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少成名，贵人相助
张居正（1525年－1582年），字叔大，号太岳，汉族，幼名张白圭，是明朝有名的政治家和改革家。
张居正家境一般，父亲虽然是个读书人，但是一直未能中举当官，所以从家庭背景上来说他其实是草根出身。但是张居正天资聪颖，5岁识字，7岁便能通六经大义，被誉为荆州神童，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最为幸运的是，他求学从政的关键时刻总能遇见贵人，最终完成了扶摇直上的神话。
12岁，张居正遇见了当时荆州知府李士翱。当时，年幼的张居正还叫张白圭，曾祖父为他取名“白圭”希望他来日能够光宗耀祖。
这一年，张白圭报名参加童试，在考场外偶遇当时的荆州知府李士翱。彼时的荆州知府相当于现在的市委书记一职，“市委书记”李士翱以文庙门口古树为上联说道：“大文庙，两棵树，顶天立地”，张白圭举举手中的竹篮答到：“小学生，一支笔，治国安邦。”引满堂喝彩。两人对对子的佳话也被当地百姓传颂。
童试结束，李士翱阅卷时发现其中一份答卷虽笔锋稚嫩却鞭辟入里、条理清晰，便去查阅考生信息，不料答卷者竟然是那天在门口和自己对对联的小孩，惊奇之下，李士翱反复看着张白圭的卷子，越看越爱不释手，便起了爱才之心，嘱咐小白圭要从小立大志，长大后尽忠报国。并在张父面前建议“少年才高，前程远大，不如趁这次进学之机，更名叫张居正吧。”期许他要勤奋读书，留意民生疾苦，一生一世秉公居正，不可人云亦云，随波逐流。至此，张白圭正式改名为张居正，并做了补府学生。
李士翱对张居正的格外看重还表现在把他推荐给了湖广学政田顼（相当于省教育厅长）。田顼把张居正叫来，当面布置了一道面试题目，让他写一篇《南郡奇童赋》。张居正对题目略微思索片刻，随即下笔，龙飞凤舞，一挥而就，这篇赋文让李士翱和田顼都拍案叫绝。正是由于李士翱和田顼的赏识赞誉，更让他成为在整个湖广地区尽人皆知的人物。
13岁，张居正遇见了湖广巡抚顾璘。这一年，年少风光的张居正报名参加了乡试。时任湖广巡抚同时也是江南才子的顾东桥怜惜张居正的才华，认为刚过童试便马上挑战乡试的张居正应该多加磨砺心性，巩固知识以便在下一次考试获得好的名次。在与张居正交谈时解下犀带赠予他，并说“希望你树立远大的抱负，做伊尹、颜渊，不要只做一个少年成名的举人”，所以加以阻挠而使其落榜。三年后，16岁的张居正顺利通过乡试，成为一名少年举人。
23岁，张居正考中进士，中二甲第九名进士，授庶吉士，遇见了日后的恩师徐阶。张居正入翰林院学习的时候，内阁重臣徐阶是他的教习。徐阶本身就重视经邦济世的学问，在其引导下，张居正努力钻研朝章国故，为他日后走上政治舞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逐步走上了“进士—翰林—大学士—首辅”的政治道路。
曲线往上的政治道路
张居正以庶吉士身份进入翰林院学习，彼时内阁正在进行激烈的政治斗争，作为内阁重臣徐阶的学生，他知道的政治内幕更多、更深刻。
年轻的张居正在嘉靖二十九年的时候请病假回到了故乡。他是抱着远离政治的心态离开了京师，决定去体验一下山川豪迈、世间风景。但他终不只是“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的书生，更是被“贵人”们寄予厚望的关心国家发展的有志之士。在一路游山玩水中，他看到更多的是“田赋不均，贫民失业，民苦于兼并”。三年后，他决定回到政坛，通过有利的政治手段实现理想。
彼时内阁权利交替，严嵩把持朝政的后期，礼部尚书徐阶已升授大学士，作为严嵩之下的第一人，当严嵩倒台后，徐阶顺利继任了首辅。张居正辅助他的老师共同起草世宗遗诏，纠正了世宗时期的修斋建醮、大兴土木的弊端，为因冤案获罪的勤勉朝臣恢复宫职，受到了朝野上下的普遍认同，同时也获得了相当的声望。随后，作为现任首辅的左膀右臂，张居正的官阶晋升之路可以称之为扶摇直上。
1564年，徐阶推荐张居正为裕王朱载垕（即明朝第十二位皇帝明穆宗）的侍讲侍读。这一步在张居正的职场生涯尤为关键，在裕王府邸期间，他又任国子监司业一职，接触到了大量未来大明官员的候选人，为人脉圈打下了坚实基础，可以说此时的张居正既站队正确又前景光明。
两年后，张居正掌翰林院事。1567年，张居正以裕王旧臣的身份擢为吏部左侍郎兼东阁大学士，进入内阁，参与朝政。4月，又改任礼部尚书、武英殿大学士，后迁任内阁次辅，为吏部尚书、建极殿大学士。
虽然1568—1572年间张居正周围的政治环境风云变幻，但未来首辅在政治方面无疑是有天赋的。首先是老师徐阶退休，接着，老师的对手高拱重新控制了内阁大权兼掌吏部事务，张居正作为徐阶亲信身份必然会受到刁难和打压。
