直处在死亡的边缘，使他明白“站在死中，去看生”。他说，“现在我常有这样的感觉：死神就坐在门外的过道里，坐在幽暗处，凡人看不到的地方，一夜一夜耐心地等我。不知什么时候他就会站起来，对我说：嘿，走吧。我想那必是不由分说。但不管是什么时候，我想我大概仍会觉得有些仓促，但不会犹豫，不会拖延。”
“不会犹豫，不会拖延。”这种精神上的自由，是绝大部分人无法企及的。可以肯定地说，他进入了人类写作活动的一种伟大传统之中。他用自己的一生来“学习死亡”。从这个意义上说，他是一位精神贵族，是一位哲人。
“轻轻的我走了，正如我轻轻的来。”徐志摩《再别康桥》中这句诗未必牵涉生死。但在他看，那真是最好的对生死的态度，作为墓志铭真是再好也没有。“我轻轻地走，正如我轻轻地来，扫尽尘嚣。”他正润泽着人们在尘世中疲惫的心灵。
如今，斯人已去。我们在水一方，再也不用彷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