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余晃
（一）
母亲来自相隔十几里外的村子，二十五岁时嫁给当时已经二十七岁的父亲。父亲是赤脚医生，在当地颇有声望。后来生育了一男两女，也就是我和我的两个姐姐。母亲嫁给父亲以后，成了当地乡医院挂名的乡村医生，平时不怎么给人看病，主要是帮着父亲配药记账。作为医生，当时的收入颇丰，日子过得也还不错。
与其他典型的农村妇女一样，母亲平时大都在劳作，不是在地里，就是在厨房，话语不多，闲时也不喜走家串巷聊家常，只有逢年过节时才会到村里跟人打打牌消遗时光。
母亲胆子很小，倒不是说惧神怕鬼，而是总担心自己身体出了问题。记得我上小学那些年间，经常看到她吃药。如果是一版药吃开了头，她一定要吃完。
“妈妈，你病已经好了。为什么还吃药啊？”
“不能浪费嘛！”她总这样回答。
我问父亲为什么母亲总是吃药，父亲说她哪里有什么病不过是自己心里作怪罢了。母亲这样“疑神疑鬼”地过了许多年。我和两个姐姐都曾劝她不要经常吃药，她总是说有病不吃药怎么行。其实，她身体很好，哪里有什么病呢。如果有的话，应该是心病，只有吃药，她自己才觉得安心。
（二）
回国后，我在上海工作定居，回家甚少。大姐和二姐分别在当地县里和市里当老师。
一天，收到大姐的微信，说母亲的胃不大舒服，人见消瘦，打算让她到上海来作检查。大姐说，已经在当地县医院做了胃镜，医生称没什么问题，只是轻微胃糜烂，吃些药即可。母亲问医生如何解释消瘦的症状，医生答可能是因为胃的关系也可能是因为思虑过度的关系。医生这些模棱两可的话吓坏了母亲，她认为自己的胃一定有问题，执意要到别的医院去作检查。这才有了大姐的微信。
我忽然记起前年回家的时候和大姐陪她做过一次胃镜，查到几个胃息肉。医生说胃息肉有病变的可能建议切除。这使她忧心忡忡，于是就坚持把胃息肉切除了。其实胃息肉大部分是良性的，可以不作任何处理，至少不应该草率地匆忙切除。医生对于一种症状总能说出许多可能性来，但也仅仅是可能性而已，可以作为参考而不是结论。过分的担忧使母亲不顾一切，变得盲从，我们却无能为力。
我建议先到市医院检查之后再做打算。于是大姐便带着母亲去了市里，在二姐夫的陪同下去了市医院。检查结果与县医院一样，医生给配了一个月的药，最后叮嘱注意保养切忌辛辣等等否则可能有癌变的危险云云。母亲听到后半段时，怔了一下，转而脸色阴沉，又开始担心起来。大姐安慰说医院讲了没事就没有大碍，否则一定会要求作进一步的检查，其他的可能性也只不过是说说而已，不用太当真。母亲沉默不语，心事重重地跟大姐回了家，吃了一个多月的西药。我在电话里劝她说西药不能经常吃，感觉好点了就可以渐渐停掉，以保养为主。母亲听不进去，不高兴地反驳说：“医生让吃的，总得吃完吧。”
母亲还是老样子，药吃开了头一定要吃完才放心。药似乎成了她的定心丸安慰剂，一旦停服就觉得浑身不适。每逢大姐去看她，她仍说觉着不舒服。大姐问她哪里不舒服，是不是还是胃。她叹了口气，说：“不清楚哪里不舒服，胃嘛，感觉胃还是老样子。”
我姐哎了一声不再接话，她心里明白母亲想不开，还在担心自己的胃。大姐说她发现母亲经常静静地坐着，盯着地面出神，不爱笑也不喜欢说话。我们怎么劝说都无济于事，她仍每天喃喃地念叨一遍。大姐说她不敢再劝母亲不要吃药了，一提这个母亲就不高兴。
几天之后大姐跟我说准备带母亲去南京的医院。我问不是来上海的吗，怎么又去南京了。大姐说母亲不愿意来上海，也不说为什么。我猜大概是母亲觉得我工作忙不愿意来打扰她这个儿子或者她担心我责备她乱投医。没过几天大姐夫带着母亲去了南京。医生看了过往的检查记录和胃镜片子表示母亲的胃没有任何问题，同时好心提醒：“频繁做胃镜非常伤身体，三个月做了两次了哪里还能在做？一年最多做一次胃镜就了不得了。配点药吃就可以了，注意保养，不要太担心。”
母亲没有说话，缓缓地站起来跟着姐夫去配药。回去的路上，她在电话里失落地说：“不做胃镜怎么知道什么问题？不知道医生怎么搞的！”语气中带着明显的遗憾。
“既然医生都这么说，说明你的胃确实没有什么问题，不要多想啦。”我只能如此安慰她。
余晃
2016-11-0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