面对政见立场不一致的上司，张居正采用迂回政策，联合司礼监秉笔太监冯保向万历生母李太后进谗言，让李太后认为高拱危及小皇帝万历的地位，最后由太后下令以“专政擅权”之罪令高拱回原籍。
1572年，万历皇帝继位，47岁的张居正，名正言顺成为内阁首辅，开始了他长达十年的光辉职涯。
在其位，谋其政
我们从历史教材里的关于张居正评价只有短短的一段：“面对明朝中后期内外交困的局面，内阁首辅张居正变法革新，力挽狂澜，奇迹般地在北疆化干戈为玉帛，并一举扭转“神运鬼输，亦难为谋”的财政危机。然而，张居正死后却遭削夺官秩，抄没家产的厄运。对张居正改革成败及身后毁誉进行探究批判，将使我们获得深刻的历史教益。”
而他的工作或者说是功绩，要从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巩固国防。1570年，鞑靼首领俺答汗进攻大同，计划称帝。张居正通过大同巡抚方逢时和宣大总督王崇古收集信息、指挥方略，一方面奏疏皇上纳降，另一方面授意祟古作好战事准备并以其孙要挟，俺答终于被迫妥协。其后，平安护送俺答汗的孙子安然归家并签署协议友好相处。次年，明穆宗在居正等人的力劝下，诏封俺答为顺义王，并在沿边三镇开设马市，与鞑靼进行贸易，明朝北方边防得以巩固。
第二，整顿吏治。张居正推行“考成法”，明确职责。以六科控制六部，再以内阁控制六科。对于要办的事，从内阁到六科，从六科都到衙门，层层考试，做到心中有数。改变了以往“上之督之者虽谆谆，而下之听之者恒藐藐”的拖拉现象。考成法的实行，提高了各级部门的办事效率，而且明确责任，赏罚分明，从而使朝廷发布的政令“虽万里外，朝下而夕奉行”。张居正整饬吏治的目的主要还是“富国强兵”，这条红线贯穿于他的改革之始终，实行考成法的最大收获也正在于此。
第三，赋税改革，改善财政。主要措施是清查土地和实行“一条鞭法”。清查土地从万历六年开始，皇帝下令在全国进行土地的重新丈量，清查漏税的田产，到万历八年，统计全国查实征粮土地达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比弘治时期增加了近三百万顷，朝廷的赋税也大大增加。“一条鞭法”则更为大家熟悉，高中教科书有写，删繁就简，主要是统一征收土地征收税和徭役，使国家容易掌握，百姓明白易知，防止官吏从中贪污，在此就不一一详述了。
张居正的政治改革方案核心就是整饬吏治，富国强兵。明确地把解决国家“财用大匮”作为自己的治国目标，真正做到了“在其位，谋其政”。
世间已无张居正
在如今以结果为导向的职场里，跌宕起伏的过程可能没有那么多人记住，但是好的成果必然能获得大家的信赖。
张居正的才干可以体现在一些数据上，张居正之前的16世纪的明王朝，几乎完全没有储备，各地往往因为军饷发放不到位而引起军队哗变，甚至巡抚被杀等恶性事件，国家国库空虚，在边防及大型工程方面，一无所为。
张居正死前不久，北京粮仓有足够的存量以满足此后九年的需要。除非在紧急时刻不能支取的太仓库储藏室里的存款增加到600多万两银子。太仆寺保存到400万两，南京库房增加到250万两，广西、浙江、四川省库平均存款在15万至80万两之间。
他任用戚继光等裙带关系，让这些将军、能吏在职十年之久，保持了政策的稳定，坚定的贯彻了其个人意志；他启用有事业心，能做事，实干有革新精神的能吏，而且在中央层面，给予他们充分的信任和支持；他给帝国各地的下属小弟写私信，授之方案，然后作为皇帝顾问，批准自己的政策；他没日没夜，十年如一日的在大情小事上为这个暮日帝国操劳，补救这个腐朽的官僚机器，为明帝国带出了一批有才华的人士，也带来了久违的效率。
人无完人，张居正也因为一些原因被后人诟病。
他的改革不彻底，甚至说他只是在靠一己之力进行修补。作为内阁首辅，限于明朝政治治理框架，他没有立法权，不能创撤机构，甚至无法修改官员薪俸安排。作为名不正言不顺的内阁首辅，“通识时变，勇于任事”的张居正要做事，必然要“弄权”，祖宗制度不可改，那只有靠个人“威望”来号令百官了。他当政期间，对全国官员施加了强大的压力，整个明帝国官僚系统的效率是被他靠个人能力硬压出来的。当然，他死后，这种反弹是空前的，他的身后名声也就不可能好。
人们说他生活腐化，贪恋钱财。据刑部当时所列的清单，张居正死后查抄张家所获，共计为：黄金2400两、白银17700两、金器3710两、金首饰900两、银器5200两、银首饰10000两，另有玉带16条等等。这与神宗原先的估计相去甚远。张家的财产，后来被运到了北京，共110抬，并没有什么值得注目的珍品。据估算，若是把张家的总资产折合成白银，大约只有严嵩的十分之一二；而与冯保相比，还不到其十分之一。
总的来说，他是一位独一无二的经理人，辅佐万历皇帝朱翊钧开创了“万历新政”，延续了明王朝半个世纪的气脉。
资料来源：知乎、百科、《万历十五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