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亚“珍珠与刺激”网站10月15日文章，原题：中国，我怎么害怕你？让我道来一种根深蒂固的恐惧正令（澳大利亚）试图恢复与中国关系正常化的任何可能行动复杂化。
正如保罗·基廷最近所说，澳大利亚贸易路线易受自然灾害或全球政治变化破坏，“这使我们恐惧。”我们不知道谁是真正的朋友。事实上，澳外交政策在保卫这片大陆同帮助盟友打仗之间摇摆不定。遥远的战争并没保护澳土地，而是增加了我们的脆弱性。难怪我们感到不安全。
知名经济学家海因茨·阿尔恩特说：“多数澳大利亚人仍对亚洲人抱有隐约的恐惧和怀疑。澳媒以亚洲人权卫士自居，却很少错过冒犯我们亚洲邻国的机会。”
50年前，惠特拉姆决定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标志着澳外交政策的根本转变。他在给澳首任驻华大使的指示中写道：“我们寻求与中国建立一种基于友谊、合作和互信的关系，类似于我们和其他大国已经或寻求建立的关系。”惠特拉姆的愿景被马尔科姆·弗雷泽所继承，后者成立了澳中理事会，为两国关系发展出谋划策。今天，我们更需要这种忠告。
1973年我在当时的海外贸易部负责处理公众有关中国信件的任务。收到关于建交后可能带来的贸易机会的大量评论和建议。有人说中国人很会用筷子，因此容易教他们使用编织针和澳大利亚羊毛织毛衣。由此可见当时（澳大利亚）对与中国关系的天真热情。后来，当中国从市场转变为重要的地区甚至全球大国时，澳公众态度发生变化。
西方人有种不切实际的期望：随着变富，中国会更像我们。但北京领导人决定中国不会变得像西方，强调中国是不同的、独特的。这让我们震惊。我们害怕不同，所以害怕中国。了解文化对争议双方的影响是必要的，最重要的是要给予双方平等的地位。在对华关系中，我们应试着去理解中国重视什么，包括对领土完整和国家统一的强调。我们无需放弃民主和人权价值，但可以丢掉一些“恐惧”。（作者梅卓琳是澳大利亚驻华大使馆前文化参赞，乔恒译）
